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水运动员退役后求学受阻 生活和工作成难题

四川跳水选手在11届全运会赛场（资料图片）

　　省体育局相关人士称，退役运动员补偿新方案正报批，或于年底前后出台

　　“我现在是豁出去了，就是要闹啊。”袁利蓉在国庆节前向《瞭望东方周刊》表达了她的决心，“不但在网上发帖，我们还找体育局，上书人大，再不行了，就上告，告到哪里算哪里。”

　　这个39岁的四川女人，矛头直指作为国家运动员培养机构的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学院在过去长逾6年的时间里，公费将她的女儿周小媛培养成国家跳水一级运动员。而袁利蓉恰好认为，这个培养过程，正是将女儿一生推向毁灭的过程。

　　突然的变故

　　备战全运会，突然被停训

　　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和当前各省都设有的运动技术学院一样，属于我国体育“举国体制”的产物，它们大多都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省体工队演变发展而来。按照官方描述，学院主要职能是培养和训练高水平竞技体育比赛的运动员，代表四川参加国家级的竞技体育比赛和向国家队输送优秀运动员参加重大国际比赛。

　　2009年夏天，各省为了备战即将于10月在山东举行的第十一届全运会，各运动技术学院纷纷进入前期集训阶段。四川运动技术学院游泳系跳水队(四川省跳水队)的队员们，也南下进入省内自贡市的训练基地。

　　这本来是一个令运动员踌躇满志的节点，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参加全运会比赛来检验自己的实力并奠定自己在国内业界的地位，然而，对于队员周小媛来说，这是一次伤心的行程。

　　“有一天，我正跟大家在场地上跑步，坐在台上的教练让我上去。”周小媛已经记不清这改变人生航向的一天是几月几日，只记得自己上了台后，教练像临时动意一样，告诉她，“先不训练了。”

　　尽管才16岁，周小媛已经做了6年的专业队员，加上做业余队员的时间，也在竞技体育行当里摸爬滚打了近10年，所以训练队里的这些“世故”，她已经了然于心，虽然教练力图把话说得轻巧，“但我知道，我的运动员生命，从这一天正式结束了。”

　　果然，以后一系列的变化，都像早已做过周密安排。当队伍紧锣密鼓地推进训练时，周小媛被教练抽出来做一些训练场辅助工作，比如帮忙记录训练队员的测试成绩，或是帮队员提供一些后勤服务。

　　“后来，回到学院，伙食也变了，禁止我再进专业队员的伙食，而是跟业余队员一起吃。”周小媛说，业余队员的伙食明显比专业队员差，不过，她虽不计较伙食好坏，却免不了有一种“从天上到地下的感觉”。

　　16岁的少年，面对这些来得过早过重的人生压力，惟有手足无措。然而，更为严峻的事情还是来了，“教练让我搬出宿舍。”周小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教练要求限时离开，不然的话，就把被子扔了。急得周小媛赶紧给乐山家中的妈妈打电话。

　　袁利蓉告诉本刊记者，她后来实在气愤不过，就给教练挂了电话，“我给他们打招呼，叫他们不要太过分了。”

　　也许是妈妈的“招呼”起了作用，即使周小媛现在已经暂时回家，她在宿舍里的被子、物品，据说都完好保留了下来。袁利蓉说，她这样做，是想为孩子挣回一点最起码的尊重。

　　糟糕的出路

　　读书无门路，招工被拒绝

　　但不管怎样，周小媛的体育命运，已经无法挽回。在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下，每四年一届的全运会，既是国家运动员的竞赛盛会，也同时迎来了各级运动员队伍新陈代谢的周期，全运会前后，为了保证队伍实力，一些“苗子”将被教练选拔进队，一些曾经的“苗子”将被淘汰出局。

　　实际上，集中在2010年前后近8个月时间内，四川跳水队停训的队员一共有7名，整个运动技术学院的停训队员则更多。按照停训、退役的操作惯例，停训之后，运动员仍然享受国家津贴，同时开始自谋出路，为年底前后的正式退役做好过渡和铺垫工作。

　　然而，就四川跳水队的7名队员来看，自谋出路希望渺茫。

　　周小媛和一部分队员曾选择了参加2010年高考，打算通过考试进入国家体育学院。她们接受了学院统一组织的补习，自身也为高考铆足了劲，但一场试考下来，离录取分数线甚远，重上大学几无可能。

　　今年15岁的王小婉是7人当中年龄最小的队员，她没有参加高考，母亲杨芳四处奔波给她找学校，指望趁着年龄小，赶紧进班补习文化课，跟一两年班，或许可以通过高考。

　　然而，杨芳四处碰壁。“老师一听说是运动员，都知道成绩差得没办法，又担心孩子纪律方面不好，怕进班之后拖班上的后腿，在成都一圈跑下来，竟然没有一所学校接收。”杨芳的家在江油，孩子进队后，户口就进了运动技术学院的集体户，停训之后，户口还在学院，“想联系孩子回老家上学，却因为户口问题，属于异地生，更是难上加难。”

　　这批孩子中，年龄最大的陈小镜刚满18岁，她因为遇到一次民航部门招工作人员，所以家人也鼓励她去试试，结果因为她在训练期间摔过跤，鼻梁附近留有明显疤痕，被招工方拒绝了。

　　孩子谋不到出路，焦急万分的家长逐渐联系到一起。8月12日，家长们一齐赶到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找校方讨要说法，请求解决孩子的入学问题，结果毫无收效。

　　心底的痛楚

　　高强度训练，身体像废了

　　家长们四下里奔波，孩子们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周小媛现在的QQ签名改成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在她的个人资料里，“职业”一栏写着“折磨”，“毕业院校”一栏填了“地狱学院”。

　　8年前，周小媛在乐山犍为县寿保乡老家的中心小学读二年级，有一天，从省里下来的教练到学校挑运动员，她被看中。“当时我好开心，我最喜欢游泳了。”

　　周小媛先是被带到乐山五通桥一个体育训练基地培训。袁利蓉因为想女儿，就一同跟过去看了下环境，见宿舍连个窗户都没有，睡的被子都像是些烂棉絮，担心孩子吃不下这些苦，硬是要把孩子带回家去，可是周小媛却拽住她，非要留下来。

　　这些历历在目的细节，现在不时被娘儿俩说起，嗟叹着要是那一次回家了，也不至于落到现在的处境。但在当时，除了怕孩子受苦之外，袁利蓉和其他普通孩子的父母已有截然不同的冀望，“别家的孩子还看不到任何前程的时候，女儿的成才之路已经很清晰了，当国家运动员，想起来都是很荣耀的事。”

　　经过艰苦卓绝的业余训练阶段，2004年，周小媛进入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正式成为四川跳水队队员，即国家运动员。从此，周小媛作为国家财政供养的在编运动员，户口被一同调进学院，依据政策，她还能享受国家运动员津贴以及相关医疗、养老、住房保险金。

　　袁利蓉说，当时教练跟她开玩笑，“以后周小媛就不是你的孩子了，而是国家的孩子，吃国家饭，跟国家干部一样。”

　　但实际上，在父母眼中已成栋梁的周小媛，此时才刚刚踏上一条风险极高的人生道路。她日复一日地接受高强度训练，每天像一部上好发条的机器一样，从1米跳台起跳，3米、5米、10米，半周动作、全周动作，从跳台翻入水中，然后从水里爬起来，继续上到自己的跳台。这个10多岁的小女生，此时生命的全部意义，已然定格在这一方窄窄的跳台上。

　　学校为运动员安排了文化课。周小媛说，她和所有孩子一样，要么在课上补瞌睡，要么就是看小说、玩游戏，“文化课老师的底线是，只要不影响他上课秩序，开什么小差都没有关系。”

　　周小媛每年只能在春节时候回一趟家，往往回家呆一两天又匆匆归队。袁利蓉一年到头挂念孩子在外，总是忍不住给女儿打电话，可是每通一次话，心情就难过一回。“还没说两句，她就在电话那头喊累，说要休息，要挂电话。”袁利蓉说，她舍不得挂，又不忍心再说下去，等到电话砰一声断了，自己就开始哭。

　　现在的周小媛，和其他几名队员一样，大都落下了腰肌劳损和一些并发的炎症，尽管还未成年，一到变天的时候，已经像积病的老人一样，腰酸腿疼。

　　出路在哪里？

　　制定新办法，年底前后出台

　　袁利蓉和众多家长所说的运动员培养***，其实就是上述周小媛们成长的每一步足迹。现在这个培养过程得以回放在每一个退役运动员家长面前，“感觉就像是眼睁睁看着孩子一步步成为废人。”所以，袁利蓉越来越觉得，他们孩子的遭遇，有必要向千千万万的家长公开，“让他们都知道孩子上了这条路有多高的风险，这是在赌啊，拿孩子一生的命运在赌。”为此，袁利蓉等多位家长已经辗转四川省体育局和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等相关部门，上书呼吁。

　　《瞭望东方周刊》日前采访了四川跳水队领队蔡云生。这位刚刚接手队伍的领队坦承，在以往通知孩子停训方面，确实发现过教练态度不好，为此，队上正规范这方面工作，以做到队员停训工作更趋人性化。

　　谈到“举国体制”之下停训、退役运动队员出路堪忧问题，蔡坦承，这并非四川跳水队的问题，全国范围内都存在这一矛盾。关于这一矛盾化解，蔡认为一方面要从观念上加强运动员的文化课教育和考核，同时从体制层面加大退役运动员安置政策倾斜。

　　根据四川省体育局发布的川体发［2005］47号《四川省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一次性经济补偿实施办法》，退役运动员最终将根据自己的运龄、获奖情况等取得政府相对应的经济补偿，如果选择继续上学深造，政府也会给予一定的学费补贴。

　　四川省体育局人事处负责人日前告诉记者，47号文件办法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后，也表现出一些问题，为此，体育局提出了一些新的办法，新方案已报至四川省人民政府待批。批准之前，该方案保密，但最迟会在年底前后出台。

　　截至9月开学，本刊记者获悉，除部分运动员在学校帮助下获得教练岗位外，其他运动员的家长们仍在四处联系学校。杨芳在江油联系上一所职中，周小媛已联系上乐山一所高中。袁利蓉在QQ上给本刊记者发来留言：“我带女儿去上学，学校叫她第二天去上课，她当天晚上就去了，我感动地哭了！”

　　(文中周小媛、陈小镜、王小婉均为化名) 据《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