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陕北农民。我们这些孩子中姐姐最大，兄弟六个，我排行老四，生于1954年。
从记事起到参军，我好像就没吃过几顿饱饭，直到现在，我肚子一饿，心里就发慌，以为是低血糖，一检查，正常——这就是小时候饿怕了留下的毛病。
老家自然条件差，靠天吃饭，广种薄收。遇到天灾，就颗粒无收，吃粮不得不靠国家救济。
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们兄弟几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肚子就像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整天都感到饿。母亲只好精打细算，定量下锅，然后平均分配。红薯每人每顿最多只能分到两个，细心的母亲大小搭配着分给我们，而她自己总是吃最小、最差的。
虽说陕北农村贫穷落后，但生产队按工分分粮，而且农民还有点开荒种地的自由，因此那些劳力多、子女少的人家基本都能解决温饱问题。按说我们也可以不必挨饿，但父母立下宏愿，非让我们六个儿子都上学读书不可。家里人口多，只有父亲一个壮劳力，一年到头，吃饭的人多，干活的人少，怎能不挨饿呢？
学校食堂是交粮吃饭的，交什么就吃什么，吃多少就得交多少，收齐后统一供应。我们交不上细粮，下午如果吃白面条，我们就在早饭时多买一份四两的包谷面团子，下午饭就用面汤或开水泡着吃。
我们总是感到饿，昼盼夜，夜盼昼，盼着吃饭，经常会饿得心慌意乱，六神无主。白天饿得不行了，就向食堂的大师傅要一点盐，放在水里再加上一点酸菜充饥；晚上饿得实在受不了，就爬起来到庄稼地里偷吃生南瓜、茄子、青西红柿和青枣。
记得一个夏天的早上，我交的粮都吃完了，也就没有饭吃了，我只能饿着肚子，苦等着放学回家吃饭。有个亲戚问我怎么不去吃饭，我如实相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变了味的包谷面团子给我。我如获至宝，几口就吞了下去，连一点渣子都没掉。不一会儿，我就开始闹肚子了。肚子里本来就空，越拉越空，疼痛难忍，我只好请假回家。我走了两个多钟头才到家。母亲看到我的样子，焦急万分，她极麻利地给我做了一碗杂面汤，让我吃完后躺下休息，又到地里挖了些野菜给我煮水喝。经母亲的治疗，我的肚子不疼了，但几天都缓不过精气神来。
那时候，一年到头，我们每人连一双布鞋都难以保证。上学途中，只要是土路，我们就脱下鞋子，拿在手上，赤脚走路。公社收购站的破鞋堆就是我们的免费鞋店。不管什么颜色，无论男鞋、女鞋，只要能穿上就行。当地农民都穷，哪有鞋子还能穿就扔的？帮子不行，底子能用也行，自己稍作加工就是一双鞋子，虽说不伦不类，但是聊胜于无。一次，我找到了一只红色女鞋，一只蓝色女鞋，一只大点，一只小点，穿上后前面露脚趾，后面露脚跟，虽说是“前面卖生姜，后面卖鸭蛋”，还算能凑合，我很高兴。没想到，一进教室却招来哄堂大笑，我顿时羞得无地自容，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
我们一大家人住在一孔窑洞里，“吃不上，穿得破，住得挤，欠债多”，是对当年我们家的概括。为了当好这个穷家，不饿死人，母亲绞尽脑汁，省吃俭用，费尽了心血。为了给孩子们多弄点吃的，母亲不得不到山里寻找更多的“进口食品”。为了确保我们吃了安全，她总是自己先尝，有几次都因尝野菜而中毒，万幸的是中毒不深，经抢救后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