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状元”李文超
在北大或清华的校园里,人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个身影:他背着破旧的双肩包,手拎英文报纸,正用贵州口音的普通话讨论学术问题,甚至正用蹩脚的英文与“老外”大声交谈。若不是那秃得发亮的头顶,恐怕不会有人相信他已经69岁了。
这就是被称为“花甲状元”的李文超。2001年夏天,60岁的他搀扶着88岁的老母亲,在母亲目光的护送下,走进了高考考场,和比他小40多岁的年轻人同场答题。最终,他得到286分,在当年全国10名60岁以上的高龄考生中名列首位,被贵州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破格录取。
尽管“基础薄弱”,李文超却是班上最勤奋的学生。新生军训,李文超一次没落下,和20来岁的年轻人一起,3000米照跑。军训结束后,他还被评为“优秀学员”。读起书来,李文超更是不含糊。他从不翘课,几乎每节课都要抢着坐在最前面。每逢周末,别人在休息,他却在泡图书馆。
大学毕业时,李文超已经由原来的最后一名上升到全班第19名。但他还是不甘心,想读硕士学位。于是,他一边旁听文学院的全部研究生课程,一边报名参加考试。5年中,他考了5次,最好的一次考了313分,但因英语成绩太低没被录取。今年11月初,李文超与家人一商量,决定放弃考研,直接进京“读博”。
在一个远房亲戚的帮助下,李文超在中国地质大学的校园里找了间四人合住的地下室。房间不到20平米,左右靠墙各摆着两张不到一米宽的床。房间里飘着烟味和久不通风的霉味。
一个月退休工资2030元,李文超都用来解决吃住,应付生活。他很少去食堂吃饭,通常只在马路边吃一碗5块钱的素面,或者5块钱的粉条。有时,他甚至只花5毛钱吃一个馒头,或者花1块钱买一个茶叶蛋。
现在,李文超每天的生活就是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旁听博士生课程。他不在乎什么专业,只要有时间,他愿意旁听任何专业的任何课程。
从住处步行到清华东门,李文超要花近半小时,再到上课的教室还要20多分钟。在他手写的课程表上,从周一到周五,除周三仅晚上有课外,其他日子的白天都被安排得满满的。
听课时,李文超几乎一字不落地记下老师的每一句话,有时一节课要记十多页笔记。因为记得最全,每到考试前,他的笔记就成了同学中的“抢手货”。
“小时候爸爸经常教育我,中国人讲究耕读为本。会写会算就算本事,有本事才能活好,才能脱穷。”他说,“在父母的严格要求下,读书成为我的本分,深入灵魂。”
高中毕业后,李文超曾当了一年代课老师,后来赶上贵阳铁路分局工务大修段招工,他就去当了工人。正因为有文化,3个月后他被调到大队机关做文字工作。李文超意识到,正如父母所说,知识改变了他的命运。从此他坚定了信念:将学习进行到底。
不过,当退休后继续学习时,李文超却越来越觉得读书是件轻松的事,因为它能带来“认识的解放,思想的升华”。他的口头语是,“学习已经成为目的本身”。
每当有人夸他一点都不像年近70岁的老人时,李文超总是哈哈大笑:“读书使我身心轻快,我觉得自己很年轻。”
在李文超的带动下,老伴儿徐长虹也在48岁时拿下了省党校的经济管理文凭,大儿子有三个大学文凭,二儿子也有两个大学文凭。
尤其令李文超高兴的是北京的老师和同学对自己的善意。开始时,周围的同学对他还有些好奇,几次课后便与他熟悉起来。很快,李文超的贴身记事本上多了不少同学的联系方式。而对陷入恋爱困境的同学,他还常常充当知心老大哥,被同学称为“超哥”。
如今,李文超最大的遗憾是,由于没有学生证,他从来没能进入北大或清华的图书馆,也没好意思托人借过里面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