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板工资”造就“破罐心态”
停工，原本是工人维权最后的“撒手锏”，缘何往往第一时间就撒出来？
文/《》新闻周刊记者叶前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新民社区劳动服务站前，人头攒动。当地政府负责人用大喇叭宣布停工工人反映工厂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调查结果。这宗起因于百元加班费争议的停工，延续了十几天。
同样在6月底，广州市番禺区的韩资企业世门手袋厂大门上，用最原始的“布告”向停工的工人们承诺改进工作环境。此处停工肇始于老板闯入女厕所。
两个类似的场景反映的是新近发生的一类停工事件的演变轨迹：一起小事端作为导火索，勾起长期工作中累积的各种不满，然后集体爆发。工人诉求五花八门，往往缺乏谈判代表，难以形成统一意见，以致劳资纠纷久拖不决。
多种诉求中，薪水居于核心。《》新闻周刊在珠三角地区调研发现，许多制造业企业实行“地板工资”，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底薪；大量工人则形成“破罐心态”：满意薪水难求，但找个工作并不难，抱着“大不了走人”的想法，对自己的工作岗位不珍惜，出现劳资纠纷时，较易倾向使用终极手段——停工。
受访专家认为，为工人建立起以工作岗位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给工人以持续稳定工作、未来有保障的盼头，工人面对劳资冲突才会更加理性、谨慎。
起因琐碎
位于东莞长安镇的冠利精密钟表厂是日本大型钟表制造商——西铁城旗下企业，全厂2300多名职工。从6月12日到6月23日，工人停工持续了十余天。
工厂表壳加工部门一名员工告诉本刊记者，工厂此前因电力设备故障放假两天，并要求员工在其后的两个星期日“补班”。“补班”属于调休，按正常时间上班计酬。但在工人看来，工厂由于自身原因导致工人周末上班，应该按假日加班发放加班工资。
工人们向课长表达这一不满，要求向厂方反映。但厂方未作出任何回应。工人回忆，6月12日那个星期天，工友们都按时到厂，也不知道谁鼓动了一下，大家就同意停工抗议。
最初参与停工的只是表壳加工部门的人，消息在厂区传开后，最高峰时近2000人加入停工队伍。
工人们告诉本刊记者，工厂实行的“底薪+加班费”工资制度，两天的“加班”或“补班”，工资差别不过一百元左右。即使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来说，这也不算大数目。一名工人直言，加班费其实只是个引子，停工主要是由于工人长期受到不合理、不合法的管理，不公平的待遇，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一种集体宣泄。
冠利精密钟表厂董事长田贵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证实了工人有关停工原因的说法，同时承认工厂在管理过程中的一些“不当行为”。
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世门手袋厂是一家韩国独资企业，1992年设厂，主要生产皮包、钱包等皮具制品，并为多个国际皮具品牌代工。工厂工人约5000人，多数为女工。
6月20日，工人中传开一条消息——新上任的韩籍男老板进女厕“抓偷懒员工”，上千工人愤而停工抗议。停工持续了4天。
来自广西的工人雷全献说，老板强进女厕所只是个引子，工人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借此发泄出来，数落种种“非人待遇”：上班期间不准喝水，每四个小时才获准去一趟厕所，男工没有宿舍，女工生病不给住宿舍，食堂伙食差到“不是人吃的”
诉求多元
一份由东莞冠利精密钟表厂工人手写、提交给当地劳动部门的诉求书上，列举着工人们“长期积累的不满”：“提前10分钟到达工厂开早会造成无薪加班”、“进厂时被收取100元制服费押金”、“每月250元的伙食费被扣个人所得税”、“强迫加班”、“管理中动辄扣分罚款并以解除劳动合同相要挟”、“没有工会”，等等。
长期以来，企业按总部所属国习惯，每天提前10分钟集合开“早会”，布置一天工作。这样，上班时间一到，工人就可以上岗。工人们则认为这10分钟应该算加班。
企业从员工工资中每月扣除250元作为伙食费，并将此计入工资总额扣税。然而，不少工人并非一日三餐都在工厂食堂用餐。工人们认为：应该“吃多少，扣多少”，而且钱没发到手里，不应该纳税。
此外，企业虽然建立了工会，却与不少外资企业一样，是个“影子工会”，基本处于休眠状态，工人要求“健全工会”。
还有一部分员工认为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已经构成“员工要求其解除劳动合同并索取经济补偿金”的条件。在东莞冠利精密钟表厂工作了6年多的黄沧海说，厂里有300多人停工的诉求是厂方解聘他们并给予经济补偿金。
被动解聘与主动辞职的区别在于有无经济补偿金。按法律规定，由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应按每工作一年付一个月工资的补偿金。不少工龄近10年的工人可以获得两三万元的补偿金。据本刊记者调查，要求被解聘的工人多集中在工厂磨光部。由于磨光工序中会产生灰尘，有人担心会导致尘肺病，因此想离职换个工作。
然而，厂方坚持认为，工人反映的有关情况不足以支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索取补偿金。
在番禺世门手袋厂，除了要求工厂改变苛刻的管理制度，部分工人也乘此要求工厂将基本工资从1100提高到1300元，与今年3月刚刚提高的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对应。
“破罐子”心态
本刊记者采访发现，在一些地方，高新技术产业并不必然意味着高附加值和工人高收入，因为外资企业往往只是把产业下游的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如富士康生产苹果手机，南海本田系列工厂生产汽车零配件，东莞为西铁城生产手表，番禺手袋厂为国际品牌皮具代工等。这些企业对工人往往一刀切实行“地板工资”，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基本工资，工人要想多挣点钱，就必须加班加点。
不论是在像东莞冠利精密制表厂这样看似高端的企业，还是世门手袋厂这样的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一天工作12个小时是平常事，甚至有时要工作14个小时。
世门手袋厂的一位工人告诉本刊记者，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月扣除社保费和伙食费等，拿到手里的只有1950元左右。这样的“地板工资”薪酬体系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十分普遍。
“两千来块钱的工作，在珠三角哪里找不到？大不了走人呗。”参与停工的工人普遍表露出这种“轻松”心理。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岳经纶教授说，正是由于企业在工资待遇上的“高度团结”，工人失去了职业竞争的动力和压力，对眼前的工作机会也无所谓珍惜。停工，原本是工人维权最后的“撒手锏”，往往第一时间就撒出来，突发性尤为明显。
据本刊记者调查，对于在某一工厂工作超过10年的老员工来说，他们获得的“发展”就是比其他员工每月多出三五百块钱的工龄工资，甚至有时因自己加班稍少，收入还比不上刚刚入职的新工友。
长期从事劳资问题研究的中山大学劳动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中方主任何g.c教授认为，没有保障，看不到发展前途，制造业铁板一块的“地板工资”，利益诉求表达不畅通，“民工荒”带来的找工作容易，多重因素造成工人不珍惜眼前的工作岗位，用俗语说，就是“破罐子破摔”，“大不了走人”，对于一旦有人发动停工，很容易响应，希望争得一些权益。
社会风险
岳经纶提醒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劳资双方的协商谈判，单纯依靠政府劳动部门的强力介入，然后由资方单方面向政府部门同时也向工人作出承诺，作为主角的工人往往缺席集体协商，本该在劳资双方之间摆上桌面的协商谈判变成了企业与官方之间“讨价还价”，如此一来，既给工人造成企业与政府部门“暗箱操作”的不良印象，也易在具体诉求上给资方“扯皮”的机会。
东莞冠利精密钟表厂厂方表示，厂方十分希望能和工人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但工人不愿意派代表，或者高喊“不要被代表”。
有工人对本刊记者解释，工人之所以不愿意派代表，还是担心作为代表会遭到“报复”。参与停工的工人说，在停工的十多天里，工人们除了步行去了一趟镇政府，其他时间不是在厂区，就是在宿舍，除了不开工，什么也没干。
近年不少案例表明，由于工人诉求散乱，没有谈判代表，劳资双方难以展开有效的协商、沟通，停工往往持续时间久。久拖不决也容易引发事态升级，工人可能因平静诉求得不到及时回应和满足，而转向采取过激的行动寻求解决。
怀揣着融入城市的梦想，中国新一代农民工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逐渐增强。广州市总工会的调查显示，4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同工不同酬”是不公正待遇，27%的人希望参加“维权培训”。近一半的人希望政府为他们“改善社会处境，提高社会地位”。
“从更深层面看，为外来工建立起以工作岗位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诸如子女上学和养老保障，给个人以‘持续稳定工作，未来有保障’的盼头，工人面对劳资冲突才会更加理性、谨慎。”岳经纶说。
目前，广东已启动劳资关系集体协商立法进程，岳经纶认为，以此建立起一套正常的工资增长和劳资争议集体协商机制是当务之急。
制度环境改变尚待时日，东莞冠利精密钟表厂停工事件的后续影响亦仍未消散。
6月28日，厂方通告，此前停工期间不给工人计工资。是日下午，不满的工人再度短暂停工。
6月29日，在当地政府部门人士的参与下，厂方解聘领头停工的8位班组长。7月1日，又解聘另外13名参与停工的工人。
迄今为止，21名被解聘工人还在维权当中，但未获得有关方面积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