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血者被误诊感染艾滋病后陷入恐艾阴影500天

吴长栋多次走进“被艾滋”的肇始地，他想讨一个说法 快报记者 李梦雅 摄

说起“被艾滋”的经历，吴长栋依旧心有余悸 快报记者 李梦雅 摄

　　献血后，在常州打工的邳州人吴长栋被误诊为HIV抗体呈阳性。虽然事情已经过去500多天，吴长栋依旧没有从恐艾的阴影中走出来，他感觉自己得了“恐艾后遗症”

　　2009年11月5日，对在常州打工的邳州人吴长栋来说，是值得骄傲的一天。这一天，他走进常州的一辆献血车，作了首次无偿献血。然而这份骄傲仅仅维持了一天，第二天，吴长栋便接到了邳州疾控中心打来的电话，说他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这一消息令吴长栋如遭五雷轰顶。回到老家之后，魂不守舍的他在父母的追逼下，道出了实情。吴家顿时像坠入了地狱一般。吴长栋偷偷买了安眠药准备自杀，69岁的母亲也不打算活了。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吴长栋先后到徐州某医院、徐州疾控中心、常州疾控中心、江苏省疾控中心做血液检测，结果所有检测均为正常。

　　拿着江苏省疾控中心的报告单，因“被艾滋”被折磨得身心疲惫的吴长栋决定找相关部门讨个说法。虽然事情已经过去500多天，但是吴长栋对快报记者表示，他依旧没有从恐艾的阴影中走出来，他得了恐艾后遗症。

　　据悉，目前江苏省卫生厅正在调查此事。

　　[献血]

　　第二天被告知染上艾滋病毒

　　吴长栋出生于1975年11月，是徐州市邳州燕子埠镇人，今年36岁。几年前，吴长栋离了婚，年幼的女儿判给了他抚养。由于他要在常州打工，女儿便放在老家交给父母带。吴长栋在常州的一家工厂开卡车，由于技术过硬，他的工作一直受到老板的肯定。

　　2009年11月5日，吴长栋闲来无事，出来闲逛，当他到达湖塘乐购门口时，看到一辆献血车停在那里。“当时有个念头想献血，觉得献血也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如果有人输了我的血活了命，那是一件很骄傲的事。”吴长栋说，他的血型是B型，身体一直都非常不错。

　　有了这个念头之后，吴长栋立即走上了献血车。按照程序，***给他做了基本检测，并很快告知他，没有问题，可以献血。“听***这么说，我真的很开心，然后就输了400毫升的血。”吴长栋说。他随后拿到了一个纪念封，还有一个写着无偿献血的布袋，一本献血证。“真的觉得这事特别自豪，回到厂里之后，我立即就和工友炫耀，说我献了血，我自己就是觉得这是一件很不了不起的事情。”吴长栋说。

　　但是，这份骄傲仅仅维持了一天。11月6日傍晚，刚刚吃过晚饭的吴长栋正在宿舍里休息，手机“丁零零”响了。“我的噩梦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吴长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打电话来的是吴长栋老家、邳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艾科的胡医生。“你是吴长栋吗？”“是！”“这里是邳州市疾控中心，你在常州献血时，查出来血液有问题！”对方说。

　　“当时一听有问题，我以为是乙肝什么的，根本没想到艾滋病这一块。”吴长栋说，在他的追问下，胡医生表示他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听到医生这么说，我立时感到五雷轰顶，心想着这个世界上从此后一切美好事物都和我没关系了。”吴长栋足足愣了几秒钟，这才回过神来。“你赶紧回家来，有些事要问你，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要和你交待。”胡医生又说道。

　　吴长栋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挂上电话的，他只知道，“艾滋病”这三个字，瞬间占满了他的脑袋。

　　还没等吴长栋从医生的这个电话中清醒过来，他的手机又响了。他一看号码，是家里的电话，吴长栋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任凭它直往外流。手机一直在响，吴长栋担心自己不接电话会让父母担心，马上找了块毛巾擦了擦脸，又清了清嗓子，接了电话。“是我姐，我妈在她旁边，我姐说，刚刚接到邳州疾控中心的电话，说我的血液有问题，她们想问问我到底怎么了！”吴长栋说这个时候他才知道，疾控中心在打电话给他之前，已经把电话打到了家中。“我没事啊，可能是甲肝吧，你们也太大惊小怪了，这算什么事啊！我明天回来，你们别担心了。”吴长栋故意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这句话一说完，他就以自己在忙为由，匆匆挂了电话。“不知道那头，我的家人是怎么想的，反正有一天混一天吧，我不想让他们担心。”吴长栋说。

　　[恐惧]

　　哭了一夜后为自己安排后事

　　吴长栋的姑姑是个医生，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他曾经听姑姑说起过，一旦感染上了艾滋病，那离死期也就不远了。当天晚上，吴长栋一夜没睡，想着想着就开始哭。吴长栋一家兄弟姐妹共四个，他排行老三，是家中唯一的儿子，自小就是父母的命根子。而当时已离婚的他，正承担者抚养女儿的责任。“想到父母很快就要没我这个儿子了，想到我自己再也不能见证女儿的成长了，想到姐姐妹妹们喊着我的名字，想到我死后，他们可怜的样子，我的心都要碎了。”吴长栋说。

　　那天晚上，他甚至已经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如果他真的要走了，他会把孩子留给姐姐，求姐姐帮忙抚养。“总之什么都想到了。一闭上眼睛，就是女儿可爱纯真的脸，老母亲老泪纵横的样子！”虽然已时隔一年多时间，但吴长栋谈到当天晚上的情形，仍然泣不成声。

　　不过，在心里给自己安排后事的同时，吴长栋又冷静了下来，细细回想自己为什么会感染上艾滋病毒。“我查了资料说，艾滋病毒感染分三种途径，一种是母婴传播，我都30多岁的人了，这肯定不会。还有一种是血液传播，我从来没有输过血什么的，也不可能。最后一种就是性传播，我虽然和老婆离了婚，但从来不会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吴长栋说，他一遍遍问自己，怎么会传染上这种病，怎么也想不通。

　　第二天，吴长栋的两只眼睛都肿得跟核桃似的，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来，他用冷水敷了敷眼睛，但是不奏效。没办法了，他就戴上了平时开车时戴的墨镜。“虽然很滑稽，但是不管这么多了！”吴长栋说。

　　随后，他找到了工厂老板，提出辞职。当时工厂业务非常繁忙，而吴长栋在工厂干的时间比较长，工作又勤快，他提出辞职，无疑是撂挑子给老板看，老板当然不同意。“他问我为什么辞职，我就是不说，而且心情不好，语气也不好，就跟他吵了起来。”吴长栋告诉记者。

　　“老板平日里就对我比较好，钥匙什么的都交给我保管，对我很信任的，他看我执意要离开，最后还是同意了，并把工资结清了。”吴长栋说。拿上了工资，这个平日里和工友们打成一片的男人也不敢和工友告别，一个人背着包偷偷地离开了工厂。“是因为很害怕工友们问，这么丢人的事，还是一个人灰溜溜地走比较好。”吴长栋说。

　　[确认]

　　领取感染艾滋病毒告知书

　　“那天怎么到火车站的我都不知道。”吴长栋说到了火车站后，他买了一张当天晚上的票。第二天上午8点多钟，吴长栋回到了邳州农村的家。

　　吴长栋告诉快报记者，当时他父母还有二姐都在家里。他回家后，家人们没有表现出一丝喜悦，反而都是一副很恐惧的样子。“孩啊，你到底出什么事了啊？”老母亲一把抱住了吴长栋反复问道，“电话里不是说过了吗？没什么大不了的，是甲肝！”吴长栋尽量表现出不在乎的样子。“看着他们不安的样子，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和悲哀，但眼泪只能往心里掉。”吴长栋说到这儿，眼泪又掉了下来。

　　他的这番“不在乎”短时间内骗过了父母，但是他的二姐却并不相信吴长栋。“二姐怀疑我一个单身汉，在外面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染上了什么病，所以她第二天一定要跟着我去疾控中心。”吴长栋说。

　　2009年11月9日，吴长栋找到了邳州市疾控中心的胡医生。按照医生要求，吴的二姐不能进到病房里面来。“医生问我平时有什么不安全的行为等等，又问了我不少其他问题，我都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之后，医生让我签了一个HIV抗体阳性者告知书。”吴长栋说。

　　“我跟医生说，你帮我重新做检测行不行，医生说，他这个是从常州中心血站那边确认之后传过来的，不会错的。他们不能给我重新检测。”吴长栋说。之后，医生又详细给吴长栋介绍了他该注意哪些事项。

　　“出来之后，我就和姐姐说我这是甲肝。”吴长栋说，怀揣着这份HIV抗体阳性者告知书，他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家中。随后，他按照医生所说，把碗筷都进行了隔离。

　　不过，当时令吴长栋稍许欣慰的是，女儿被检查出来是正常的。“我带孩子去，家里人很不解，我和他们说，甲肝也许也会传染，所以带孩子去做个检查，我们也好放心。”吴长栋说，在等待女儿检测结果的那段时间，他在心里默念着，一定要平安，一定要平安。

　　[坦白]

　　母亲得知后当场晕厥

　　此后几天，吴长栋尽力克制住自己，虽然根本吃不下饭，但是在家人面前，他还是尽量做到和以前一样。“饭大口大口地吃，活照干，但是到了晚上他还是整夜整夜地失眠，而一到白天，他又很困。”吴长栋说，他虽然小心翼翼，但还是被细心的母

　　亲看出了端倪。几天之后，在父母的房间里，吴长栋经不住母亲的再三逼问，终于控制不住，大哭起来，并说出了实情。“我一说完，我妈妈就晕过去了，整个人都硬了，我们立即掐她人中，喊她，还好醒了过来。”吴长栋说，当天晚上，全家人抱在一起，哭了一夜。那天晚上，母亲没有责怪吴长栋一句话，只是不停地念叨着，为什么厄运会降临到这个家。

　　和家人坦白了之后，吴长栋再也不需要伪装自己了。白天，他就看着女儿和父母发呆，晚上则想着用什么方式结束自己。“当时我想自己感染上这种病毒，活在世上只能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危害。我那时真的很绝望。我想过上吊、想到喝农药，但一一被我否定掉了，我怕孩子看到我死后很难看的样子会害怕，最后想到了吃安眠药。”吴长栋说。

　　打定主意之后，他借口出门买东西，跑到外面买了一瓶安眠药，想在晚上口服下去无痛苦地死去。但是，吴长栋也搞不明白，在他这次买了安眠药之后，父母突然把他看紧了，就算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父母也是轮流陪着他。有时候父母也故意安排女儿陪着在他房间睡。这样，吴长栋根本找不到机会自杀。

　　[复检]

　　4次检测都没事，但依旧心有余悸

　　“我怎么也想不通我怎么会感染上艾滋病，我不是个随便的人。”吴长栋说，冷静下来后，他抱着一丝侥幸，决定再搏一搏，再去查一次。11月25日的前几天，吴长栋来到了徐州市贾汪区医院，用“张鹏”这个化名，做了一次检测。“看着***帮我抽血，我心里一直在祈祷。”吴长栋说。11月25日，他拿到了检测报告单，看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阴性”二字。虽然是“阴性”，但吴长栋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在医生的建议下，他第二天又来到了徐州市疾控中心做检测。“还是用张鹏的名字，做了个快速检测，结果还是阴性，这个时候我心里好受点了。”吴长栋说。

　　吴长栋说他还是感到不放心，于是在12月4日、12月21日，他又用自己的真名在徐州市疾控中心做了两次检测。两次结果显示都为“阴性”。“当时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觉得这么严肃的问题都会搞错。”吴长栋说。在确认自己正常之后，吴长栋喜极而泣，并把好消息告诉了家人。“一家人都觉得像做梦一样。”吴长栋说。

　　从被告知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到“恢复”成正常人，虽然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但吴长栋瘦了十几斤，精神上承受了巨大压力。“那半个多月，对我来说，天昏地暗的。”吴长栋说。

　　虽然被确认正常了，但吴长栋再也恢复不到以前的状况。他每天就躲在家里，看着女儿玩耍，看着父母干活，不想出去和人接触。而在家里足足歇了半年之后，他才想到重新出来找份工作。“但是心里面像有了阴影一样，晚上睡觉老是被吓醒，做的梦就是有人告诉我，我得癌症了，得艾滋病了……”吴长栋说。

　　深夜被吓醒之后，吴长栋就会马上找出自己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检测报告，看到“阴性”两个字，他会告诉自己，之前的事只是一场梦。后来，为了让自己心里更安慰一点，他去了江苏省疾控中心做检测，检测结果依旧是“阴性”。“我跟自己说，江苏省疾控中心这么权威的部门做出来的报告都说我是个正常人，那说明我真的就没事了，我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吴长栋说。

　　拿到江苏省疾控中心的报告之后，吴长栋才扔掉了安眠药，心理上也稍许好受一些。

　　去年上半年，吴长栋回到常州干起了老本行，继续开起了大卡车。虽然生活恢复了平静，但他说自己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不像以前那样，会和工友们说说笑笑，人变得很敏感，不再开朗。在他的世界里，他听不得任何关于艾滋病的事，家里人也不能再提到这个词，甚至于他对血也害怕得要命。有时连在街头偶尔看到献血车，他都会不寒而栗。他感觉自己得了“恐艾后遗症”。

　　郁闷之余，吴长栋决定去维权。他先去了常州中心血站，要求血站恢复他的名誉，但是血站的答复是，他们都是在按照正常程序工作的，责任不在他们。“后来我在常州找了个律师，那个人叫我把事情全权委托给他，但是事情过了一年，也没有任何说法，现在我已经跟那个律师解除了合同。”吴长栋说。

　　下一步，吴长栋决定再重新找个律师，为自己讨个说法。“这件事情给我和我的家人精神上打击实在太大，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跟我道个歉。我不知道责任究竟由哪个部门承担，但至少他们把我弄错成艾滋病人，这是一个事实，我前前后后到徐州、常州和省里面做了多次检测，每次检查都说我是正常的。这事有关部门总应该给我一个说法吧。”吴长栋说。

　　[吴母]

　　如果儿子没去复查，不敢想象会怎样

　　近日，快报记者和吴长栋的母亲取得了联系，这位年过6旬的老人一听说是问儿子当时被通知感染上艾滋病这事时，立刻就在电话那头痛哭起来，“我真的是吓坏了啊！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如果他真的有事的话，我肯定也不会活了！”老人表示，当时他们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之后，就一直忐忑不安，当她第二天看到儿子一脸无助地出现在家里时，就意识到情况不是那么简单。虽然儿子之前一直跟她强调，只是个小病，但她觉得儿子是在欺骗她。“他装得很正常，吃饭也很正常，但是白天的时候，我看着他在那发呆，眼睛肿得和桃子一样，就知道他晚上哭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总跟我说，‘娘啊，我没事。’但我孩子在说这个话的时候，都不敢看着我。”老人清楚地记得儿子当时的神情。

　　老人说，吴长栋被她逼问急了，有时候干脆回到房间里把门锁起来。听到从房间里传出的儿子的哭泣声，老人的心都揪在了一起。“我儿子一直是个很坚强的人，如果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他绝对不会这样的。”老人说。

　　“后来他跟我说，他感染上了艾滋病，我和老伴都觉得天塌了，我孙女还这么小，以后该怎么办？！”老人说。在儿子告诉他情况后的那些天里，老人说自己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她也担心儿子会想不开，所以一直和老伴轮流看着儿子。那些天，虽然吴长栋瘦了一圈，但他的母亲也因为担心他白了头。

　　“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我儿子不去复查，如果当时一下想不开就这么喝药走了，那我们母子俩现在都不会活在世上了。现在我们家肯定一团糟，留下个孩子这么小。”老人说，她都不敢想了，想想就觉得后怕。

　　“我们的责任是根据结果上报”

　　[常州中心血站]

　　“我们的责任是根据结果上报”

　　吴长栋是在常州献血时被检测出来有问题的，日前，快报记者赶到常州市中心血站。政工科主任邓光华介绍，吴长栋此前曾来找过他几次，要求血站给他恢复名誉。他是在2009年11月份献的血，当时设备初筛时是呈阳性，他们用吴长栋的血再次查一遍，依旧是阳性。

　　因为两次初筛呈阳性，血站按照国家规定填了信息，并上报国家信息网上。“正常程序是我们填写了吴长栋的信息后，这信息会自动传到吴长栋属地疾控中心，再由当地疾控中心通知吴长栋本人，按照保护隐私的原则来说，也只能跟他本人说。我们当时在网上填写的是血站筛查，我们血站没有确认他为阳性的资格。”邓光华介绍。

　　邓光华介绍说，常州血站对HIV的筛查是由机器进行的，机器对照试剂和反应结果比对，吴长栋两次初筛都是阳性，可能是吃了海鲜等食物或者一些药物后出现的假阳性结果。

　　“我们的责任就是根据结果上报，疾控中心应该知道血站没有确诊的权力，他们应该带着吴长栋去做进一步确诊，不一定要等吴长栋自己主动提出来，他们应该主动提出带吴长栋进一步核实。”邓光华说。

　　据邓光华介绍，每年常州献血者共有四万多人，每年都会有十几例被检测出HIV结果呈阳性。但是，从1993年起，开展艾滋病检测之后，由常州血站确诊的只有两例。“也就是说，每年这十几例的阳性基本上都是假阳性，导致这种结果的因素很多，因为血站的检查机器灵敏度很高，一些人吃了药或者海鲜等，都有可能会干扰检验结果，出现这种假阳性反应。”邓主任告诉记者。

　　“在处理过程中我们不存在过错”

　　[邳州疾控中心]

　　“在处理过程中我们不存在过错”

　　记者近日也联系到了邳州市疾控中心性艾科医生胡医生，胡医生表示，吴长栋这件事，是他本人具体负责的。邳州疾控中心2009年11月6日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信息专报系统网络直报中，看到了吴长栋的传染病报告卡片。报告卡片中，注明“确认结果阳性”。他们按照相关规定，对吴长栋进行了告知。而因为吴长栋所留的电话是家中电话，所以他们就打电话到了吴的家中。

　　“当时是他家人接的，我们只告诉他家人，吴长栋在常州献血时，怀疑血液有问题，我们没有把他感染艾滋病这件事告诉他家人。”胡医生说，他明确，在保护当事人隐私方面，他们并没有过错。这件事他们也和省疾控中心汇报过。

　　“因为当时那张报告卡片上是‘确认结果阳性’，所以我们无需进行复查。”胡医生说。“网络直报是确认阳性，按照程序，我们不需要再次对他做检测，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没有任何过错。这件事情之后，他也没有来找过我们，也没有律师和我们联系。这件事从发生到处理的一系列过程我们不存在过错。”胡医生表示。

　　“责成常州、徐州两地进行调查”

　　[江苏省卫生厅]

　　“责成常州、徐州两地进行调查”

　　快报记者随后和江苏省疾控中心取得联系，一位姓李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江苏省卫生厅正在调查此事。

　　江苏省卫生厅有关人士表示，卫生厅领导从相关渠道获悉此事立即高度重视，目前已经责成常州、徐州两地进行调查，但是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相关人士又表示，可以明确的是，吴长栋并不是艾滋病毒感染者，而这件事发生在2009年，现在他们正在调查差错出现在哪里，目前一切都在调查过程中。

　　有关人士透露，按照邳州疾控中心的说法，他们看到的报告卡是确认阳性，那就说明，有人点了报告卡上确认阳性这一栏，有人把它选中了。“有权进入这个网络系统的部门很多，现在我们在查到底哪个部门点了确认‘阳性’这一栏。”有关人士表示。

　　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主任鲁明表示，有关部门对吴长栋的行为应该属于侵权行为，侵犯了吴长栋的健康权。鲁律师介绍，健康权既包括生理机能的完好，也包括心理状态的完好，而有关部门的行为，让吴长栋受到了惊吓，产生了不健康的状态，侵犯了当事人的健康权。“现在调查正在进行，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吴长栋可以向有过失的部门追责。”鲁律师说。

　　快报记者 周青 李梦雅

　　实习生 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