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寡老人参加大接访问题获解决搬进新居(图)

　　68岁毕阿婆举着“我是孤寡老人，我要见张书记”小黑板牌，拎着小红凳走到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的接访台前，她前天傍晚6时已前往流花展馆排队，她说：“我要投诉12345，打了13次，没人理。”张广宁当场批示解决其换房要求，国土房管局长现场派专车带阿婆选房。记者 冯宙锋 摄 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

　　昨天搬进新房后，毕卫红阿婆高兴地和朋友讨论装修细节，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谢苗枫 龙瀚 摄

　　◎毕卫红带着饭和小板凳去主会场外排队，“排的是第30个”，前面有的人已经排了一个通宵。因为担心中途上厕所失去这个位置，她整晚都不敢怎么喝水。

　　◎广州四套班子首次大接访，在整整5个小时中，主会场市领导接访群众397人次，各职能部门接访群众292人次，各区(县级市)接访群众434人次。

　　◎不管是领导大接访，还是日常信访制度化建设和完善，广州就是希望向市民群众传递一个信号：党委、政府是关心大家的。

　　昨天下午，在大伙的帮助下，毕卫红终于搬进了梦寐以求的新房。

　　10月18日，听到广州市四套班子大接访的消息后，孤寡老人毕卫红告诉自己：这是“最大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果然，当排队排了28小时的毕卫红举着“我要见张书记”的小黑板，如愿地在大接访中见到了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递上了材料。

　　在听完她的申诉后，张广宁在信访件上批示“认真处理，给予解决”。当天下午，毕卫红就在海珠区大塘小区聚德花园内选了一套公房。

　　毕卫红如愿住上了新房，但毕卫红仍然担心之前所栖身的“问题房”会不会得到妥善处理，要搬进来的新住户是否还能像自己那样幸运。

　　对“毕卫红们”这个庞大而弱势的群体来说，书记市长接访就是最大的亚运“礼包”。

　　有瓦遮头是一辈子的寄托

　　白天出去坐有空调的公交车，饿了买个面包，累了就在车上睡

　　“我看新闻了，现在大家都叫我毕阿婆，不太习惯。”10月21日，在四面不透风的长寿东路洪安里28号后座301房内，68岁的毕卫红摊着瘦瘪的双手说。这里是毕卫红的第三个栖身之处。

　　1961年，孤儿毕卫红读完高二就辍学参加工作，“因为想早点出来赚钱，不愿一直拖累政府”。在一家小工厂做工人的毕卫红一直未嫁，晚上睡的是集体宿舍：五六个人挤在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内，一副铁床架，架上一块木板，一睡就睡了34年，直到1995年退休。

　　小工厂没有福利分房，也找不到任何形式的廉租房，孑然一身的毕卫红虽然拿着300多元的退休工资开始寻房之路。

　　幸运的是，法院的有关负责人过问她的情况，帮助她在流花路中华里11号的一间30多平米的小平房里安下了家。

　　想着在城中一隅安家过世的毕卫红还是未能如愿。2007年，因征地拆迁，毕卫红被安置到长寿东路洪安里28号后座301房，“一室一厅，闹中取静，楼层也不高，正适合老年人居住”。毕卫红叹了口气说，可惜住下来后，问题层出不穷：

　　厕所的天花板漏水，每次使用厕所时，头上都要顶一个脸盆；整栋楼的排水管是直的，臭气经常回流到屋内，臭气熏天；楼上一旦有住户乱排生活污水，脏水就会顺着阳台墙壁流到卧室内。

　　房间内唯一可用的窗户对着别家抽油烟机的排气孔，阳台常年都有污水渗入，一个人住的301终日不得不紧闭门窗。

　　最难熬的是夏天，整个房子就是一个“蒸笼”。“白天出去坐有空调的公交车，饿了买个面包，累了就在车上睡。”毕卫红眼睛眯了起来，停了好几秒才接下去说，“晚上更艰难，外面没有地方去，屋里热得睡不着，实在没有办法有时坐到外面路边打盹……”

　　朋友经常喊毕卫红上她们家住，拗不过盛情，毕卫红也会挑最热的时候借住一两晚。有天晚上，躺在朋友家开着冷气的房间里，她竟然失眠了。她说，当时想到自己无亲人无财物，一辈子的寄托就是“有瓦遮头”但都那么困难，想着想着独自伤心起来。

　　年复一年地拨打市长热线

　　连市长热线都解决不了问题，我去其他地方还能有什么用

　　毕卫红迁入洪安里的20世纪90年代末是广州乃至全国拆迁安置房的迅猛增长期。经济高速发展带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开发，也凸显了城市原有土地资源的短缺，于是征地、拆迁、安置成了最常用的解决办法，而拆迁安置房也在高速建设的步伐中参差不齐地增长。

　　毕卫红试过平心静气地向邻居提出自己的困难，但总是换来不快甚至谩骂，封着的窗户还是打不开，阳台的墙壁越发黑一块白一块地斑驳着。

　　毕卫红只好再一次向政府求助，她跑过街道、区退管办，“很多部门也试图解决问题，但都不了了之”。

　　毕卫红开始寄望“市长热线”。2007年8月9日，毕卫红8时30分第一次打通“12345”市长热线，经过半个小时的等待后，她向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反映了自己的问题。许瑞生当场表示会尽快要求荔湾区政府派人了解情况，促成问题解决。很快，荔湾区退管办负责人8月13日就来到毕卫红家，实地摸查了情况后，经过协商，把封窗的木板拿掉，但下窗棱要砌高1/3。

　　尽管随着时间推移，越发严重的渗水、排污等问题仍横在眼前，但毕卫红还是相信“12345”市长热线。

　　“连市长热线都解决不了问题，我去其他地方还能有什么用？”每月22日前后都是市长接待日，毕卫红就这样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差不多在同一个日子拨打同一个号码，到她再次打通的时候已经距离第一次整整一年半。

　　2009年1月23日，时任广州市市长的张广宁接听了毕卫红的电话。在倾听了毕卫红的难处后，他要求民政部门对有需要的群众给予及时救助，街道等基层部门协助做好申请工作。

　　但这之后，毕卫红的生活依然“一成不变”地过着，房子不变，同时也不变地一遍又一遍拨打着“12345”热线。

　　“可能是接听员听出我的声音。”毕卫红说，之后她拨“12345”会常常遇到“怪事”，话筒里会传来说她“打错”的声音，有时则是干脆被挂断电话。

　　即使被挂断数次电话，但毕卫红仍然在这条“通道”上努力。在她心里，房子可以骗人，但政府是不会“说谎”的。“可能是我从小就是政府养大的”，毕卫红说，“我坚信政府一定会帮我，一定会照顾我。”

　　国土局长出面安排找新房

　　希望政府不要接了我的信，又敷衍我这个老太婆

　　10月15日下午，毕卫红和平时一样“游车河”，忽然听到车上有人议论“下个礼拜全市领导都出来见市民”，毕卫红心想：机会来了。

　　按照媒体预告，为了“迎亚运、促***”，广州市政府于10月18日在全市12个区及县级市同时举办了市领导大接访活动；市四套班子的一把手以及11位市委常委及副市长同时在流花展览中心的主会场和各区、县级市的分会场接受群众信访。

　　18日上午，毕卫红终于见到了张广宁书记。在如数家珍地反映完“301”的种种问题后，她小心翼翼地对张广宁说，“希望政府不要接了我的信，又敷衍我这个老太婆”。张广宁表示，“我记得有这件事，当时批示过要求荔湾处理”，“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随即，张广宁在信访件上批示“认真处理，给予解决”后，当场叫来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局长李俊夫说：“老人身体不好，住房安全舒适很重要，立刻带人去看看房子需要整修的地方。”

　　考虑到毕卫红现住的长寿东地块已纳入旧城改造范围，李俊夫决定重新替她安排公房。当天，毕卫红便在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前往金沙洲和大塘小区“选房”，主要是一些比较适合老年人居住的房子。

　　“低楼层、交通方便、医疗设施也基本到位。”毕卫红说，她当时看花了眼，以前做梦都想住进的新房子，如今就成真，而且一下还有了这么多选择。

　　“两处房源，四套房子，毕阿婆反反复复地看了近4个小时。”广州市国土房管局的工作人员说，从上午11点一直到下午2点多，毕卫红看房的细心程度，连他们这些“房屋专家”都自叹不如，最后才敲定在大塘小区聚德花园内3楼的一套朝向、通风俱佳的公房。

　　亚运前了却一辈子的心愿

　　对市民来说“这是最好的亚运礼包”，这也是广州构建***社会所希望看到的

　　毕卫红觉得自己相当幸运，遇上大接访，赶在亚运会前了却一辈子的心愿。

　　这次广州四套班子首次大接访，是继两年前的6月26日三级行政首长大接访之后，又一次更大规模的集体接访。在整整5个小时中，主会场市领导接访群众397人次，各职能部门接访群众292人次，各区(县级市)接访群众434人次。据初步统计，全市市、区两级领导共接待来访群众3978人次。当中除了孤寡老人毕卫红外，还有全身戴满勋章反映福利问题的阿伯，拿不到亡儿赔偿的夫妇……他们的老大难问题都因为这次大接访而有了满意的答复，对他们来说“这是最好的亚运礼包”。

　　这也是广州构建***社会所希望看到的。

　　2008年6月26日，广州市首次尝试举行万名官员大接访，单是时任市长的张广宁接访时间超过6个小时，接访人数达436人；之后两个月，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广州市信访工作首办责任制试行办法》，明确了市、区县、街镇、村居四级网络信访工作的首办责任单位、首办责任人，以及在村居、街镇实行信访代理制等，希望能从根本上解决民生信访问题。

　　今年初，广州出台《信访维稳工作考核办法》，对区、县一级及各市直部门领导进行考核；10月，时隔两年后的大接访，广州再次表态：不仅不回避上访人山人海的问题，而且直面并解决问题，市领导带头接访，就是想当面倾听老百姓的声音，以真正有针对性地解决。

　　在张广宁看来，不管是领导大接访，还是日常信访制度化建设和完善，广州就是希望向市民群众传递一个信号：党委、政府是关心大家的。

　　“我觉得也是，政府会帮我们渡过难关”，昨天下午就要搬入新家、临别旧居的时候，毕卫红没忘记给阳台的花草浇浇水，甚至还想给下一位入住者写下房间的每一处“要害”，“幸运的时候会快些，慢些的就等待幸运到来。”

　　■民生茶座

　　大接访的热忱没有白费

　　毕卫红是特殊个案，但从“4000人次”的规模来看，她又是寻常的市民，更不用数会场外接访不上的民众数量。

　　探访毕卫红的“寻房之路”，我们发现这位孤寡老婆婆一直都很有信心，这可能与其从小由政府照顾有关，但从月复一月拨打“12345”市长热线来看，她的执着来源于第一次拨通后情况就有了改善的“希望”。

　　可见，即使两年才搞一次大接访，即使大接访还是向书记、市长一边倒的“过热”，即使会场外还有许多没有毕阿婆这样幸运的张三叔、李四婶们，但还是可以看到，广州在亚运会开幕前举办这样一场大接访的热忱没有白费。

　　因为如果以毕卫红形容的“幸运中奖”来比喻在大接访中问题得到解决的市民，那么相对地就有“不中奖”的市民，但他们从“中奖者”身上看到了沟通、诉求的渠道，对他们来说，起码是还有希望的。

　　这样的希望形成了很大的社会抚慰感，职能部门的领导、办事员也会形成办事的压力，社会上积压的怨气、问题也会像“愚公移山”那样一点点地减少。而从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虽然可能只是个案式的，但却往往能找到一些解决政策不明晰、历史遗留问题的制度和方法，从而可以举一反三。

　　这也许是广州两次大接访为什么分别选在奥运会开幕前不到40天、亚运会开幕前20天举办的原因。

　　对“幸运者”来说，这是一个亚运大礼包；对广州来说，何尝又不是？

　　●记者 谢苗枫 见习记者 龙瀚 实习生 陈葵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