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变迁，未来会有更多的农村贫困大学生毕业后要在城市生存，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发展贫困”、“回馈贫困”的现实。尽管如此，我们仍旧确信“知识改变命运”，因为读书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与个体自身相关的物质利益，最重要的是一种精神脱贫和对生活的勇气，尤其是这群处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变革中的80后农村贫困大学生。
清晨6点刚过，张博准时从梦中醒来。在这个城中村不足10平方米的租住屋子里，一张大床几乎占据了屋内三分之一的地方，冬日的寒气笼罩着他的脸，除了蜷缩在被窝里的身体，屋里的一切都很冰凉。他的身边，妻子和儿子还在酣睡，被子太厚，儿子的呼吸显得很粗。
更多的时候，他希望自己还能再小睡一会儿，但每天的这个时候，他的头脑会异常清醒。
如果外面的亮光足以让他不再摸黑，他便起来，舍不得开灯亦不忍惊醒酣睡中的妻儿，穿好衣服后，拿冷的毛巾擦一把脸便匆匆出门。7点钟，他会准时出现在离自己住处两公里的城西客运站，等候着一些人来搭乘自己的电动摩托车，载他们去他们想去的地方。
这是他的工作。三年多来，除了一次短暂的在公司打工的经历，他一直靠电动摩托车载人养家糊口。这个出生在渭南临渭区一个贫穷的小镇上，200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下属的一所会计专科学校的80后，一直觉得自己的生活很难对别人启齿，原本他可以做个体体面面的财会人员，但现在他是个每天都担心被***罚款的摩的司机。
不久前，张博无意间看到《媒体》刊登的一篇有关农村贫困家庭供养大学生的调查报告，张博哭了，他和故事中的几个人物都有相同的经历，那篇报道让他想起了父亲。去年的这个时候，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他是个孝顺的孩子，即使是大学毕业混得再不好的时候他也没忘记过回家，这一点他又和有些农村大学生不一样。
以前，他从没有为自己是个农民的儿子而自卑过，可是现在他生活在城市，却为自己是个城市人自卑。他说，为了父亲一辈子的辛苦，他要勇敢地在城市生活下去。
儿子至今不知道巧克力是什么味道
2012年1月4日，新的一年刚刚开始，张博三岁的儿子多多(化名)又生病了，这一次，在妻子齐秀妮的催促下，儿子被送到土门一家私人诊所打点滴。
也是在这天早上，张博拨通了报社的电话，一开始嘟嘟的响铃让他颇觉紧张，后来他安慰自己：一定要突破自己。
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勇气告诉别人他的生活，他不怕生活的艰辛，他原本就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娃，吃得不好穿得不阔绰与他的内心并没有多大的冲突，他现在最难过的是，他结了婚，有了妻儿，也终于能体验到自己父亲当年那种对生活从不懈怠的态度。
“我也要做个有责任的人。”当张博说完这话时，插着输液管的儿子突然咯咯地对着他笑了起来。
这次儿子病了，张博不敢再耽搁。去年冬天，多多重感冒，张博一直希望吃药能扛过去，没想到多多高烧40度一直不退。他不是不想领儿子去好的医院看病，冬天摩的生意不好，他每天只能挣二十几块钱，在药店上班的妻子还不到发薪水的日子，他连300元都凑不够，怎么去？最后，在妻子的央求下，他张口向在西安打工条件同样不好的哥哥借了300元钱，才把儿子送到诊所打点滴退烧。
张博一家租住在西安市西郊的城中村杨何村，离土门的这个小诊所好几公里，每次儿子需要打点滴他都会到这个诊所。他比较了好几家，这个诊所的医药费最便宜，看一次病能省200多元。
儿子病的这几天，天气突然变冷，张博用自己的电动摩托车载着儿子走了30分钟才到诊所。输完液回到家里，多多问妈妈齐秀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坐一次小汽车？”妻子哭了，张博强忍住眼泪对儿子说，“咱明天再穿暖和些。”
张博说，他很欣慰的是，有一个温柔贤惠的好妻子，“她没抱怨过嫁错了人，还有儿子，你看，他特别爱笑，这说明他很开朗活泼。”张博说，他一直希望儿子的性格能外向些，现在他不担心这个了。
其实张博并不知道，如果不是这次与记者碰面，齐秀妮也许永远不会对外人提及他们的生活，这个身材高挑眉目俊秀的女人因为很少在丈夫面前抱怨什么而让张博颇感“自己是个很幸运的男人”。
“怎么没有抱怨，但有什么用呢。”趁着张博出去的时候，齐秀妮的眼泪流了下来。
她说，她只是不想给丈夫增加更多的思想负担，她也是个农村娃，再苦再累的生活她都能行，可她是个母亲，她不能不心疼自己的孩子。
多多已经三岁多，穿的衣服基本都是别人送的，最让她难过的是，儿子已经好多次问妈妈，“巧克力是什么味道？”
“有时我真想给儿子买一块真正的巧克力尝尝，可是又不能，怕他吃了还想要。”齐秀妮说。
杨何村，这个四周已经被高楼大厦包围的城中村是她和丈夫在这个城市中栖身的地方，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房租低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多多可以在这个村子上幼儿园，学费不高，每月400元。
多多输液的那几天，不想去幼儿园，这就意味着爸爸和妈妈必须有一个人留在家里，这肯定不行，年关将至车站的人流增多，张博的摩的生意可能会好一点，齐秀妮在药店上班，工资都是按天计算，所以，从诊所回来的多多很快又被送到了幼儿园。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病了可以不用去幼儿园，我病了还要去？”进幼儿园大门时，儿子问张博，他却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他患上了职业病
大学时，张博学的是会计专业，这是个和钱有关的行业，要说他略显内向的性格也适合做这个。
2003年，临近毕业实习的那几个月，张博遭遇了一个至今仍耿耿于怀的挫折，也让不善言谈的他对人际关系多了一份恐惧。当时，他最信任的一个同学称在广州替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当张博兴致勃勃地来到广州时才发现自己掉进了传销窝。最让他痛心的是，自己带去的2000元钱被同学席卷一空，那可是父亲在家乡的土塬上风里雨里开着蹦蹦车拉人，五角一元攒的钱。张博永远也忘不了大学二年级开学时自己的学费仍旧没有着落埋怨父亲，敦厚的父亲抽了一晚上烟，第二天咬牙去借了高利贷才凑够了学费，这次高利贷直到张博毕业打工后的第二年才还完。
2000元，那可是全家一年的储蓄啊，张博每次讲到这个遭遇时，眼泪就在镜片后打圈圈。
在火车站借着警察的帮助，身无分文的张博才从广州传销窝里逃了出来。回西安的路上，他没吃没喝，最后一段路程，他是“逃票”才回到了家。他不敢把这个经历讲给父亲。年关时，父亲已经把对联贴在了门上，“关关难过关关过，事事难成事事成”，父亲鼓励已经大学毕业的儿子张博，“去城里闯去，爸还要享娃福呢。”
这样的期待让张博觉得很沉重，他知道他是全家人的希望，哥哥上学不好早早不再念书，全家所有的收入都在供他读书。虽然他从不缺乏对未来的希望，可他总觉得自己的性格中缺少一鼓作气的力量，父亲那样地爱他，他也那样地爱父亲，这双重的爱有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西安一家围巾厂做出纳，每月只有300元，微薄的收入在他内心的落差极大，硬撑着干了一年半，最后还是离开了。他觉得大学算是白念了，可他不敢在父亲面前透露这个抱怨。2004年11月，张博去了山东，为一家中型规模的化妆品公司做财务，起初的三年，公司效益不错，张博每月能拿到2000元，除了给自己留下少部分的生活费，其余的钱他一分不少都寄给了家里。
生活的状况看起来在慢慢地变好，上大学的账陆续还完了，父亲甚至还翻新了一下老屋。2008年，张博回老家结了婚，父亲骄傲地告诉邻里亲戚，张博在外地一家大公司做会计。
原本他就要这样生活下去，如果可能的话，他也许会一直工作生活在外地。可这时，他却患上了严重的强迫症。他说不清这个心理疾病是怎么眷顾上他的，或许，长期的财务工作无形中让他觉得很有压力。
整夜，他的眼睛都闭不上，明明知道账是对的，但还是控制不住反复地算，直到精疲力竭；白天出门明明知道液化气阀门已经关上了，可还是反复地检查，一两个小时还折腾不完。
生活在城市却不属于它
2009年5月，张博回到了西安，他的强迫症没办法再让他做任何与账目有关的事情。
他找了好多地方，能让他可以承担房租、暂且落脚的只有这个城市边缘的杨何村。
他先是在东郊一家奶粉厂找了一份库管员的活，每天光往返就得两个多小时，他发现，疲倦的体力活动无形中能缓解他的强迫症。
在奶粉厂的工作也仅仅维持了4个月，只因为给主管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没几天张博就被解雇了。他抱怨过自己为什么不会说话，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也抱怨过社会为什么总不给他机遇和平台。
他不想再去单位打工，每到一个新的环境，他在心理上还是有些畏惧人和人的关系，可他又不能不去工作。
他唯一的家当就是一辆电动摩托车，他只能利用这个在城市里生活。父亲生前也是靠蹦蹦车拉人养家。张博说，如果父亲知道自己含辛茹苦供养的大学生竟然干着和自己一样的营生，是不会瞑目的。
他忘不了第一次拉人的尴尬，他戴着眼镜，眉清目秀的样子让别人很难把他和开摩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他不敢主动问别人来坐他的摩的，从早上直到下午，才有一个人主动来问他，他的摩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两年来，他有三次被警察抓住的经历，第一次被罚款300元，他觉得好心痛，那是他和妻儿一月的生活费。第二次、第三次，张博学会了放下颜面，他哀求***，并讲自己的经历，或许***看他文绉绉的样子就没有再罚过他的款。
“我们生活在城市，却不属于它”，一次张博拉一个旅客去火车站，马路边一个理发店的音响里传来这两句歌词，不喜欢唱歌的张博牢牢地记住了这两句歌词：生活在城市，却不属于它，“多好哇，就像在写我。”
张博说，如果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该多好。那样，他和老婆孩子生活在农村，种着几分地，他会没有这么多内疚，没有这么多生活的压力，也没有做城里人的自卑。
可他偏偏不是，他不是个城里人，可他也不能生活在农村。去年，父亲生病住了将近一年的医院才过世。病榻前，他一句都没有告诉父亲他现在的境况，他知道父亲一直相信念书可以改变贫穷，他知道父亲一直为他骄傲，父亲临终前仍旧对他说：娃，你是个大学生，你不能再回到农村生活，乐观点，在城里勇敢地打拼下去。
张博忘不了父亲的乐观，没有父亲的乐观，张博说自己早就被生活压垮了，在强迫症严重的时候他甚至想过自杀，是父亲的乐观教会了他时常放眼去看别人，他说他的大学同学甚至还有些人失业在家，可他还有勇气打拼，他还要买房子，永久地扎根在城市，因为他也曾经上过大学。
知识的脱贫造就精神脱贫
可张博并不知道，在过去的一年，有一个数据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颠覆了像他一样为数众多的农村大学生的城市精神之梦。
中国科学院《2012年中国社会形式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超过50%，国内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以及价值观念都会随之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曾经影响了几代人的“读书改变命运”的观念也必将在社会变革的大浪涛中被置于一个新的环境中去审视，这也注定了像张博这样的80后农村贫困大学生，在这个特殊的社会阶段必将面临生存于城市的惶恐、焦灼和压力。
“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使得上大学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农村的孩子，在父辈‘知识改变命运’的论调下勤奋地读书，上完大学基本都会选择留在城市，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使得城市就业率已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震称，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部署，到2020年，我国将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这意味着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在未来十年间，还会继续扩大，“今后不光是农村大学生，所有的大学生都会面临生存的压力。”
长期关注农村大学生城市生存状况调查的北京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张亚斌表示，在国内目前所处的快速“城市化”的表层下，社会产业结构仍存在着严重的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城市实际是处在一个表面繁华而实为困窘的位置，这使得城乡大学生的发展机会并不均等，“农村贫困大学生毕业后留在城市基本上是孤军奋战，他们能够凭借和依赖的资源本身极少，为了在城市生存，他们必须面对高昂的房价、医疗、孩子上学的费用等等，除此之外，在心理上他们还得背负留守在农村的父母的期许，面对这一切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在陕西省合阳县贫困山区的张亚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其自身在城市奋斗的经历让他对于当代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城市生存状况，有了更多的关注和理解，在其博客中，他将农村贫困大学生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归结为“发展贫困”和“回馈贫困”两类。
“对于他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的父母和社会，千万不能以急功近利的物质思想来衡量和怀疑他们的读书价值。”张亚斌称，社会变迁所导致的贫富差异很容易再次让人怀疑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其实这是一个毋庸再讨论的话题，只有知识的脱贫才可能造就精神的脱贫，若没有精神脱贫这样的内源性动力，个体对其奋斗的价值仍然不会体验到真正的意义。
“任何时候都不要怀疑知识改变命运这个论题，命运不仅是生活在城市和农村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命运是能够看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面对环境的勇气，”张亚斌说，如果能具备这样的人格品质，“这些曾经在贫困中挣扎读书的农村大学生一定会实现自己的华丽转身。”
本报记者刘燕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