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民间人士摆6830双鞋 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

　　来自山东的二战受难劳工遗属第三代，在烈日下摆放纪念祖父辈的布鞋。 本报记者 庄庆鸿摄

　　在特别展厅，87岁的日本画家志村墨然人站在自己的展出画作《悲愤》前，他也曾是画上手拿皮鞭、虐待中国劳工的监工。 本报记者 庄庆鸿摄

　　本报记者 庄庆鸿 　

　　8月14日，6830双布鞋整整齐齐地摆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广场上，以纪念6830位在日死难劳工。每一双布鞋的背后都是一个被撕裂的家庭。

　　这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活动的内容之一。

　　摆放这些布鞋的数十人是在抗日战争中被强掳的中国劳工家属、日本友人和志愿者。在这支一律身着黑衣的队伍里，有微驼谢顶的白须老人，黝黑的脸上刻着皱纹；也有打耳钉、烫卷发的少年少女；有中年发福的山东大老爷们；也有白帽长裙、用日语交谈着的瘦削女士。他们表情严肃，都穿着同一件黑T恤，印有白字“不能忘却的历史”和几个瘦骨嶙峋、挣扎着的人，这让他们几乎化成了一个符号。

　　从1943年到1945年，日本共强行绑架169批中国劳工到日本135个工地从事重体力劳动，共计38936人。6830这个死亡人数来自日本外务省1946年的统计。

　　6830双布鞋，20490次弯腰

　　摆放布鞋的行动从下午4时30分开始。

　　“大家听好，每一排放40双鞋，放在台阶边上，鞋跟靠拢，都摆成八字型。”组织者王红在广场上顶着大太阳喊，“每双鞋都是我们的老人，鞋里放上些石子，免得被风吹跑！”

　　纪念馆的广场是两指节长的粗石子铺就的。在烈日下，抓起每一把粗石子，石子都是发烫的。

　　没有人撑伞，没有人抱怨石头烫。有老人往每只鞋里放了特别满的石子，还问：“这放在台阶上，鞋跟是要突出1厘米，还是5厘米？”

　　在广场摆鞋原本预计一个小时完成。但一个小时之后，刚摆满了数十级长台阶。夕阳西下，已经有老人干不动了，坐在箱子上扇风休息。

　　为了加快速度，人们排成一排，每人拎两双鞋，两头拉起一条长长的尼龙绳，喊一声“好嘞”就把绳子贴在地面，每个人迅速把鞋跟靠在绳子边上，再抓几把石头放进鞋里，然后再移动到下一排，仿佛插秧。

　　一条绳仿佛插秧的“战线”，有人退到旁边休息，或者动作略迟钝，就露出了没放上鞋的空档。即使在夜幕下，也足以看清，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先生默默弯腰，拿起几双鞋，走上前填上了空缺。他是70多的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先生。

　　53岁的韩建国在100多米长的绳前不停地左右打着来回，喊着口号，就着微弱的天光检查绳子有没有歪斜。他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他的父亲于1944年被日本兵强行掳走时只有19岁，在日本被强制劳动近一年。

　　“1945年被遣返时，我爸在天津下的船，从天津活生生走回山东啊，我现在开车都要4个小时……”这位干了一辈子公安的汉子说话的时候哽咽了，拿毛巾捂住了眼睛。“我爸是名军人，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但他在世时始终很少提起劳工那时候，因为太痛苦了，他不想说。老人1985年去世时才59岁，医生诊断食道癌，原因是年轻时落下的。”

　　从箱子里拆出来的布鞋放得越来越乱，有个女孩发现了，气得直喊：“这双鞋顺了！都是右脚啊！那双也是，还一只大一只小！”

　　面前的大叔都说：“姑娘，赶快摆吧，看不太出来……”

　　但她瞪着眼把摆好了的鞋都拎出来，重重扔到后面，说：“这都得重来！”

　　韩建国还不到20岁的女儿也参加了摆鞋的活动。借着手电光，她把一堆乱码黑鞋的白布底一只只亮了出来，嘴里念叨：“39码，左脚，这只41码，这只也39码对上了……”每对上一双，她就给摆鞋的人送上一双。

　　这次来南京，女儿的态度出乎韩建国的意料。

　　“因为记得牢的就是我们这代，我估计她就是来随便看看，但是摆鞋也好，看展览也好，我观察她态度都很认真，真不错。”这位父亲说，“天太热，她本来想穿牛仔短裤来的，我告诉她说不行，这是严肃的场合。最后她也穿了长裤。昨天她戴了顶红帽檐的帽子，今天自己就不戴了。”

　　到晚上8时零7分，6830双鞋全部摆放整齐。

　　每摆一双鞋都要弯3次腰，从箱子里拆开取出来弯一次腰，送到预定位置放下弯一次腰，下一个人把鞋翻过来八字摆好、放入石子弯一次腰。

　　6830双鞋，20490次弯腰。

　　摆鞋的日本人

　　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的白发苍苍的日本人，经常被习惯性地认为是来忏悔的日本老兵。但这次摆鞋队伍中的15名日本人，却一个也不是。

　　京都龙谷大学人类科学宗教综合研究中心的中村尚司教授今年72岁，祖辈并没有在战时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他父亲的弟弟曾在二战期间参军，去的是越南战场。“日本宣布战败的时候，我才6岁。小小的我头脑里还以为这是一场和美国的战争。”

　　上世纪，中村教授曾经受邀作为研究者去往中越战场，也曾受朝鲜邀请随团去过平壤。但他说到这些时摇摇头，认为这些并不算“真正的了解”。

　　“要想两国、两个民族真正互相了解，我们这些‘小人物’、平民也不能不行动。所以在草根层面，日本人不能不这样到中国来看，中国人也不能不去日本看看，不了解历史是不行的。”中村教授嗓子沙哑地说。

　　一头短短白发的木越阳子女士，是2002年成立的花冈和平纪念会成员，参加声援花冈受难中国劳工的行动已经20多年了。说到在花冈受难的中国劳工，她脱口而出：“共986人，419人死亡，是日本全国死亡人数最多的工厂。”

　　“花冈是个由矿山构成的小镇子，我就是在这个小小的矿山镇子上出生、长大的。父母都是在矿山工作，不过那时已是战后了。我是1949年出生的，正好和你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大呢。”摆鞋的休息间隙，她对记者回忆说。

　　1944年6月30日晚，无法忍受残酷虐待的中国劳工发动了记入史册的“花冈暴动”。

　　当天晚上四处逃跑的中国人被抓回，第二天集中于广场上，花冈的普通民众亲眼目睹了中国人遭受毒打和屠杀，当时也有居民和警察、宪兵一起殴打中国人。

　　“花冈人通常对这一惨剧缄口不语，因为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是‘犯罪者’、加害者，即使你没有打人、杀人，可能你的邻居、弟弟就这么干了。被打的人会愿意说当时被打得多么狠，而打人者通常就不愿意提打人这回事，就像战后的中国和日本。”木越女士说。

　　在战后开采时，花冈人挖到了战时填埋的旧坑洞，发现了不少中国劳工被填埋的骨骸。当时都没有报道，历史教科书上也没有提及，所有人大为吃惊。由此发起了中国死难劳工的遗骨发掘运动和遗骨归还回国活动。

　　让木越女士自豪的一段历史是，1960年代，日本合并行政区划，而花冈町的山本町长对合并提出的唯一一个条件，就是保留中国劳工“花冈暴动”的慰灵碑。

　　“这样的慰灵碑，在全日本都是很少见的。”它在1963年11月由日本各界友人募捐，在花冈町十濑野公园建造。碑正面刻着“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十个大字，被高大的树木所环绕。木越女士每年都会看到，从海那一边来的遗属摸着碑上刻的中国人名字，说着“我现在已经比父亲当年的岁数还大了，也有孙子了”，扑在碑上放声大哭。还有人一看到就说不出话来，崩溃地跌坐在地上……

　　截至2009年，花冈和平纪念会向日本全国募捐到约4000万日元，今年4月还成立了花冈事件和平纪念馆。

　　山本润子是日本最大的全国性报纸之一《朝日新闻》的编辑，40岁出头，算是此次来华的日本人里相当年轻的一位。但她不是为了采访而来。

　　“因为采访和摆鞋不能兼顾，这次我不是作为记者，而是作为一个‘人’来的。好像说得太伟大了，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好……”她微笑着说。

　　“更想让日本人知道这些”

　　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不能忘却的历史纪念抗日战争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特别展览”今天也在南京开幕。展览作品中有两幅格外醒目的黑白大画，画面中中国劳工们正被赤条条地吊在木桩上鞭打，众多食腐的乌鸦停在骨骸前，有精瘦的劳工侧坐。

　　这两幅画前面站着一位个子不高、戴眼镜、白胡子浓密的日本老人。

　　他喊住一位陌生的女士：“您是日本人吗？”对方点头后，他便讲起了历史：“昭和29年(即1954年——记者注)归还遗骨时，由于死的八十多人没有被正式安葬，而是随地掩埋，早就无法找全遗骨，凑数的假骨里竟然有狗骨头、猪骨头，此事被揭露，全国震惊了……”

　　听到那位女士哽咽着回答“我是一名老师，回去以后一定把***都告诉孩子们……”，老者不断点着头，咧嘴笑了。

　　这位老人正是两幅画的作者、唯一一位承认加害二战中国劳工的日本人，87岁的画家志村墨然人先生。

　　志村墨然人1923年生于日本北海道，1945年在日本鹿岛公司玉川营业所做辅导员(对监工的特定称呼——记者注)，曾犯下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

　　他回忆时说得非常清晰：“在玉川的中国劳工从事的是选矿作业，劳动强度非常大，却没有受到人类应有的待遇。当时我们让他们吃猪食一样的食物，睡觉和大小便全都在一间屋里，为防止逃跑还要落锁，窗口装了栏杆，只能投进一点光……我们这些辅导员也经常毒打甚至吊起来拷问中国劳工，死了就用火烧掉。在烧掉的17名死亡中国劳工中，我就直接参与焚烧了15名。”

　　当志村回来走访时，当时中国劳工们住的“泰山寮”，位于“发足村”，在50年的风雨中已经腐朽，而人们肩挑沉重的网篮往返的痕迹也被草木全部掩盖，完全消失了。

　　而让心怀负罪感的老人愕然的是，关于强掳中国人的记述，在当地村镇史志中，一行也没有！

　　“比起中国人，我更想让日本人知道这些！”他在自己的画前高声说。

　　“战后日本政府都否认这段加害历史，加害的企业因为遣返强掳的中国人，而从国家得到大笔的补偿金和优惠措施，却装做不知道！个个都只盼望着‘都过去了，大家快点全都忘记吧’，这个态度让我激愤了！”老人高声地说，胡子颤抖，“我也曾经怕提及这段历史，因为感到了‘耻’，但是我开始站出来说、作画，也正是因为‘耻’。”

　　在他的画里，瘦骨嶙峋的劳工有非常强烈的眼神。“劳工的眼睛，现在还刻在我的心里。”

　　“您画作中的场景，是否有艺术加工的成分？”记者问。

　　“这不是艺术，这是记录！所有这些场景，都是我这双眼看到的。”老人不断点着自己的眼睛，“我从15年前开始画，既没有人拜托我，也没有金钱的回报。就算我画艺不精，但是我能做的就是画，把我看到过的一切画出来，这是我的赎罪。”

　　当志村墨然人第一次见到劳工遗属时，占据脑海唯一的想法就是：“什么都别说，总之先道歉！”而遗属对他画出了自己没亲眼见过的历史表示了感谢。

　　“如果不继续鞭打这副老躯继续画，就不能实现60年前的补偿和自责，我的‘战后时期’也就不会结束。”老先生说。

　　“别只有遗族，全亚洲青年人要团结起来”

　　今年34岁的张恩龙，是劳工遗属的第三代。“我爷爷叫张金亭，他是1944年洛阳战役中被日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在花冈强迫劳动时是劳工里的‘中队长’，跟着‘大队长’耿淳一起发动了花冈劳工暴动。”

　　“战后我爷爷没有马上回国。因为盟军在横滨审判B、C级战犯，我爷爷作为证人留在日本。就在这期间，认识了我奶奶。她是日本人。”他推推眼镜，说得很自然。

　　他本人自小从祖母那里学了些日语，也曾去日本留学3年。2004年，他接过了父亲的担子，开始参加每年6月30日花冈劳工暴动纪念等活动。

　　张恩龙坦承，现在为二战受害劳工奔走呼吁的中国人，大都是受害者的亲人、律师。“这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要是我们都遗忘了，谁还来记住？”

　　“现在年轻人即使有感情，也是浅的、暂时的。有时参加活动，小孩即兴发言都非常好，但是出来一会儿就忘到脑后了，又是嘻嘻哈哈的，我们这一代就都比较肃穆。”韩建国说。

　　“我了解后就一直认为，花冈劳工精神是民族精神。因为在异国他乡，所有的中国人团结在一起，起义前都下决心，万一到了不得已的关头就跳海自杀，宁死不屈！这样的异国劳工起义，在全世界是头一遭，这样的精神，中国年轻一代应该知道。”韩建国反复说。

　　但在今天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韩建国发现了一个让他高兴的现象。“我特地观察了一下，这个特殊的日子来参观的年轻人特别多，大概足足有八成，这样的大热天都来，真好。”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的今天，中国人和日本人聚集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平广场，举行“南京国际和平集会”，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杀中的30多万名罹难者，祈祷世界和平。参加集会的有纪念馆方面的人员及历史研究学者，以及来自日本的铭心会、神户·南京心连心会等友好访华团体。

　　在开幕式的尾声，一位大鼻子的黝黑中年男子走上前来。他名叫林广财，是来自台湾屏东县玛家乡佳义部落的排湾族人，参与过“还我祖灵”运动。

　　在悠扬的前奏后，穿黄宽边民族背心、头围民族彩带的他低沉地唱起了在场几乎无人能懂的语言：“Mi yo me，He he ya a wei……”

　　《Miyome》是一首阿里山邹族人的传统歌谣，为追念去世的祖先及亲人，在丧礼或是祭祖时所唱。歌曲的邹族语意思是：“月亮啊，请你照亮亡魂回家的路途……”

　　不少来参观的群众游客驻足不走，听着这首哀伤又悠扬的歌，有人眼泪轻轻浮上眼眶。

　　著名的台湾少数民族***代表高金素梅也来到了现场。这也正是她们2008年到靖国神社要求归还台湾少数民族居民祖灵时，面对着日本保安警察的防线，高举拳头所合唱的歌。

　　她发言说：“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可能没办法看到申诉成功，但是我相信，凡走过必留下痕迹，相信透过我们这些活动，会有孩子记住我们的历史。通过活动来让日本的年轻人、韩国的年轻人都参与进来，来认识历史。”

　　她反驳了部分台独人士对她的批评。“我孤身一人，又语言不通，要是没有无私的日本义务律师、日本热心朋友的支援，我是不可能到日本去抗议的。那么大家怎么看待帮助我们的这些日本朋友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之间建立的坚定的友谊，叫做和平的友谊，这才是真正的友谊。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我破坏了台日之间的友谊。”

　　她记得，有一次展示完毕后，一位日本女性上来抱着她哭，说：“以前从来不知道，对不起，请你原谅。”高金素梅最后说：“我原谅你。我希望我们的友谊从此开始。”

　　“历史是可以被原谅的，但绝不可以被遗忘，更不可以被扭曲。”她向着台下的众多中日友人大声说。

　　最后，高金素梅女士呼吁道：“我希望向日本政府呼吁的力量不要仅仅限于被害人的遗族。我们应该更加团结，全亚洲人民团结起来。我要强调我们不是为了反日，不要再制造仇恨，我们要给日本政府面对历史的勇气，这样他们才会真正得到全亚洲人民的友谊。最近日本首相菅直人为什么要向韩国道歉？其实他们清楚地知道，亚洲的友谊有多么重要。现在的友谊是心虚的友谊，因为这段历史还没有和解，也还没有被具体的行动化解！”

　　“所以，孩子们，请记取这段历史，但是不要有仇恨。有任何机会请来看看展览，也许它会给你感动，给你力量共同来参与。我们要让日本人认识到，我们的活动是为了和平，不再有战争，就必须要面对历史，我们不是为了反日。”

　　“日本年轻人不太关心历史，不是他们没有良知，是因为绝大部分人没有看到过我们的照片和事实，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活动可以让更多的日本年轻人加入。我一向对人性是非常有信心的。有不少日本年轻人害怕来到中国大陆，所以中国的年轻人也应该适时伸出友好的手，告诉他们我们要的是日本政府正视历史，而不是仇日。”高金素梅说。

　　本报南京8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