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信阳商人胡思成被刑拘，依据是涉嫌挪用公款，而胡的身份却并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围绕着“挪用公款”展开的犯罪主体的争论喋喋不休，作为“公款”使用人的胡思成，被先行刑事拘留的案例并不多见。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构成挪用公款罪共同犯罪的几大要件一直存有争议，挖掘此案背后的谜局，或将为日后挪用公款罪的司法探索提供最佳样板
记者 李亮
前不久，在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地产商人胡思成被刑事拘留的消息成为小镇的头条新闻，街头巷尾热议的焦点是：刑拘的依据是胡思成涉嫌挪用公款，而胡的身份却并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按照基本的法律常识，一个简单的逻辑被民众推导得出———一个非国家公职人员怎么可能挪用公款？
这也成为了胡思成的最大疑窦。
此疑问也出现在平桥区政法委和区委宣传部，他们的猜测是，案情应该并不简单。
甚至在主办此案的平桥区检察院，一位工作人员也称，如果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应该和挪用公款的主体不符，但“不排除有特殊情况”。
这种“特殊情况”，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平桥区检察院检察长熊建中口中得到证实：胡思成案属于涉嫌挪用公款的共犯，即便身份为非国家工作人员，也有可能以“挪用公款”论处。
但吊诡的是，胡思成称，在他被刑拘前后，从未听说有与此案相关的政府工作人员被控制侦查，即是说，胡认为案件只有“共犯”，却没有“主犯”。
熊建中则在受访时表示，“主犯”已被立案侦查，但由于尚未侦查完结，更多的案情不便透露。
围绕着“挪用公款”展开的犯罪主体的争论喋喋不休，作为“公款”使用人的胡思成，被先行刑事拘留的案例并不多见。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构成挪用公款罪共同犯罪的几大要件一直存有争议，挖掘此案背后的谜局，或将为日后挪用公款罪的司法探索提供最佳样板。
30万元成导火索
9月25日18时左右，在明港镇建设路上遛弯的胡思成，突然被平桥区检察院带走。
在平桥区检察院的审讯室，被讯问到深夜后，胡思成终于明白自己牵涉的罪名是“挪用公款”。这让他感到莫名其妙，他认为自己的身份和这个罪名根本不沾边。
第二天，带着手铐的胡思成被带到信阳市平桥区第四人民医院检查身体。在医院拥挤的人流中，胡思成感觉“没有脸面”，见到熟人还流了眼泪。
半小时之后，胡思成被送进了信阳市第二看守所。里面潮湿逼仄的环境让这位当地的成功企业家倍感折磨。“活了半辈子，怎么都没想到会住进这种地方”。55岁的胡思成对《》记者说。
9月28日下午，胡思成的儿子胡超到平桥区检察院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把胡思成从看守所接了出来，短短3天时间，胡思成瘦了很多。
3天来，一个翻来覆去的问题始终折磨着胡思成：“自己一个商人为何能‘挪用公款’？”
这种蒙受“不白之冤”的情绪一直困扰着他。一个细节是，在他走出看守所时，有管理人员让他写悔过书，他执意不写，说：“没啥罪，为啥写！”还把语调提高说：“不行我就不出去了！”
事出有因。胡思成的涉案经历，起始于两年前。
2008年5月，平桥区一个乡际公路项目开工，发标单位是信阳市平桥区交通局，中标单位是河南万里交通集团道路工程有限公司。双方约定，由中标单位承担修筑工程，开工日期为2008年5月15日，竣工日期为2008年8月15日。
在工程的实际运作中，胡思成称，他承接了部分项目，这其中并无书面合同，属口头约定。在胡思成独立施工一段时间后，资金逐渐周转不开。
时值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原材料费用急速上涨，一吨水泥就涨了一百多元。在先行垫资两百多万元现金后，对接下来的工程胡思成感到力不从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找到了平桥区交通局，希望交通局能对我们实际施工方解决拖欠的几百万元工程款。否则，项目只好停工。”胡思成对《》记者说，交通局有关领导也希望工程能够继续。随后，“交通局职工集资了30万元通过交通局代收代付的方式给我。我向交通局打了借条，我们约定于2009年11月将该款及利息还给集资人，利息为72000元”。
这笔款项虽然数额不大，但在工程尾声阶段，却解决了该项目由于资金短缺而面临停工的燃眉之急。
“这30万元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8月份借的钱，9月份就完工了。”胡思成说，在2009年11月，胡思成通过转账把30万元归还了平桥区交通局，并支付利息72000元现金，“交通局也给我出具了收据”。
不过，也正是这笔钱，成为了日后检察机关侦查胡思成“挪用公款”的重要依据。
“共犯”不知主犯是谁
平桥区交通局农村公路管理所一位工作人员证实，确实借出30万元，这笔钱连本带息也已归还，“是单位职工的集资款”。
胡思成认为，这笔钱不应算作公款，只是职工个人的集资款，而且“所借款项也只用于交通局的施工项目，并没有用于其他经营”。
“最为关键的一点，我和‘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不符，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应算作‘挪用公款’。”胡思成说。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
国内的学者普遍认为，挪用公款罪是职务犯罪，属于身份犯。但按照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身份犯的通说观点，非身份者也可以构成身份犯共犯。
我国刑事立法对此观点也持肯定态度。如1989年“两高”《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二条第(六)项曾规定：“在挪用公款给其他个人使用的案件中，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是共同犯罪。”
刑法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发布的《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也规定：“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
平桥区检察院正是以此为依据，初步认定胡思成涉嫌为挪用公款的共犯，是上述规定中的“使用人”。
在共同犯罪中，有“使用人”也必然要有身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挪用人”。但胡思成透露：“在抓我的前后，我都没听说有交通局人士被立案侦查。”平桥区交通局两位人士也称，并未听说有同事被调查。
熊建中检察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已被立案侦查。由于未侦查完结，所以尚不能透露立案时间和涉案人员。
一桩鲜见的案例
胡思成关心的是，即便有“挪用人”被侦查，“挪用人”和“使用人”的行为能否构成共同挪用公款犯罪？
此认定的依据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存有争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侯国云认为，使用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必须是在“共谋”的前提下，实施了“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公款的行为。
其中，“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是认定为共犯的先决要件，如果不具备这些要件，即便使用人存有明知是公款仍然使用的行为，依然不能认定为共犯。
侯国云认为，如果只是向行政部门借钱，且并无“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便构不成共犯；另外若是单位职工集资款，在“是否公款”的认定上也存疑，甚至有可能还是一种民事的借贷行为；而且还不能忽略了该行政单位还是发标单位，一个身份是工程的“业主”，在工程款短缺的情况下，借钱给施工方施工，这种动机也应该考虑进去。
据胡思成透露，至今平桥区交通局还欠其几十万元工程款未付。
专家建议，检察机关在处理挪用公款共同犯罪的案件时，要审慎认定。
从以往国内审理挪用公款的司法实践来看，一般对挪用人定罪，而对其他受益人定罪处罚的先例并不多见。
1999年，曾有一起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涉嫌挪用公款案件。案件中，“挪用人”为一家农经站的站长，“使用人”为一家农村信用社的主任，信用社主任为替子偿还贷款，找到农经站站长借钱，并保证短时间内还钱。后来，站长借钱给信用社主任，并得到一张借款凭据。之后，由于一直未能偿还，被人举报，检察机关介入，侦查认为两人共谋取得挪用公款的行为，构成了挪用公款罪。
案件在审理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热议。大体围绕信用社主任是否犯罪来展开争论，最终，更多的观点支持了信用社主任无罪。理由是：首先，信用社主任不符合挪用公款的犯罪主体；若以共犯考虑，案件中，主任与站长不存在事先共谋和参与策划，也不存在指使，只不过一方提出借款，另一方同意。综其来看，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存在共谋，该信用社主任的行为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胡思成案和此案有相似之处，但可参考的判例并不多。
“案情并不简单，背后的情况很复杂。”熊建中说，“我们正在侦查，目前还不能透露更多的案情，一切都要看证据。”
票据之争
平桥区检察院曾在今年上半年，因其他案件对胡思成进行过询问调查。
2005年6月，平桥区明港镇政府曾和胡思成签订协议，约定明港镇建设路中段的开发事宜。镇政府承诺，工程完工后，政府共奖励胡思成60万元。而合同也约定，镇政府对胡思成办理城建手续给予优惠。
胡思成称，城建手续包括工程建筑许可证、土地规划许可证等土地开发的必要手续，“按照当时的计算标准，办理这些手续的配套费用约为50多万元”。
“由于完工后的奖励是60万元，我们应交的配套费用为50多万元，双方口头商量，两者相抵。之后四年，政府再没有任何人找我收配套费，也没有给我奖励费用。”胡思成说。
事隔4年，平桥区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在介入调查后，认为这笔本应交的配套费为国有资产流失，便对明港镇政府的两名工作人员以涉嫌渎职罪立案侦查，目前该案件已经提起公诉，尚处在法院审理阶段。
在检察院的侦查阶段，胡思成称，平桥区检察院要求信阳市明港龙湖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胡思成为法人代表)，应把配套费50万元交入指定账号。
今年6月17日，龙湖湾房地产公司将50万元转账入平桥区财政局指定的一个账号上，随后，平桥区检察院给龙湖湾房地产公司出具了一张盖有“平桥区人民检察院”公章的票据，名称为“河南省罚没收入统一票据”。
正是这张票据让胡思成产生了疑问：这笔钱属于罚没款？为什么要经检察院的手转入区财政局的账上？这笔钱的去向是哪里？
熊建中解释说，这笔钱是两起渎职案件的涉案款，为了追回流失的国有资产，检察机关有权对涉案款进行暂扣，“不是处罚，也不是罚没”。
“虽然票头写着‘罚没收入统一票据’，但这是区财政过去发的老票据，一直使用。严格上讲，票据名称不对，使用‘罚没’票据是不规范的，实际上是暂扣的涉案款。”熊建中对《》记者说。
根据2010年5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涉案款物工作规定》，“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处理涉案款物应当使用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制定的法律文书”、“禁止使用‘没收决定书’、‘罚款决定书’等不符合规定的文书扣押、冻结、处理涉案款物”、“人民检察院负责财务装备的部门是扣押款物的管理部门，负责对扣押款物统一管理。法律和有关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胡思成认为，除检察院的暂扣程序不合乎规定外，暂扣款还不应缴入财政局，而是应该由检察机关的财务部门管理。
对于此种说法，熊建中表示，按照规定，为了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暂扣款都要缴入财政部门的账上，不能放到检察院自己的账上，等审判程序结束后，才能决定暂扣款的去留。
熊建中进一步解释，在该案中，“配套费和奖励款相抵”的说法站不住脚，“这实际上是两条线，都应该有完备的手续，现在我们发现少了应缴配套费的款项。至于政府承诺的60万元奖励费没给企业，企业可以另行起诉政府，索要奖励费，和配套费这个刑事案件没有关系”。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曾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任职10年审判工作的宣东认为，检察机关保护国家财产是职责范围内应做的，但不能以侵犯个人或企业财产为前提。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应该综合考虑，调查政府该收的钱时，也不能忽略政府该给付企业费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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