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访者：刘赛 海南航空飞行员
从一个人驾驶的战斗机，到运送上百人的民用飞机，空军退伍后转入客机驾驶的刘赛再次体会到了肩上责任的重大。他认为深度男人要有这种责任感。
问：你认为男人的深度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赛：我觉得男人的深度可以表现在任何方面，也许你的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眼神都可以有所表现，包括一个问题……
问：责任是不是衡量一个男人有无深度的一个因素？
刘赛：应该是吧，我想一个有深度的男人也一定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在家庭中，作为儿子、女婿、丈夫……对我的亲人都会有一份责任。其实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应当承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
问：作为一名飞行员，你在工作中的责任是什么？
刘赛：一方面作为飞机的驾驶者，飞行员首先就要保证航班的顺利和安全。而另一方面，飞行员又不单单是一名驾驶者这么简单。打个比喻，如果我们把一次航班上的所有成员比成一个家庭的话，飞行员的角色就有点像这个家庭的家长，你要对每一位成员所出现的任何非正常问题，作出最终处理决定，同时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问：责任往往意味着压力，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刘赛：飞机跟其他交通工具相比受天气制约特别大，有时因为暴雨、大雾等原因，在执行任务时会有“返航”或者“延机”的行为。这些都是为保证旅客的生命安全而做出的决定。但也会听到旅客投诉说，“为什么不能飞？”“刚刚别的飞机都起飞，你们为什么延机？”可能旅客会因为时间的耽误而着急，但对于飞行员来说，旅客的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只要乘客登上我驾驶的飞机，我就承担起了这份责任。
被访者：张悦《南方周末》记者，地震报道小组先遣成员
张悦几乎是第一时间到达北川和汶川的记者。从一个地域边缘到达另一个地域边缘，进入被死亡阴影笼罩之地，他在“东经105”地区看到最多的不是泪水，而是坚强——在他的字典里绝对跟一个男人的深度有关的词。
问：你是在哪一天进入地震灾区的？
张悦：5月12日，我作为《南方周末》地震报道小组的先遣成员当天下午即奔赴灾区。途中，编辑报来消息，说北川可能死了8000人，未经停成都，我直接去了北川。
问：什么时间撤离灾区？
张悦：在完成北川、汶川和唐家山堰塞湖的报道之后，5月30日离开四川，返回上海家中。8月份曾重返映秀镇参与报道。
问：采访所见有哪些可以称为“坚强”？
张悦：跟《士兵突击》中老A部队的原型——成都军区“猎豹”特种大队一起坐直升飞机强降汶川时，认识了一个让我记得住的有个性的军人，叫冯旭东。他是汶川本地人。在我和“猎豹”同吃同住的两天时间，30出头的长相斯文的冯旭东常有惊人之语。比如说到部队一路上的艰辛，他摆摆手，说真正走通汶川所有线路的是心急如焚寻找亲人的老百姓。说到部队之间的竞争和合作，他引用许三多的话，合作就是大家一起干一件有意义的事。
最后一次见到冯旭东的时候是5月21日，我离开汶川的那天。他救出的德国人伯格丹在德国报纸的头版感谢英勇的中国军人，眼圈红着。等他走了，他身边的人告诉我，冯旭东的妹妹一家三口都死在了映秀。
问：灾后重建中的四川人表现出了什么样的品质？
张悦：坚强和面对灾难的莫大的承受力。坚强的标准不是还能忍住不哭，而是面对灾难不让既有的生活方式被其打断。我去过当时安置了两万北川灾民的绵阳九洲体育馆。志愿者们依旧拉起各种各样心理救助的横幅，但是少人问津，时间是最好的孟婆汤，生活还在继续，这里的人们聊天、打牌甚至谈恋爱，用川人既有的方式“有盐有味”的活着。
问：“东经105”的经历将给你的人生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悦：从到灾区的最初，我身体内早已因为这个职业而麻木的痛感神经苏醒了。到北川已是13日凌晨6时东方既白之时，北川的死亡现场慢慢从黑夜的湮没中显露出来。
它死于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5月13日早上，在北川中学的废墟，我拍过一张照片——七层的教学楼塌成了一人多高，在废墟的最边缘，那是一个约莫14岁的初中女生，她的左脚悬空跨出，上半身前倾着，右腿和右侧的身体被巨大的残垣死死压着，一动不动地定格在那一刻，双手和头颅都已垂下，只有倒悬下来的长长的马尾辫迎风舞动。
后来我在文章中将其引申为北川死去的姿势。从地理上说，北川的一只脚已经跨出羌寨深深的岷江峡谷，身后是龙门山脉断裂带——东起理县，经震中汶川，连接茂县，西至青川——一条优美而残忍的死亡之弧，面前是富饶平安的川东平原。只差一步，这一步却足以让它跌落至汶川大地震中伤亡最为惨重的城镇。
弥尔顿说，“每一个死去，都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死去”。然而，这些人的死去，让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又活了过来。
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深度男人，而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深度男人的理解.透过不同行业的几个男人,让我们浅析一把本次的主题——深度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