中日民间人士摆6830双鞋 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

2010/8/16 8:29:25 作者:nvwu 来源:女物情感网
来自山东的二战受难劳工遗属第三代,在烈日下摆放纪念祖父辈的布鞋。让木越女士自豪的一段历史是,1960年代,日本合并行政区划,而花冈町的山本町长对合并提出的唯一一个条件,就是保留中国劳工“花冈暴动”的慰灵碑。这位老人正是两幅画的作者、唯一一位承认加害二战中国劳工的日本人,87岁的画家志村墨然人先生。

中日民间人士摆6830双鞋 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

  来自山东的二战受难劳工遗属第三代,在烈日下摆放纪念祖父辈的布鞋。 本报记者 庄庆鸿摄

中日民间人士摆6830双鞋 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

  在特别展厅,87岁的日本画家志村墨然人站在自己的展出画作《悲愤》前,他也曾是画上手拿皮鞭、虐待中国劳工的监工。 本报记者 庄庆鸿摄

  本报记者 庄庆鸿  

  8月14日,6830双布鞋整整齐齐地摆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广场上,以纪念6830位在日死难劳工。每一双布鞋的背后都是一个被撕裂的家庭。

  这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活动的内容之一。

  摆放这些布鞋的数十人是在抗日战争中被强掳的中国劳工家属、日本友人和志愿者。在这支一律身着黑衣的队伍里,有微驼谢顶的白须老人,黝黑的脸上刻着皱纹;也有打耳钉、烫卷发的少年少女;有中年发福的山东大老爷们;也有白帽长裙、用日语交谈着的瘦削女士。他们表情严肃,都穿着同一件黑T恤,印有白字“不能忘却的历史”和几个瘦骨嶙峋、挣扎着的人,这让他们几乎化成了一个符号。

  从1943年到1945年,日本共强行绑架169批中国劳工到日本135个工地从事重体力劳动,共计38936人。6830这个死亡人数来自日本外务省1946年的统计。

  6830双布鞋,20490次弯腰

  摆放布鞋的行动从下午4时30分开始。

  “大家听好,每一排放40双鞋,放在台阶边上,鞋跟靠拢,都摆成八字型。”组织者王红在广场上顶着大太阳喊,“每双鞋都是我们的老人,鞋里放上些石子,免得被风吹跑!”

  纪念馆的广场是两指节长的粗石子铺就的。在烈日下,抓起每一把粗石子,石子都是发烫的。

  没有人撑伞,没有人抱怨石头烫。有老人往每只鞋里放了特别满的石子,还问:“这放在台阶上,鞋跟是要突出1厘米,还是5厘米?”

  在广场摆鞋原本预计一个小时完成。但一个小时之后,刚摆满了数十级长台阶。夕阳西下,已经有老人干不动了,坐在箱子上扇风休息。

  为了加快速度,人们排成一排,每人拎两双鞋,两头拉起一条长长的尼龙绳,喊一声“好嘞”就把绳子贴在地面,每个人迅速把鞋跟靠在绳子边上,再抓几把石头放进鞋里,然后再移动到下一排,仿佛插秧。

  一条绳仿佛插秧的“战线”,有人退到旁边休息,或者动作略迟钝,就露出了没放上鞋的空档。即使在夜幕下,也足以看清,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先生默默弯腰,拿起几双鞋,走上前填上了空缺。他是70多的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先生。

  53岁的韩建国在100多米长的绳前不停地左右打着来回,喊着口号,就着微弱的天光检查绳子有没有歪斜。他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他的父亲于1944年被日本兵强行掳走时只有19岁,在日本被强制劳动近一年。

  “1945年被遣返时,我爸在天津下的船,从天津活生生走回山东啊,我现在开车都要4个小时……”这位干了一辈子公安的汉子说话的时候哽咽了,拿毛巾捂住了眼睛。“我爸是名军人,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但他在世时始终很少提起劳工那时候,因为太痛苦了,他不想说。老人1985年去世时才59岁,医生诊断食道癌,原因是年轻时落下的。”

  从箱子里拆出来的布鞋放得越来越乱,有个女孩发现了,气得直喊:“这双鞋顺了!都是右脚啊!那双也是,还一只大一只小!”

  面前的大叔都说:“姑娘,赶快摆吧,看不太出来……”

  但她瞪着眼把摆好了的鞋都拎出来,重重扔到后面,说:“这都得重来!”

  韩建国还不到20岁的女儿也参加了摆鞋的活动。借着手电光,她把一堆乱码黑鞋的白布底一只只亮了出来,嘴里念叨:“39码,左脚,这只41码,这只也39码对上了……”每对上一双,她就给摆鞋的人送上一双。

  这次来南京,女儿的态度出乎韩建国的意料。

  “因为记得牢的就是我们这代,我估计她就是来随便看看,但是摆鞋也好,看展览也好,我观察她态度都很认真,真不错。”这位父亲说,“天太热,她本来想穿牛仔短裤来的,我告诉她说不行,这是严肃的场合。最后她也穿了长裤。昨天她戴了顶红帽檐的帽子,今天自己就不戴了。”

  到晚上8时零7分,6830双鞋全部摆放整齐。

  每摆一双鞋都要弯3次腰,从箱子里拆开取出来弯一次腰,送到预定位置放下弯一次腰,下一个人把鞋翻过来八字摆好、放入石子弯一次腰。

  6830双鞋,20490次弯腰。

  摆鞋的日本人

  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的白发苍苍的日本人,经常被习惯性地认为是来忏悔的日本老兵。但这次摆鞋队伍中的15名日本人,却一个也不是。

  京都龙谷大学人类科学宗教综合研究中心的中村尚司教授今年72岁,祖辈并没有在战时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他父亲的弟弟曾在二战期间参军,去的是越南战场。“日本宣布战败的时候,我才6岁。小小的我头脑里还以为这是一场和美国的战争。”

  上世纪,中村教授曾经受邀作为研究者去往中越战场,也曾受朝鲜邀请随团去过平壤。但他说到这些时摇摇头,认为这些并不算“真正的了解”。

  “要想两国、两个民族真正互相了解,我们这些‘小人物’、平民也不能不行动。所以在草根层面,日本人不能不这样到中国来看,中国人也不能不去日本看看,不了解历史是不行的。”中村教授嗓子沙哑地说。

  一头短短白发的木越阳子女士,是2002年成立的花冈和平纪念会成员,参加声援花冈受难中国劳工的行动已经20多年了。说到在花冈受难的中国劳工,她脱口而出:“共986人,419人死亡,是日本全国死亡人数最多的工厂。”

  “花冈是个由矿山构成的小镇子,我就是在这个小小的矿山镇子上出生、长大的。父母都是在矿山工作,不过那时已是战后了。我是1949年出生的,正好和你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大呢。”摆鞋的休息间隙,她对记者回忆说。

  1944年6月30日晚,无法忍受残酷虐待的中国劳工发动了记入史册的“花冈暴动”。

  当天晚上四处逃跑的中国人被抓回,第二天集中于广场上,花冈的普通民众亲眼目睹了中国人遭受毒打和屠杀,当时也有居民和警察、宪兵一起殴打中国人。

  “花冈人通常对这一惨剧缄口不语,因为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是‘犯罪者’、加害者,即使你没有打人、杀人,可能你的邻居、弟弟就这么干了。被打的人会愿意说当时被打得多么狠,而打人者通常就不愿意提打人这回事,就像战后的中国和日本。”木越女士说。

  在战后开采时,花冈人挖到了战时填埋的旧坑洞,发现了不少中国劳工被填埋的骨骸。当时都没有报道,历史教科书上也没有提及,所有人大为吃惊。由此发起了中国死难劳工的遗骨发掘运动和遗骨归还回国活动。

  让木越女士自豪的一段历史是,1960年代,日本合并行政区划,而花冈町的山本町长对合并提出的唯一一个条件,就是保留中国劳工“花冈暴动”的慰灵碑。

  “这样的慰灵碑,在全日本都是很少见的。”它在1963年11月由日本各界友人募捐,在花冈町十濑野公园建造。碑正面刻着“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十个大字,被高大的树木所环绕。木越女士每年都会看到,从海那一边来的遗属摸着碑上刻的中国人名字,说着“我现在已经比父亲当年的岁数还大了,也有孙子了”,扑在碑上放声大哭。还有人一看到就说不出话来,崩溃地跌坐在地上……

  截至2009年,花冈和平纪念会向日本全国募捐到约4000万日元,今年4月还成立了花冈事件和平纪念馆。

  山本润子是日本最大的全国性报纸之一《朝日新闻》的编辑,40岁出头,算是此次来华的日本人里相当年轻的一位。但她不是为了采访而来。

  “因为采访和摆鞋不能兼顾,这次我不是作为记者,而是作为一个‘人’来的。好像说得太伟大了,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好……”她微笑着说。

  “更想让日本人知道这些”

  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不能忘却的历史纪念抗日战争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特别展览”今天也在南京开幕。展览作品中有两幅格外醒目的黑白大画,画面中中国劳工们正被赤条条地吊在木桩上鞭打,众多食腐的乌鸦停在骨骸前,有精瘦的劳工侧坐。

  这两幅画前面站着一位个子不高、戴眼镜、白胡子浓密的日本老人。

  他喊住一位陌生的女士:“您是日本人吗?”对方点头后,他便讲起了历史:“昭和29年(即1954年——记者注)归还遗骨时,由于死的八十多人没有被正式安葬,而是随地掩埋,早就无法找全遗骨,凑数的假骨里竟然有狗骨头、猪骨头,此事被揭露,全国震惊了……”

  听到那位女士哽咽着回答“我是一名老师,回去以后一定把***都告诉孩子们……”,老者不断点着头,咧嘴笑了。

  这位老人正是两幅画的作者、唯一一位承认加害二战中国劳工的日本人,87岁的画家志村墨然人先生。

  志村墨然人1923年生于日本北海道,1945年在日本鹿岛公司玉川营业所做辅导员(对监工的特定称呼——记者注),曾犯下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

  他回忆时说得非常清晰:“在玉川的中国劳工从事的是选矿作业,劳动强度非常大,却没有受到人类应有的待遇。当时我们让他们吃猪食一样的食物,睡觉和大小便全都在一间屋里,为防止逃跑还要落锁,窗口装了栏杆,只能投进一点光……我们这些辅导员也经常毒打甚至吊起来拷问中国劳工,死了就用火烧掉。在烧掉的17名死亡中国劳工中,我就直接参与焚烧了15名。”

  当志村回来走访时,当时中国劳工们住的“泰山寮”,位于“发足村”,在50年的风雨中已经腐朽,而人们肩挑沉重的网篮往返的痕迹也被草木全部掩盖,完全消失了。

  而让心怀负罪感的老人愕然的是,关于强掳中国人的记述,在当地村镇史志中,一行也没有!

  “比起中国人,我更想让日本人知道这些!”他在自己的画前高声说。

  “战后日本政府都否认这段加害历史,加害的企业因为遣返强掳的中国人,而从国家得到大笔的补偿金和优惠措施,却装做不知道!个个都只盼望着‘都过去了,大家快点全都忘记吧’,这个态度让我激愤了!”老人高声地说,胡子颤抖,“我也曾经怕提及这段历史,因为感到了‘耻’,但是我开始站出来说、作画,也正是因为‘耻’。”

  在他的画里,瘦骨嶙峋的劳工有非常强烈的眼神。“劳工的眼睛,现在还刻在我的心里。”

  “您画作中的场景,是否有艺术加工的成分?”记者问。

  “这不是艺术,这是记录!所有这些场景,都是我这双眼看到的。”老人不断点着自己的眼睛,“我从15年前开始画,既没有人拜托我,也没有金钱的回报。就算我画艺不精,但是我能做的就是画,把我看到过的一切画出来,这是我的赎罪。”

  当志村墨然人第一次见到劳工遗属时,占据脑海唯一的想法就是:“什么都别说,总之先道歉!”而遗属对他画出了自己没亲眼见过的历史表示了感谢。

  “如果不继续鞭打这副老躯继续画,就不能实现60年前的补偿和自责,我的‘战后时期’也就不会结束。”老先生说。

  “别只有遗族,全亚洲青年人要团结起来”

  今年34岁的张恩龙,是劳工遗属的第三代。“我爷爷叫张金亭,他是1944年洛阳战役中被日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在花冈强迫劳动时是劳工里的‘中队长’,跟着‘大队长’耿淳一起发动了花冈劳工暴动。”

  “战后我爷爷没有马上回国。因为盟军在横滨审判B、C级战犯,我爷爷作为证人留在日本。就在这期间,认识了我奶奶。她是日本人。”他推推眼镜,说得很自然。

  他本人自小从祖母那里学了些日语,也曾去日本留学3年。2004年,他接过了父亲的担子,开始参加每年6月30日花冈劳工暴动纪念等活动。

  张恩龙坦承,现在为二战受害劳工奔走呼吁的中国人,大都是受害者的亲人、律师。“这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要是我们都遗忘了,谁还来记住?”

  “现在年轻人即使有感情,也是浅的、暂时的。有时参加活动,小孩即兴发言都非常好,但是出来一会儿就忘到脑后了,又是嘻嘻哈哈的,我们这一代就都比较肃穆。”韩建国说。

  “我了解后就一直认为,花冈劳工精神是民族精神。因为在异国他乡,所有的中国人团结在一起,起义前都下决心,万一到了不得已的关头就跳海自杀,宁死不屈!这样的异国劳工起义,在全世界是头一遭,这样的精神,中国年轻一代应该知道。”韩建国反复说。

  但在今天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韩建国发现了一个让他高兴的现象。“我特地观察了一下,这个特殊的日子来参观的年轻人特别多,大概足足有八成,这样的大热天都来,真好。”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的今天,中国人和日本人聚集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平广场,举行“南京国际和平集会”,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杀中的30多万名罹难者,祈祷世界和平。参加集会的有纪念馆方面的人员及历史研究学者,以及来自日本的铭心会、神户·南京心连心会等友好访华团体。

  在开幕式的尾声,一位大鼻子的黝黑中年男子走上前来。他名叫林广财,是来自台湾屏东县玛家乡佳义部落的排湾族人,参与过“还我祖灵”运动。

  在悠扬的前奏后,穿黄宽边民族背心、头围民族彩带的他低沉地唱起了在场几乎无人能懂的语言:“Mi yo me,He he ya a wei……”

  《Miyome》是一首阿里山邹族人的传统歌谣,为追念去世的祖先及亲人,在丧礼或是祭祖时所唱。歌曲的邹族语意思是:“月亮啊,请你照亮亡魂回家的路途……”

  不少来参观的群众游客驻足不走,听着这首哀伤又悠扬的歌,有人眼泪轻轻浮上眼眶。

  著名的台湾少数民族***代表高金素梅也来到了现场。这也正是她们2008年到靖国神社要求归还台湾少数民族居民祖灵时,面对着日本保安警察的防线,高举拳头所合唱的歌。

  她发言说:“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可能没办法看到申诉成功,但是我相信,凡走过必留下痕迹,相信透过我们这些活动,会有孩子记住我们的历史。通过活动来让日本的年轻人、韩国的年轻人都参与进来,来认识历史。”

  她反驳了部分台独人士对她的批评。“我孤身一人,又语言不通,要是没有无私的日本义务律师、日本热心朋友的支援,我是不可能到日本去抗议的。那么大家怎么看待帮助我们的这些日本朋友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之间建立的坚定的友谊,叫做和平的友谊,这才是真正的友谊。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我破坏了台日之间的友谊。”

  她记得,有一次展示完毕后,一位日本女性上来抱着她哭,说:“以前从来不知道,对不起,请你原谅。”高金素梅最后说:“我原谅你。我希望我们的友谊从此开始。”

  “历史是可以被原谅的,但绝不可以被遗忘,更不可以被扭曲。”她向着台下的众多中日友人大声说。

  最后,高金素梅女士呼吁道:“我希望向日本政府呼吁的力量不要仅仅限于被害人的遗族。我们应该更加团结,全亚洲人民团结起来。我要强调我们不是为了反日,不要再制造仇恨,我们要给日本政府面对历史的勇气,这样他们才会真正得到全亚洲人民的友谊。最近日本首相菅直人为什么要向韩国道歉?其实他们清楚地知道,亚洲的友谊有多么重要。现在的友谊是心虚的友谊,因为这段历史还没有和解,也还没有被具体的行动化解!”

  “所以,孩子们,请记取这段历史,但是不要有仇恨。有任何机会请来看看展览,也许它会给你感动,给你力量共同来参与。我们要让日本人认识到,我们的活动是为了和平,不再有战争,就必须要面对历史,我们不是为了反日。”

  “日本年轻人不太关心历史,不是他们没有良知,是因为绝大部分人没有看到过我们的照片和事实,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活动可以让更多的日本年轻人加入。我一向对人性是非常有信心的。有不少日本年轻人害怕来到中国大陆,所以中国的年轻人也应该适时伸出友好的手,告诉他们我们要的是日本政府正视历史,而不是仇日。”高金素梅说。

  本报南京8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