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父亲欠债十年不还，儿子在父母早已离异并随母长大的情况下选择了替父还债，甚至在父亲去世后依然按时还款。是什么让这个守信儿子一诺千金，为父还债三年半还说爸爸不是个“老赖”？
债主眼里的“老赖”
“办这个案子特不容易。”西城法院执行庭吕法官拿着案卷回忆。被执行人叫郭永革，1997年跟朋友王先生借了9万多，此后十年一直没还。直到2006年，王先生为了让郭永革一次性还钱，再三让步达成调解，让他只还5万元。即便这样，承诺还钱的郭永革签了调解书就杳无音信了。
在王先生眼中，郭永革是个不折不扣的“老赖”。打他的电话关机，找不到他确定的住所，在报纸上悬赏收集线索，也没有得到他的下落。直到2007年春节的大年初二，费尽心思的王先生突然给法院打电话说在其家中终于堵到了郭永革。
那天，郭永革原计划是和家人去逛庙会的，出门买趟烟的工夫就被等候多时的债主“抓个正着”。东拼西凑了不到一万元，还差4万元，郭永革承诺当年3月20日再还2万。这一次，他又食言了。3月21日，要么就是还钱，要么就是拘留。法律只给郭永革留了两条路。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到了在园林学校当老师的儿子郭涛，把他一个电话叫到了法院。
“父亲显得很憔悴，虽然只有五十四五岁，可我当时突然觉得他像个老头儿了。”如果没有担保人，郭永革只能被拘留。
虽然民间有父债子还的说法，但在法律上郭涛确实没有义务替父还债。如果他不做担保人，谁也不能强令。“既然我来了，就不能眼瞅着他被拘留。”郭涛自愿替父担保，如果父亲不能履行义务，他将以自己的收入偿债。“我明白担保的责任，最坏的结果就是我还呗，怎么着我的情况也比他好些。”
但事后，郭永革又杳无音讯了，把债务丢给了儿子。
与1997年的9万元相比，四五万元在2007年已经算不上什么大钱了。但对郭涛来说，负担也不轻。郭涛在中专学校当老师，当时工资只有2000多。刚结婚的他每个月还要偿还2000元房贷，手头并不宽裕。
为了替父亲还债，他只能每个月都拿出800元左右攒着，每半年就凑够5000元给法院送来。虽然郭涛说这并没给他的生活造成太大影响，可与此相关的是，他结婚5年还没有要孩子。
儿子眼里的“好父亲”
欠债十年不还，东躲西藏玩“失踪”，这样的人在法律上无疑是个“老赖”。但说起自己的父亲，郭涛的第一句话却是：“我觉得他不是老赖，肯定是有难处还不了。”
不知道郭涛对这个评价有多少发言权。郭涛小时候，父亲经常出差不在家。十几岁时，父母就离婚了，郭涛随母生活。父亲很快再婚，又有了孩子。上学时辅导功课，高考时填报志愿，父亲都没有管过，倒是欠债的时候想起了儿子。对于这样的一个父亲，郭涛却对他毫无怨恨：“别人都说我父亲对我没负什么责任，可我觉得他对我挺好。可能是得不到的才觉得珍惜。”
郭涛说，父亲挺“传奇”的，小时候练快板、山东快书，后来学武术。再后来弃武从文，当上了记者站的站长。因为脾气耿直，和上级搞不好关系。所以干脆自己写书、写剧本。印象中，他是个很勤奋的人，对生活也没什么要求。
在郭涛初中时的记忆中，和父亲最“频繁”的接触就是受命找父亲要生活费。每次不管父亲有钱没钱都会给一些。“如果有时只给200块钱，也是因为他兜里就那么多了。”
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正在写个剧本，马上就有钱了。”可用郭涛母亲的话说，她只看到过一笔钱，就是写了本小说，被《宰相刘罗锅》电视剧改编剧本时用了一些。经过诉讼，讨回了2万元。父亲总是“云游四方”，经常说又有个公司租房子让他写剧本呢，后来郭涛才知道那都是他自己的钱。
郭涛考上大学后，需要交3000元杂费，母亲一直做临时工，拿不出钱来，就找郭永革要。“父亲答应了，说自己在外地，让我去找他一个朋友拿钱。我后来发觉，他是借钱给我交学费的。”郭涛说，上大学后，父亲还专门去看他，给宿舍同学也买了很多吃的。
在郭涛结婚后，他和父亲倒是联系更多了。可能是父亲漂不动了，也想享受天伦之乐了。郭涛有一次摔折了腿，妻子要上班，母亲又要顾着新房装修又要照顾老人，分身乏术。照顾郭涛的任务就落在了那个老不着家的父亲身上。“住院时他天天陪床，回家休养后他每天从天通苑跑到我在广安门的家，做饭端水、搀我上厕所。”这算是父亲对郭涛最细致的一次照顾了。
在交流中，记者发现，除了大学探访和生病照顾之外，郭涛和父亲很少有什么故事。严格来说，他和父亲的“交往”甚至连“编年史”都算不上，应该用“断代史”来形容。父子俩一年见不了几次，甚至几年见不了一次。这三十几年，父子俩在一起时间按天算加起来也不到两年。小时候经常出差、初中时去拿生活费、大学时的探访，伏案写书的背影、谈创作时的兴奋……父亲闪现在一个个生活场景、一个个记忆片段甚至一个个幻象中，有些支离，而郭涛就拾起了这一个个碎片粘起了一个完整的父亲形象。
替父还债“很正常”
虽然父亲曾经对自己的照顾少得可怜，甚至后来瘫痪在床病入膏肓，但郭涛仍然觉得，父亲在就是个挺好的事。他走了，就永远没有父亲了。
“那天他不停地喘了半个小时，我们觉得不对劲，赶紧给他穿衣服准备去医院。就这个工夫，他就没了。”郭涛顿了顿说：“我当时很难受，但也想着，他这辈子不容易，这一去也解脱了。”
父亲只给郭涛留下了一副快板，一大包剧本的书稿，还有一张判决书——那是一家影视公司欠他20万元创作费的凭据。郭涛说，父亲让他留着这个东西。但是对方也找不到，不知道这张判决还有没有用。
被人追债十多年的郭永革也是个被人欠钱的债主。
郭永革没给儿子留下一分钱，只有一屁股债。人都死了，欠的钱怎么办？郭涛咨询了律师，律师说他是担保人，欠债人去世，郭涛还要承担责任。“明白了这个法律义务，我就接着还钱呗。我签了担保就得这么做，挺正常的，谁都应该这么做，只不过可能这么做的人少了。”在还了三年半之后，父亲的这笔债只剩5000元了。
“如果你觉得我这么做有点高尚的话，那也算是继承我父亲的。”郭涛这句话让记者有些错愕，儿子如此守信能是继承欠债父亲的？听着有些别扭。
郭涛解释说：“我爸当年和我妈是一个单位的，单位散了的时候，我爸作为领导把手下所有人的工作都安排好了，最后剩下我妈一个人没能安排。要说这也挺无私的。他和我见面时，经常会说看不惯社会上一些丑恶的事情。他写的都是历史人物，要么是大侠义士，要么是像刘罗锅那样的耿直官吏。”
记者眼中的郭涛
因为知道母亲对父亲有怨气，郭涛替父还债的事瞒了母亲一年多的时间。母亲知道后专程打电话埋怨法官，说凭什么郭永革欠了钱，让她儿子还债。
“我妈妈也是出于保护我的目的。”郭涛说，虽然母亲嘴上说他是傻儿子，但当他去法院还钱时，母亲还不忘问问“你的钱够不够，不够从我这儿拿。”
在父亲脑血栓发作，抱病在床，又已经离婚无人照料的时候，郭涛和母亲把他接到自家，日夜照料。
郭涛就是在这样的母亲的教育下长大的。传统又善良的家教给了他一个最好的人生观基础。郭涛说，他给学生讲课时都说的是美好的事。
父亲欠债在别人看来终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记者之前还担心能否顺利采访。没想到郭涛说得很坦然，没有任何回避。在记者为能否在文中使用他和父亲的真实姓名征求郭涛意见时，他没有任何犹豫就说“没问题”。
就像郭涛拼起了一个父亲的形象一样，记者在采访中也逐渐拼起了一个郭涛印象：对金钱不追逐，对亲情很珍惜，对生活很满足，这样坦荡磊落的人在今天并不多见了。在采访最后闲聊时，郭涛才告诉记者，他在学校教的课程是——德育。
记者手记：
在我和郭涛的谈话中，最大的感觉就是温暖和阳光。他始终带着微笑，回忆那个带给他很多“麻烦”的老爸。不知不觉中，那个欠债不还的“老赖”形象在我的脑中竟然模糊了。一份十几年欠下的债，在欠债人死后终于慢慢还清，也算一个最好的结局。
郭涛收入不高，至今还背着父亲的债，父母早年离异，父亲的照顾也不多……在别人看来，郭涛完全可以怨恨，但他对父亲没有丁点怨气，记住的都是父亲的好。他用最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面对金钱，面对亲情。不怨天尤人，所以才能发现生活中的更多幸福。这应该是人们应有的心态，如今却成了郭涛最大的特殊点。
今天，不少人为了钱可以背信弃义，甚至六亲不认，而教师郭涛用自己的行动教会人们如何信守承诺，如何对待亲情，如何面对生活。
本报记者孙莹 文 J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