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一段只有3分钟、名为《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老父气绝服毒》的视频被上传到网上，随即引发热议。
视频的主角叫苗卫芳，2011年7月从河北大学毕业时已经40岁。作为一名大龄硕士毕业生，他没能如愿找到一份理想的稳定工作，便回到村里种地。他是村子里有史以来第一位研究生，曾是村里的骄傲，现在则成了“反面教材”，村民们说他“书都白读了”。
在河北保定阜平那个不足百人的小山村里，找不到工作的苗卫芳及其家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今年5月，苗父选择了服毒自杀……
四十岁的研究生 小山村的新农民
苗卫芳出生的小山村叫柳树沟，位于太行山深处，需要步行20公里才能搭上去县城的汽车。2008年，小山村飞出了一只“金凤凰”———37岁的苗卫芳被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录取为全日制研究生。
苗卫芳的父亲苗风山感到非常自豪，在村里甚至有点炫耀。苗风山与老伴均疾病缠身，家中一贫如洗，他觉得考上“状元”的二儿子能够改变家里的现状。“考了一个好学校，以后就会有一份好工作”。
苗风山没想到，他引以为豪的儿子三年后毕业时，非但没找到一份好工作，反而要回到村里种地。苗卫芳说：“我是父亲全部的希望所在，我因为没找到工作回村种地，父亲有种绝望的感觉。如果当初他没抱着那么大的期望，打击可能会小一些。”
苗卫芳是村里第一名研究生，回到原点的他一下子从榜样变成了“反面典型”。“村里人背后议论纷纷，也有当面说的，多是讽刺、嘲笑。”苗卫芳说，“跟邻居借自行车都借不到，大家不搭理我。像我这种情况，村里人都觉得可笑、可悲，难以理解。”
苗风山一般都待在村里，不大外出。村民们对儿子的非议，苗风山听到、见到的，比苗卫芳更多。苗卫芳说自己心里还有一些追求，想一边种田一边写作，“还有理想支撑，还没有完全垮。我多少还有点自信，父亲则完全没有支撑，精神支柱完全倒了”。
今年5月25日，67岁的苗风山利用去女儿家走亲戚的机会，在药店买了一瓶安眠药藏在身上，回到家后趁老伴睡熟时服下。幸亏发现及时，经过抢救才捡回一条命。苗风山事后说：“我想一死百了，烦心事再也看不到了。”苗风山很后悔供儿子念书。
父亲出事后，苗卫芳在家里也待不下去了。“是被迫出来的，怪不得很多青年学子也是在外面飘着，都不敢回去。自己能承受，但是父母不能。” 苗卫芳觉得自己的处境具有普遍性，主动邀请拍客拍摄他的经历，“我不否认我想引起关注”。
读研三年有著述 找份工作有难度
苗卫芳是一个文艺青年，在校读研三年，除了写作一部学术专著，还用业余时间写出长达30多万字的以代课教师为原型的长篇小说《二月兰》。毕业后，苗卫芳一心想找份稳定的工作，想一边工作一边搞创作。可一年多过去，还在待业。
“其实，我对工作要求并不高，就想稳定点，政府或者事业单位文员，或者公办老师，或者科研机构的，图书馆也行。”苗卫芳说今年已经41岁，不可能像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去打拼，或者创业，“我的梦想是文学创作，所以就想有个稳定的环境，业余可以安心创作”。
因家庭贫困，苗卫芳读到高二时曾被迫辍学。他曾在当地槐树中学做过代课教师，那时，每月薪酬只有240元，除了日常开销已所剩无几。于是，苗卫芳开始四处找工作，结果是要么在公立学校代课，要么去私立学校打工。
苗卫芳一直希望自己读研后，可以改变这种状态，谋求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可毕业后处处碰壁。“现在招聘一般都需要考试，对年龄也有限制。像公务员考试，研究生毕业年龄限制为35周岁，我毕业时已经40岁了，名都报不上”。
苗卫芳的研究生导师———河北大学教授刘敬忠也认为，年岁大了找工作确实存在困难。刘敬忠说，苗卫芳读研期间非常刻苦，可就是有点“迂”，不善交际，书生气太重了。
苗卫芳的经历被拍成视频上网后，网友的意见一分为二，有的表示同情，觉得大学扩招后，研究生“也不值钱”了；有的则认为苗卫芳找不到工作，主要是他“眼高手低”。苗卫芳自己觉得，找不到工作与自己的性格有一定关系，“网友们可能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苗卫芳说，如果仅仅是为混口饭吃，到城里打工也是未尝不可的。“但读研以后，做不到这一点”。
苗卫芳强调自己读研并不是想混个文凭，而是用心在学，他觉得自己是钻进学术研究里出不来了，要出来就很痛苦。“我读研期间是有研究成果的，我自认为我的这些成果是能够提高就业层次的。我觉得能够匹配一份稳定的工作，这种想法没什么可以非议的，是很正常的”。
知识能改变命运？这个问题不好答
苗卫芳还有一个哥哥和妹妹，都在家务农。“我哥哥和妹妹都没有考上大学，我就暗暗地想争一口气，为父亲、为自己争口气，也要考出去”。
1999年大学开始扩招，2001年教育部出台新政策，允许25周岁以上公民参加高考，彻底放开高校招生年龄限制。这一年，30岁的苗卫芳边教书边开始自学考试，先拿下自考专科学历，后取得自考本科学历。2008年，他成了全日制研究生。
“读研深造，让我的思维方式上了一个台阶，让我自己对世界、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但恰恰是这一点，使得自己更接受不了去社会上飘着、打工为生”。
苗卫芳说自己大学本科学的是中文，难免会有一些“耕读情结”，就像陶渊明那样。“不过，这毕竟是一种逃避，我也知道这是一种逃避”。
而回乡种地，苗卫芳现在也认为不是个好选择：“想回农村‘耕读’，实际上不可能了。它会把你逼出来，我就是个例子。农村毕竟是个小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而且往往是宗族色彩浓厚，低头不见抬头见，时刻会受到别人的议论和非议，很难承受。”
“我身边有很多农村来的大学生，又没有稳定的工作，又回不去农村，就打零工飘着。”苗卫芳觉得像他这样从农村里走出去的知识分子，总有一种尴尬。“自己是城里人吗？不是；是农村人吗？也不全是。这是心理和文化上的一种尴尬。”
“父亲出事后，真的觉得自己很没用。就生活上而言，读研这段经历对自己没什么帮助，反而有害，有点后悔读研了。”苗卫芳注意到研究生近些年一直在扩招，自己可能也是受惠于扩招政策，但“现在研究生培养真是有问题，如果不需要这么多学术性研究生，就不要招这么多。这种投资，得不到什么回报”。
记者问苗卫芳：“当初希望通过深造改变命运，现在觉得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吗？”苗卫芳说：“这个问题真难回答。以我的经历来看，就很尴尬……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