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记得小时候，年前几天，戴红袖章的居委会大妈就上门了，督促大家打扫卫生，还会附送对联或“福”字，让各家贴在门上。可是，今年，我们家压根儿就把对联这茬给忘记了。不过，走在小区里，还是能感受到浓郁的年味儿，因为，居民楼间，红灯笼挂起来了；家有孤寡老人的，又接到社区的通知，大家一起吃年夜饭…… 看过《我爱我家》、《闲人马大姐》的读者也许还记得，这两部反映市井生活的经典电视剧里，都出现过一个角色：居委会主任。如今，那个戴着红袖章、东家长西家短无所不知、保洁治安一把抓的大妈，似乎已经淡出时代的视线。
把目光拉回到现实中：小区治安有保安、保洁有清洁工、民政有社区服务中心，居委会大妈可以说在，也可以说不在了。
作为一个城市里生活、长大的孩子，过年，不禁让我怀念起居委会大妈来……
我的故事
只要有一个孩子大喊：“大妈来啦！”剩下的小朋友们立马作鸟兽散。只剩大妈在街头喊：“小鬼头！这里踢球很危险的！”
现在想来，之所以害怕居委会大妈，是因为大妈和父母都很熟，万一她去家里告状，就免不了一顿打了。
小时候，很喜欢和玩伴们在居民区的小路上踢球。小路平时没什么人，但一到放学时候，正好是大人们上下班的高峰，人来车往很不安全。
我们经常踢着球在自行车与行人间穿梭，车铃和行人们的抱怨是听不进耳里的。唯一能让我们败了兴致撒腿就跑的，是戴着红袖章的居委会大妈。
只要有一个孩子大喊：“大妈来啦！”剩下的小朋友们立马作鸟兽散。只剩大妈在街头喊：“小鬼头！这里踢球很危险的！”
现在想来，之所以害怕居委会大妈，是因为大妈和父母都很熟，万一她去家里告状，就免不了一顿打了。
那时候，一直觉得居委会的大妈是个神人，好像住在附近的所有人她都认识。两口子吵架了，找她评理；谁家有个老光棍了，要找她介绍对象。
那时的社区，就像一个大家庭，居民不论公事私事，都找这个“大家长”。
去年春节后，我突然意识到，记忆中的居委会大妈，已经消失很久了。
徐丹和陈怀的故事
社区作为中国最基层的一个群众机构，现在的工作仍与人们的衣食住很贴近，同时也已经成为执行政府工作和表达民情***的最“前线”。
当时，毕业班的我，在杭州一家报社实习。有一天，去闸弄口社区采访一则社区新闻。闸弄口社区负责与我接洽的，并不是戴着红臂章的阿姨，而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名叫徐丹。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在交流中，我发现，徐丹竟然不是杭州本地人。虽然我小时候就住在闸弄口社区附近，但是对这个社区的了解还远不及徐丹。当时采访的是社区里的一位老妈妈教居民织毛线帽。
“我们看到社区里一位老人给自己织了一顶红帽子，既保暖，又好看。就请她在社区的新办公楼里，义务教大家织毛线帽。”作为专职社工，徐丹是那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冬日的暖阳里，老人们戴起手织的红帽子，笑作一团。一个新杭州人，把一群老杭州人哄得开开心心。
今年春节，QQ上，徐丹告诉我，她已经借调到街道其他单位，但做的还是社工的活。
27岁的陈怀(化名)，也在闸弄口社区工作。
如果说过去的社区像一个大家庭，那么现在社区的邻里，就远没有那么熟稔了。高楼取代了平房、大杂院，生活节奏加快，都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住在你对门两三年的人，你也未必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社区大家庭没了，“大家长”自然没了用武之地。
陈怀现在每天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处理社区民生保障工作。
年轻化，已是现在杭州社区工作者的一个特点。据2009年的统计，浙江省近2.2万名社区工作者的平均年龄为38.6岁。
陈怀是绍兴人，2006年9月大学毕业后进入社区。
“社区作为中国最基层的一个群众机构，现在的工作仍然与人们衣食住很贴近，同时也已经成为执行政府工作和表达民情***的最‘前线’。”这是陈怀对社区工作的理解。
陈怀来到社区后，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为“庭院改善”工程，作居民的思想工作。
其中，平改坡、立面整治等涉及住宅楼本身改造的工程，是居民最敏感的。
“有的住户不愿意改动自己家的保笼，有的住户不愿意拆掉家里的雨棚。”陈怀说。
为此，她经常要登门拜访这些住户，向他们陈说利弊，也要跟庭院改善办协调，“把居民的意思带到”。
陈怀的话
老社工在处理邻里关系、做群众思想工作方面特别有经验，而大学生社工做事情比较有干劲，对网络、计算机等现代办公设施的操作也比较熟练。
现在闸弄口社区居委会一共有14个社区工作人员。既有经验丰富的老社工，也有年轻的大学生社工。老社工在处理邻里关系、做群众思想工作方面特别有经验，而大学生社工做事情比较有干劲，对网络、计算机等现代办公设施的操作也比较熟练。
所以，新老社工相互配合，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加全面、细致。
社区工作实行轮岗制。民政、宣教等岗位轮下来，我们这些年轻的社工，可算是积攒了丰富、全面的基层工作经验。这些经验无论是对做好社区工作，还是进入公务员队伍，都十分宝贵。
【专家说法】
现在的居委会
更像一个“小政府”
杭州市社科联(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傅立群认为，目前的社区与上世纪的居委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上世纪90年代的居委会主任，往往都是居住在这个居民区里的老人，对邻里关系十分重视，也很了解管片里的每个居民。
2001年，江干区采荷街道夕照社区成立，这是杭州第一个把老建制的居民委员会合并组建成的新型社区居委会，简称社区。“居民区合并成社区后，规模比原来大很多，‘居委会’管辖的范围也就大了。”傅立群说，这样，过去那种靠居委会主任及邻里关系来协调的工作模式，也就不那么好用了。
“此外，人们的文明观念和隐私观念也在增强，不是什么事情都要居委会主任登门解决了，”傅立群说，现在的居委会更像“小政府”，有自己的办事柜台，等着居民上门办事。因此，“年轻人毕竟文化素养比较高，办事效率也高，现在居委会的办公模式，更适合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