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唐轶
：一年来，蚁族的概念边界变得非常模糊，是否已经偏离了你原来下的定义？实际上像“北漂”这样的概念，也能够包含足够多的社会问题，但它的传播力远不如蚁族，你认为原因在哪里？
廉思：我认为，蚁族比“漂”这个概念更贴切地表达出人们的一种状态：孤立无援，没有尽头，人处于一种“被抛”的境地。它反映出“80后”一代的集体焦虑，这种焦虑，深深根植于当下转型社会的矛盾纠结之中。国家越是强大，人们的渺小感就越是强烈。从这个层面来说，每个人都是蚁族，差别只在你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因为蚁族概念的外延足够宽泛，媒体总能找到合适的话题自我发挥，从而赋予它新的内涵。
：他们怎样评价“官二代”、“富二代”这些同龄人？
廉思：应该是一种矛盾的心理吧。持“愤怒”(58.3%)、“悲哀”(49.4%)、“羡慕”(42%)三种情感的相对较多。毕竟，“富二代”、“官二代”是与蚁族有着鲜明区别的群体。
但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对“愤怒”一词的选择与蚁族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相关性。“愤怒”作为一个较为明显的贬义词，得到更多认同蚁族身份的受访者青睐。即越认为自己是蚁族，对“官二代”、“富二代”越“愤怒”。在“富二代醉酒撞人”问题上，90.1%的蚁族认为应重惩，这远高于普通民众。这表明蚁族对于群体外成员继承和世袭资源有较强的怨恨和不满。
少数富豪阶层的“炫富”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反感，无疑是杭州飙车案中的“富二代”和“我爸是李刚”中的“官二代”遭到许多人强烈声讨的重要原因。由于各自从不同的利益和立场出发看待现实问题，致使阶层之间观念冲突、互相不信任增多，彼此形成隔膜心态，加剧了弱势阶层对强势阶层的怨恨。
：你们调查了他们对社会的看法，那么他们对近年来的社会热点问题或事件有何看法？
廉思：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今年我们把蚁族对社会现象的态度作为调查重点，通过调查他们对贫富差距、医疗、住房、司法、教育、“富二代”、打黑行动、权力分配、税收分配等方面的意见倾向来判定。
比如说，61.3%的人认为“应该从收入高的人那里征更多的税来帮助穷人”；64.7%的人认为“经济条件好的人比经济条件差的人在社会事务上有更多的发言权”；94.9%的受访者认为“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承受能力”，94.6%的受访者表示赞同“看病难”的提法，62.3%的人认为“高等教育对就业没有太大帮助”；在司法方面，多数受访者认为司法不公正的现象突出。
从总体上看，面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蚁族参与度低，存在着“只看不动”的现状，旁观者居多。绝大部分的蚁族在面对网络群体事件时会保持沉默，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蚁族声援过网络群体性事件。
：他们对社会的核心诉求是什么？为什么一年来社会广泛关注、政府高度重视，但蚁族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廉思：蚁族的诉求，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目前社会条件下底层知识青年的需求。中国古代通过科举取士形成了社会顶端的士阶层，管理国家事务。这条生产线一直在中国存在了1300多年，成为众多知识青年上升到社会上层的通道。现在，虽然科举制早已不存在，但是通过有效的渠道参与国家事务，进入社会顶端阶层依然是众多知识青年的需求。
蚁族一直坚定地相信，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也可以拥有与所谓“城二代”PK的社会竞争力。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为蚁族这样的“村二代”提供向上跃升的渠道和空间，贫寒子弟可以通过寒窗苦读，“鱼跃龙门”，实现阶层晋升。教育的最大贡献，就是为蚁族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的通道，从而保持阶层流动和社会活力。只要上升的途径和机会仍在，社会的***稳定就可以实现。但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贫富差距的拉大，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由于很少拥有特殊的社会资源，其子女就业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蚁族上升渠道越来越窄，向上流动的门槛越来越高。社会在开放性增加的同时，其阶层封闭性和固化趋势也在加强。
：如何为这些底层知识青年找到上升通道？
廉思：让没有机会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知识青年在时代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让他们虽然在体制外，但仍能保持对体制的高度认可；让他们不会因为生活的种种不如意，对整个制度的合法性产生质疑；让他们存有中国梦，成为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不能单就大学生就业问题谈就业问题，单就高等教育问题谈高等教育问题，必须站在整个中国知识青年未来发展的高度上，通盘考虑，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下，重新定位大学毕业生，重新制定关于知识青年的方针政策。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包容性增长”理念和***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种视角，理应成为解决问题的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