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在现实中早已被颠覆。本不该检查的检查了，本不该输液的输液了，本不该手术的也手术了，近年来，我国过度医疗现象屡禁不止。
所谓过度医疗，是指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违背临床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不能为患者真正提高诊治价值，只是徒增医疗资源耗费的诊治行为。医生通过大量使用高价药品、心脏支架、人工关节等收取回扣，数额之大已远远超出了医生的“阳光收入”。
近年来，过度医疗是全国各地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也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行为，但却屡禁不止。最近，随着业内人士自曝“心脏支架一半不靠谱”、“9倍暴利如贩毒”等内幕，过度医疗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
过度医疗不仅浪费了医疗资源，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且影响了医疗卫生行业的形象。面对几近疯狂的过度医疗这一“毒瘤”，我们应该如何斩除？专家建议要进行“刮骨疗伤”，而当前真正能起到“刮骨疗伤”效果的，唯有法律。
◎我国是心脏介入手术的大市场，且增速惊人。有业内人士称，目前我国每台心脏介入手术平均使用约1.6个支架，依此推算，2011年中国介入支架使用量超过65万个。
半个小时前，躺在医院诊疗室的手术床上，郑成涛还在心里盘算，这到底是这两天来自己做的第几个检查了？
两天前胸口的不适感现在已经没什么感觉了，但一系列一项项的检查下来，他内心的不安比两天前明显加剧——这么难查，该不会是什么疑难杂症吧？
旁边，医生在给郑成涛做心血管造影。两人都不说话，房间里很安静，已经不新的电脑主机发出滋滋的声音。
心血管造影是一种常见的医学检查方法，是通过心导管向心脏和大血管的某些部位注射造影剂，使心脏血管显影，快速拍片，以显示心脏及大血管解剖结构的病理改变以及循环功能情况。
由于心血管造影可以观察到其他检查难于观察到的病理改变，如肺部动脉发育情况，大血管的位置，心内分流方向，冠心动脉的通畅情况等。因此，大多数复杂的心脏病都要进行此种检查，是心脏外科手术前重要的检查手段之一。
半个小时后，郑成涛从手术床上下来了，一切似乎都没有什么不同，不过过去了30分钟而已。但事实上，许多东西都已经改变了，他的身体里多了一个金属支架，而他的医保卡账单里多了4万多元钱。
只是这一刻，郑成涛还没有意识到，这短短的30分钟，究竟会给他今后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多余的异物
感到胸口不适的那天，郑成涛正在北京的办公室上班，一开始他没太在意，因为6月份单位的体检才刚刚结束，体检结果表明，一切基本正常。
但他感觉胸口有些难受，呼吸起来有点费劲，郑成涛决定还是去医院看看，有病没病，求个安心。
在单位附近的望京医院看过之后，由于设备问题，没有得到确切的诊断结论。当天，他转院到附近一家医院，这家三甲医院的心血管病中心，宣称开创了“内外合一、中西合一”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病症模式。
两天下来，郑成涛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化验……到后来他自己也懒得去数到底做了些什么检查，只是机械地接过医生开来的单子，去交款，检查，继续拿单子，交款，检查……
造影那天，躺在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正在担忧地出神，他听到了两天来一直想要的答案，坐在旁边的男医生告诉他：“你的血管堵塞很严重，要做支架手术。”
郑成涛回过神来，医生指着电脑屏幕上的图像对他说：“你看，这里、这里、这里，全是堵的，必须放个支架进去，把血管撑开，使血液流通。”
郑成涛使劲地盯着电脑屏幕，上面显示的巨大而清晰的像蛛网般密集的大小管道，张牙舞爪，面目狰狞。但此时他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还好，不是什么疑难杂症。
“必须要装支架吗？”他问道。
“必须装。一般血管堵塞70%就得装了，你这个血管，都堵了90%了。”医生的口气不容置疑。
医生继续在旁边说，放心，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小手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郑成涛点点头，问道：“是不是装进口的好一点？”他知道进口的支架要比国产的贵，但为了健康，贵也不在乎了。
医生却回答说，你这个没有必要装进口的，现在国产质量也很好，装国产的就完全可以了。
他听了医生的话，还一度在心中感恩，庆幸自己遇上了好医生。心脏支架手术过程并不复杂，病人在局部麻醉下接受手术，一般几天后就能出院。
躺在手术床上，郑成涛看得见电脑屏幕上自己的血管，看到导管穿刺进入自己的身体，慢慢地探入血管，导丝将一个金属支撑物输送到血管的狭窄处，而后一个特殊的装置将支撑物打开，把血管撑大，保证血流通畅。
郑成涛当时在想，进入体内的这个小东西可能是世界上最贵的金属——直径只有两三毫米，长度不过几厘米的空心不锈钢圆柱体，价格数万元。
半个小时后，他从手术床上下来，那一刻，他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这30分钟对他今后生活的影响——不再有准确的核磁共振，不再有准确的CT，每天必须服药以保养体内的金属支架。
直到一个月后，在另一家三甲医院碰到一个之前熟识的医生，这个博士出身的中医在看了郑成涛的病历和造影后，一个劲地摇头：“你这个完全不需要装支架，都不是主要血管，就算完全堵死也不用装支架。”
郑成涛有些大惊失色，之前他从没有质疑过医生意见的专业性和准确性，即使在发现体内放入这个小金属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后，他只告诉自己，没办法，这是必须的。
看到他的怀疑，中医博士补了句，主要血管堵得厉害的，可装可不装，你的这条不是主要血管，真的完全没有必要装。
那一刻，郑成涛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
后来他上网，看到很多这样的报道：“暴利超过贩毒的心脏支架”、“专家称我国心脏支架过度滥用”、“心脏病支架手术猫儿腻多”……
郑成涛愤怒了，为求证是否是因为中西医对同一病症的看法不同，他通过同事朋友又向另外的几个心血管专家求证，居然都告诉他，其实可以不用装。
此前一无所知，现在知道的越多，郑成涛越觉得恐惧，他这个时候才知道，支架这个东西是进去容易出来难，目前国内还没有这样的技术，在国外，从身体里往外取支架的技术也并不成熟。
现在，郑成涛习惯每天吃两片药，一片阿司匹林、一片波立维，为着体内那个本来就没有必要存在的异物。
过度医疗“重灾区”
在手术后住院期间，郑成涛跟周围的人聊天，发现自己所住的病房里的人几乎全部都做了心脏支架手术。
一个月后，郑成涛还从网上看到，在其他地方及至整个世界，与他有着同样遭遇的人有很多，其中一些甚至更为惨烈。
心脏支架手术已成为过度医疗的“重灾区”。
在这个月召开的第23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上，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会长胡大一就公开说，目前一半的支架都不靠谱。
2010年全国“两会”上，身为医生的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董协良当时称，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于是，在现实中，出现了一个个郑成涛。
济南某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因为心梗住院，入院检查后就接受了支架手术，先后被放进了7个支架，花费十几万元。山东省胸科医院医学工程部主任毛树伟当即对媒体评价说，支架放3个以上就失去临床意义，放7个纯粹变成卖支架。
支架暴利如此之高，导致心脏支架手术的滥用在世界范围内都泛滥，此前国际上的权威临床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声称，美国有近半数不该放心脏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
胡大一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国内滥用支架的问题并不比美国乐观，国外很少有病人需要3个以上支架，但国内不少病人被放了5个甚至10个支架，这是明显的过度医疗。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过度医疗重灾区是肿瘤治疗。一般情况下，患者检查出肿瘤之后，家里都会倾尽所有用于治疗，长期从事肿瘤治疗的一些医生看出患者家属的这种心理，于是拼命用药，用药必用最好最贵的进口药。
北京一位公司职员曾抱怨，自己的父亲检查时发现是肺癌晚期，已经没法动手术切除，一年多时间陆续入了十多次医院，医生输液开药从未间断，直到父亲去世时，家里还有整整3个编织袋的药，而且都是自费药。
更多人平常接触到的过度医疗则是抗生素滥用。到了医院要么医生动辄就开消炎药打吊瓶，要么就是患者一上来就要求开消炎药打吊瓶。
据浙江大学医学院一份调查，我国抗生素原料人均年消费量比一些发达国家高几倍。世卫组织推荐的抗菌药物院内使用率为30%，我国设置的底线则是60%。
过度医疗除了造成身体上的损害，有些甚至是不可弥补的损害外，给患者造成经济上的损失，也极大浪费了本就不充裕的医疗资源。
新华网报道，一些医院的临床病例显示，领导干部、公费医疗及医保病人，更容易成为过度治疗的受害者。
明明知道，却无法逃开
各种领域的过度医疗由来已久，诸如某位患者被塞进了5个、7个支架的新闻也频频见于报端，百姓、专家、学者乃至部分医生都一再呼吁，我们不要过度治疗，我们要遏制过度医疗。
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常见，多年下来，却仍然没有把郑成涛们的治疗变得更适度——事后回想，郑成涛记得，当时坐在旁边的医生斩钉截铁地说，必须要装。“没有说建议，也没有建议的口气，没有告诉我有可以不装的选择，什么都不知道，只有一条路，装装装！唯一可以做选择的是装多贵的，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回扣暴利催生的过度医疗有时也会被医生否认：“不只是支架，几万元的费用还包括体内输送系统、放射、穿刺麻醉等，医生吃回扣的不大可能。”
对过度医疗更为常见的辩解则被归咎于侵权责任法在医疗事故中确立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该规则下，被起诉的医方必须举证证明己方无过错或没有造成损害，无法证明的话，一个最直接的可能就是败诉，承担患者巨额的损害赔偿。
这个规则设立的初衷是为填补医患双方在专业知识上的极度不平衡，患者往往没有办法证明医方的治疗行为有过错或医疗行为导致了伤害，但在实践中，医生往往对此条规则诸多抱怨，有调查显示，为避免因漏诊错诊而吃官司，许多医生会选择多检查、全面治疗、多管齐下，以保万无一失。
过度医疗纵横多年，迄今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正如许多专家学者所言，根源在于以药养医的体制未改，但从个案上看，遭受过度医疗的患者也很难讨到公道，为应对日益增加的过度治疗占用医疗保险资源，现在保险公司基本都有专门针对是否属于过度治疗的审查，超过范围不予报销。
“这明明应该让医院受罚，现在却是病人承担了损失。”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这样表态，在他看来，对过度医疗的公立医院光教育不行，还要处罚。
他介绍，在全世界最早建立医保制度的德国，商业医疗保险公司从高峰期的2000多家，逐步淘汰到只剩下100多家。残酷的竞争逼得商业医保公司“从生死存亡的角度去监督医院”。
“保险公司和基本医保都要把(监督)注意力转向医院(而不是患者)。”孙志刚认为。
郑成涛没有再去找过那位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做都做了，能怎么办呢？”
(应采访对象要求，郑成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