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栋灰瓦红柱的仿古建筑，被包围在一大片茂盛的玉米地和水稻田中。这个地方如此偏僻，以至于每天唯一的一班公共汽车，要穿过大渡河桥和一条尘沙飞扬的土路，才能到达这里。
但对于村民王联春来说，这栋位于乐山市安谷乡泊滩村头的孤零零的小房子，比起那座近2000公里之外、坐落于北京城中轴线的紫禁城，有着“重得多的分量”。这是中国民间现存的唯一一座“故宫南迁史料陈列馆”，为了修建它，这个老人用了两年，耗费了一生积蓄。
1933年，为了躲避日军侵略，保护国宝，故宫博物院数十万件文物辗转万里，分三路南迁。1939年，其中的10万余件宝物经水路抵达四川省乐山市安谷乡的“河湾儿”。这些悄悄被运送上岸的文物，在这个偏僻的乡镇里，一住就是7年。
“我与这段历史同岁。”这个71岁的老人骄傲地说。
这段历史，曾是一个巨大的秘密。王联春还记得，距离自己家只有100多米的“朱、潘、刘”三氏祠堂，就是一处藏宝地。当地的村民大多不知道，那些被紧锁起来、严密看管的箱子里究竟装着什么，他们只知道，“那是博物院里的东西”。大人们会警告顽皮的孩子，“博物院当兵的凶哦，不要随便靠近。”
那时，他并不知道这其中有许多价值连城的珍宝。但当年日本军队曾在乐山地区大肆轰炸。在老人的记忆中，日军的飞机往河里丢炸弹，炸起了“一两丈高的水柱”，河面上漂浮着翻着肚皮的死鱼，“河水都烧沸了”。
在这个位于川西的小村子里，9000多箱文物安然度过了战乱年代，抗战胜利后，它们再次沿水路运走，“码满箱子的竹筏，排了半里路那么长”。后来，那些曾经南迁的国宝，一部分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而另一部分，则远赴海峡对岸的台湾岛。
这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文化史上最为壮观的一次“文物大迁徙”，这些国宝经过大半个中国，漂流数千里，竟无一件丢失或损坏。其间，安谷乡的村民们亦功不可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曾被雇用为木匠或者搬运工，为国宝的保存，贡献过微薄却必不可少的力量。
但当时年幼的王联春并不明白其中的意义，他甚至认为，国宝离开了村子，也只是“乘着筏子”，去了“离家不远的乐山”。随后，他和所有同年纪的伙伴一样，站在稻田里，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上世纪80年代，这个在外人看来“一直很有闯劲儿”的农民，成了这个小镇上最早的生意人。他开了煤矿，办了洗煤厂和运输公司，成为安谷的“名人”。他曾驾着拖拉机，去市政府大院里参加“‘万元户’表彰大会”，享尽了风光和他人艳羡的眼神。
10多年前，乐山当地的文史工作者开始搜集相关史料。那个最高学历只有“120个小时的扫盲速成识字班”的农民企业家，也开始参与其中。他老了，“钱也赚够了”，一心想着能做些“有点文化的事儿”。
可这个时候，这段“故宫国宝南迁”的历史，已经渐渐被时间湮没。当地的许多年轻人，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那段故事。曾经“藏宝”的六处祠堂，也变成了住宅或粮站，然后慢慢地破败，坍塌，最后一片祠堂断墙，也在5年前的暴雨中倒掉了。
为了表彰安谷百姓，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曾亲笔书写了6块“功侔鲁壁”的金匾，挂在6处祠堂的中堂之上。但后来，那些黑底金漆的牌匾，被拆开、劈裂，散落各地。有的成了宰猪切肉的菜板，有的成了墙板中的一块。
“越了解就越觉得这个行动比较伟大”，王联春回忆道。2007年，他终于下定决心，要为国宝南迁的历史，修一座史料陈列馆。
这并不是个轻松的决定，几乎没有人支持这个在老人看来“伟大”的项目。
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声称，这个行为是“崇拜国民党”；商界的朋友也难以理解，“明明是政府该做的事情，你干吗多管闲事？”一些不认识他的人则给出这样的评论，“脑壳有包”。就连家人也“百分之一百反对”，几个儿女不断劝说，“70岁了，好好休息吧。这么多钱，你用不了，我们来帮你用。”
不过，这个说话时总喜欢皱着眉、叉着腰的老头子，却是个“一根筋”的人，“只要我看准的事情，即使错误也要走到底。”
王联春和他那些“六七十岁的老伙伴”一起，开始四处寻找那些仅存的见证者，一点点“抠出”关于那段历史的种种细节，每打听到一个过去“给博物院干活儿的”，就要兴冲冲地找去那里听故事。
究竟曾有哪些文物来到乐山安谷，如今的历史学者都难以给出一份清单。一些曾经在故宫南迁中担任“勤杂工”的老人，已经年逾古稀。从他们那里，整理史料的“志愿者们”得知，当时的宝物中，有一幅“很长的长卷，画了很多人和街景”，再通过一些比对，他们推断，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曾经藏身于此。
他四处向农民讨要“南迁时留下的东西”，收藏一天天丰富起来，丢了壶盖的白瓷茶壶、锈迹斑斑的烛台……在一个故宫工作人员曾经使用过的锡灯盏下，他也郑重其事地标明，“安谷本地‘王锡匠’打造”。为了充实展品，他还请了当地的木匠，仿制运送国宝的木船、竹筏。
他决定仿照最熟悉的三氏祠堂的模样，建立起一座陈列馆。为了省钱，他没有请设计师，“图纸全在这里”，王联春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尽管据老人称，自己已经为这个项目投入了近1000万元，但比起千里之外那个金碧辉煌的故宫，这间约为1000平方米的小陈列馆，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就算与“脑袋里的设计图”相比，现实中的陈列馆也简陋得多。“一大片碧海连天的荷塘”，实际上是一个长满水蚊子的小水池。因为预算有限，原本打算一直横跨门前安太公路的石桥，也在陈列馆这一侧戛然而止。大门口竖立着一座形似炮弹的黑黝黝的雕塑，这是为了纪念日军对乐山的大轰炸所建，但这样的风格，与整座“祠堂”对比起来很不协调。
展馆由一个“非专业团队”看守。馆员都是附近的老百姓，就连讲解员也是一名穿着汗衫、不停抹汗的当地农民。20多年前，王联春下矿摔断了腿，从此，他走路总是一脚高、一脚低，而他的整支队伍也被朋友们调侃为“三个跛子，一个聋子和两个泥腿子”的组合。
红柱分隔出5个展厅，展板上印刷着大量的文字资料，但因为湿气重，甚至经常能在纸板上看到受潮的痕迹。如果只是走马观花，几乎只需要10分钟就能逛完一圈。
但今年5月，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重走故宫南迁路”的活动团队到达这个小小的陈列馆时，有学者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南迁史料，甚至比故宫还要丰富”。
原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曾经两次来到陈列馆，在他看来，在整理南迁历史的时间上，“故宫起步更晚”。他也发现，尽管故宫的档案也很多，“但那都是一些大的东西，我们并没有他们从民间找到的那些故事和细节。”
这是这个老人能得到的唯一的安慰。在过去的3年中，这个老人曾经不止一次地以为，自己就快要“坚持不下去了”。但为了这项从68岁才开始的事业，这个一度风光的老人，却吃尽了苦头。
据他说，当他租用村里的一块荒地用于馆址时，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想要建陈列馆，必须从租用土地转为“征用土地”。但当他想取得“征地权证”时，又被告知，以个人的名义不能受理，他必须有一枚“公家的章”。
“我既要出钱，还要出力，还要受气。”他总是用浓重的乐山口音念叨着这句话。
他将每一条账目都熟记于心，但却总是不能够说明，自己究竟为什么要开始这样一项“事业”。“就是做点儿好事，我的财富来自社会，难道我不应该回报社会吗？”王联春一本正经地反问。
至今，这个位置偏僻的陈列馆并没有接待到太多游客，当地的老百姓居多，有时一天只有两个人。也有外地游客直言，这里“看着挺山寨的”。
但这些零零散散的游客，会格外注意一条横置在展馆中央的玻璃展柜，在那条狭窄的格子里，是几块黑底的残匾。尽管金漆已经剥落，但深深嵌入匾中的“功侔鲁壁”4个大字，仍然清晰可辨。
它们来自安谷的6个存放点，曾经被高高挂起，又曾经被劈开、拆断，成为菜板、栅栏或墙板。今年夏天，当地文物局将它们赠送给这位“新上任”的老馆长，“功侔鲁壁”再次出现在安谷人的视野里。
谈到此事，这个天热时总爱将西装裤腿卷到膝盖上的老农长抒了一口气：“看看，它们终于拼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