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呀，你卖了我的安置房，拿走我的低保卡。现在，你住城里大房子，结婚生子，娘却借住在别人家，半个月吃不上一回肉。”昨日，家住沙坪坝区土主镇的吴藤菊向本报求助，希望能从儿子手上拿回她的低保卡。
进城带孙5天被撵
吴藤菊介绍，她今年55岁，家住沙坪坝区土主镇凤凰村14社，因幼年患小儿麻痹症，身高仅1.4米，走路一瘸一拐，二级残废。
“8天前，儿子喊我到城里带7个月大的孙女，邻居都笑我：要到城里享福了。”吴藤菊说，儿子位于经开区人和的房子，三室一厅，装修漂亮。“这是儿子工作6年来，我第一次到他家。”
住了5天，1月9日中午，儿子喊吴藤菊马上回老家。吴藤菊后来才知，原来儿子的岳母生病了，没人带孩子，喊她来临时顶几天。“现在，岳母康复，儿子要赶我走。”想起多年来养儿的艰辛，吴藤菊几天睡不着觉，最终，鼓起勇气向本报求助。
亲戚支助供儿上大学
吴藤菊说，她娘家在江北区复盛镇，1980年，嫁到土主镇凤凰村，丈夫名叫付世明，患有气管炎，“也是背着药罐活的人”。次年，夫妇生下儿子。
“我两口子都有病，干不了重活，只能勉强糊口。”吴藤菊说，儿子初中毕业时，原想让他考中专，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但儿子坚持要读高中，她咬牙同意了。儿子也很争气，考上了清华中学。
1998年，丈夫付世明因病去世。吴藤菊说，丈夫去世后，家里的庄稼全是她弟弟帮忙种，儿子的学费靠助学贷款，生活费则找娘家兄弟姐妹及儿子的姑妈、叔伯等要一点。2000年，儿子考上西南师范大学。“家里好几个月都吃不上一顿肉。”即便如此，吴藤菊仍咬牙挺过来了。2004年，儿子大学本科毕业，进入制药厂从事化验工作。
卖房再嫁替儿子减负
吴藤菊说，儿子工作后，一年回家三四次，一年给她三四百元钱。“我晓得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我帮不了他。”因此，她从没责怪儿子，反而逢人就夸儿子好。
后来，儿子耍了一个女朋友，宁夏人，与儿子同厂。吴藤菊很想见准儿媳，但没跟儿子说。“儿子读书时，嫌我长得矮，从不让我见他的老师和同学。”吴藤菊怕准儿媳瞧不上她，让儿子伤心。
2005年，因征地拆迁，吴藤菊获得一套两室一厅的安置房。儿子提出，将安置房卖了，到城里买商品房。“当时，我有点犹豫，儿子说，城里的房子弄好后，接我一起去生活，我就同意了。”吴藤菊说，儿子用卖安置房的钱，再加上她的占地补偿金共9万多元，到人和买了套房子。
“我只好在外租房住。”2008年，考虑到长期租房给儿子造成经济压力，“我在镇上认识了一个理发的老头，跟我同岁，无妻儿，对我很好，我就跟他办了证，借住在他兄弟的房子里。”吴藤菊说，儿子对她再婚有意见，考虑到这样能减轻儿子的负担，她仍然坚持。
盼儿还她的低保卡
“儿子买房后，跟女友结了婚。”吴藤菊说，儿子婚后带媳妇回过家，此后，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年轻人忙，我能理解。但儿子把我的低保卡也拿走了，卡上每月有250元。近两年，儿子1年最多时给我三四百元，少时只有一两百元。我的生活全是现在的丈夫负担。”今年5月，儿媳生下孙女，吴藤菊很高兴，找丈夫要了几百元钱，买了两只鸡和100个鸡蛋给儿子送去。儿子留她吃了顿饭，就让她赶紧回家。
这次，儿子喊吴藤菊进城带孙女，才5天就要她回家，让她很失望。“我只想要回儿子卖安置房的钱，把我的低保卡还我。”
记者 韩毅 实习生 邹源
儿子：对那“两人”我无语了
昨日下午，记者按吴藤菊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系上了吴藤菊29岁的儿子付某。
没等记者说完，付某称：“我晓得是啷个回事，刚才政府的人也给我打了电话———我对那两个人无语了。”
问及“那两个人”是不是他母亲和继父？付某称：“她是我亲生妈。”沉默了一会，他称：“我现在很忙，不方便接电话。”记者提醒付某：“最好说明一下相关情况，以免你母亲说的是片面之词。”付某回答：“你要信她的一面之词就信。”但又称：“晚上6时过下班后，我给你打电话。”便挂断了。直到19时13分记者发稿时，付某仍未跟记者联系。
隔房叔叔：那娃儿做得确实不对
“那个娃儿做得确实不对。”付世才，土主镇凤凰村人，吴藤菊儿子的隔房叔叔。他向记者证实：前些年，吴藤菊为了抚养儿子，确实吃了不少苦。现在，儿子把吴藤菊的安置房卖了，把她的低保卡也拿了，连基本的生活费也不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