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指80年代出生，继承过亿家产，他们被称为富二代。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一代民营企业家“富一代”们的子女，如今他们靠继承家产，拥有丰厚财富。“富二代”一词首先出现在《鲁豫有约》。著名的富二代有鲁鼎伟、刘畅等人。
富二代-类型分析
富二代
第一种属于有知识成功型。他们的父母意识到公司的发展与知识是分不开的，于是对子女的教育就非常重视，这些孩子也非常珍惜父母打拼所积累的家业，努力学习，不断获得成功。这些获得成功者大约占“富二代”的20%。其中一部分“富二代”不局限于父辈的传统行业，投身于科技含量高的新兴行业，比如IT产业、软件开发、广告传媒等。
第二种属于纨绔子弟败家型。张旭光认为这种现象在“富二代”中很普遍，起码占50%。很多民营企业家在打拼创业中吃了很多苦头，就不愿意让子女吃苦，生活条件太优越，父母积攒的家业毕竟很有限，由于这些占半数的“富二代”们往往不思进取、坐吃山空，很多学业未完成，大多家业都破产了。
第三种属于顺其自然型。第一代创业浪潮中的掘金者，虽说赚了点钱，但也不是太有实力，就是比普通人富裕一些。他们平稳发展的同时，对子女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在这种不温不火中，他们的孩子有60%学业是成功的，既能创业又能守业，而和真正的富人相比，规模不会很大，估计在18%左右。
剩下12%属于父衰子落型。由于父辈在那种特殊时期，钱来得太快，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改革完善中，所遇到的形势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自己不具备相关知识水平和资质能力，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就处于劣势，还没等到“富二代”登上舞台，就沦为平民了。
富二代-竞争力
成都新象建材冯爱华之女冯洁
中国有多少“富二代”？2004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全球最大投资银行之一美林集团(merrill lynch)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大陆的千万富翁接近24万人。中小规模的家族企业则更多。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底，他们曾经在浙江八个县市做过一个企业调研，312家企业中，三分之二的企业属于家族企业，这些企业2002年的销售收入都在500万以上。如果按照正常的家族代际传承，那么有资格成为“百万富翁”乃至“千万富翁”的新中国“富二代”将数不胜数。
眼下的这批中国“富人”，财富大多尚不及三代。陈凌介绍，由于计划经济时代不允许私营企业存在，建国后对过去的工商企业采取了社会主义改造，历史上存在的家族企业都销声匿迹了，因此改革开放以后不断涌现的民营企业都是完全崭新的，只有极少的企业可以追溯到1978年以前。
同样，新“富二代”虽然有可能承继巨额的财富，但是仍然缺乏由富而贵的历史积淀，皆是从草根向富裕过渡的先锋军，他们承受了父辈在事业上更多的期望，所以对他们的教育被父辈列为头等大事。
“中国的富豪们目前在忙三件事，一是发展企业，二是与政府打交道，三是教育孩子。即使是很年轻的老板，也把培养孩子提上了议事日程，而80%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介绍，他与众多的富豪们打过交道，结果发现大部分人把子女送到了国外，而且是最好的大学，比如英国的剑桥，美国的哈佛与耶鲁。有趣的是，文化素养高一些的往往把孩子送到英国，而相对文化较低的富豪父母则清一色把孩子送到了美国。
陆建华说，“富二代”脚下是金子做的垫脚石。这使得他们天然在社会竞争力上要强于普通人，这是一个马太效应，即越有资源的人，越可以利用资源为自己、为孩子创造机会。以让孩子受教育为例，99%的“富二代”进了最好的学校，而中产阶层二代不超过50%，大量的温饱阶层的孩子通过努力后达到的比例可能只有5%。这种资源的承继使得“富二代”在知识、技能方面远远领先，又客观上增加了他们的竞争力。无论是文化程度、眼界，还是跟政府打交道的熟练程度，“富二代”都要比父辈优秀得多，他们的优势在于：再也不用从最底层开始。
但陆建华不认为中国的“富二代”能够成为像民国初期一样的富贵阶层，他认为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知识阶层还在贵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氛围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力量。
对于“富二代”的竞争力，浙江大学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凌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企业家家族容易出现更多的企业家，家庭内部积极创业的氛围、教育甚至遗传基因都会起作用，随着财富的传承，我们不能够忽略的是管理经验也同时得到了传承。”陈凌介绍，只要企业的生存环境适宜，竞争有序，“富二代”就完全有可能全面超越父辈。
“富二代”阶层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的财富观和价值取向。陆建华认为，这意味着，在中国，不通过自我奋斗就成为有产者不再是一件可耻的事。财富的合法继承也将受到法律保护。而在生活方式上，蜜糖里泡大的“富二代”很容易就接受了奢侈品消费，而非温饱型的等级，这将对其他阶层，特别是中产阶层消费产生巨大的示范作用。
富二代-合法性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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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华认为，目前，第一代富人对“富二代”在一定程度上的“炫富”进行了约束，有些是出于恐惧，有些则是出于爱护孩子的前程。陆建华说，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这样一个意识阶段：致富一代的合法性还没有完全被社会民意承认吸收，“富二代”的合法性也就多少有些疑问。
近两年，有关开征“遗产税”的呼声不断增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对本刊表示，开征遗产税，能更好地让公民财富的一部分合理合法地留下来；而这是经过产权鉴定的，是国家法律保护的，也有利于让第一代教育“富二代”更好的接班。
李曙光认为，倘若对中国财富分布不均衡的现象视若无睹，不在制度上进行调控的话，将在更大程度上降低社会效率。因为很多年积累下来的社会基础和社会链条都会被打乱，而收入差距的拉大对中国总体的现代化以及社会稳定都有影响，会成为不稳定的一个导火索。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够过分强调公平，以免打击创业者的积极性，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如何在公平和效率中保持平衡，这是一个太需要探索的话题。李曙光建议，在相关法律还没有出台以前，目前可以从舆论、观念、意识上引导，将富人的部分财富通过捐献等方式回馈社会，达到财富调节目的。
他提出，把财产留给不肖子孙还不如给社会，当然他不否认，也有很多“富二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无论有多少争议，“富二代”，正在诸多复杂的目光中，粉墨登场。而能否突破“从穷光蛋到富翁，从富翁到穷光蛋”的富人家族的此前宿命，全凭他们自身的实力与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