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写下遗书
曾景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936年12月12日，驻扎在中国西北，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拘捕了前去督战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多名高级官员。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高层出现两种主张：武力讨伐与和平处置。在下令剥夺张学良的各项职务后，国民政府发布了两项人事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升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军队的指挥和调动；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
12月16日，何应钦出任讨逆军总司令，指挥对西安方面的军事讨伐。孔祥熙则与各地实力派联系，共同谴责张、杨，向他们施压。
托张学良亲信赴西安
“西安事变”发生时，正在上海的宋美龄闻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她立即赶回南京，恳求国民党中央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她反复说明，她不只是从营救丈夫的私意出发，更是从国家利益考虑——一旦进行军事讨伐，不仅蒋介石的生命将陷于危险，西安百姓也将遭受战火之灾。
宋美龄急切希望能去看望丈夫，但在事变之初不可能如愿。她不得不请出一个与蒋介石、张学良都有良好关系的澳大利亚人——端纳，作为信使赴西安。端纳带了两封信，一封是宋美龄写给张学良的，大意是希望张学良顾全大局，从公、私两方面考虑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另一封则是宋美龄写给丈夫蒋介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