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命运开的一个玩笑。
1999年，山东省新泰市两百多名师范生毕业。按照统招统分政策被录取的他们，最终却被“政策”放弃，未能走上三尺讲台，本来该拿粉笔的手，或抡起炒菜的大勺，或拿起杀猪的屠刀，也有当上教师的，但一个“代”字顶在头上11年。
直到2007年，他们才发现，尽管当时的确有分配政策由国家分配调整为统分与自主择业相结合的精神，但作为统招生，他们仍有分配权。于是他们开始维权，上访、上诉。2009年和2010年，山东省泰安市中院和山东省高院两审都认定，新泰市教育局应该对这些师范生予以分配。
一年多又过去了，他们离梦想依然这么近、那么远。虽然法院已向教育局送达了强制执行通知，但具体如何安置他们，当地仍未有具体方案。
梦起
老师们传递给学生的信息是：你们是幸运儿，今年是最后一年统分，你们要抓住最后的机会
胡洪峰现在离他的梦想只有三米不到——— 一道栏杆的距离。
每天下午4时20分，新汶县小学放学时，胡洪峰的烤串小推车已停在学校门前，等待学生的光临。与其他同行不同的是，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和学校里的许多老师一样。
卖到学生渐渐散去，他又赶紧骑上电动三轮车，在下午5时前赶到县幼儿园继续摆卖。如果不幸遇上火车过闸口等待误点，他当天的收入就要减少一半。
一道栏杆咫尺天涯。他本来也应该在栏杆里教书育人，如今却只能以这样的方式靠近他的梦想。
1996年，成绩一直高居班上第一，在全年级也没有掉出过前三的尖子生胡洪峰考上新泰师范学校。和他同届考上师范的新泰籍学生共有239名，其中国家任务统招92人，委培147人。
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农村孩子，上师范是上佳选择。不仅意味着三年毕业后，将拥有教师这一受人尊敬的职业，也意味着成为国家干部，可以拿到当时已不错的每月300元左右薪水。
上师范就能当上老师，这是1996年的泰安市教育界多个层面给这批学生吃下的“定心丸”。巩凤舞向南都记者回忆，他表哥是自己的班主任，在报考之前，就拿给他们一张招生简章，上面注明三年中师毕业后由新泰县教委分配到各小学任教。这份简章也被张贴在学校的布告栏里。“当时就奔着这句话去的”，巩凤舞说。
胡洪峰也记得，当时学校里开动员大会，号召成绩较好的学生考师范，毕业之后回本乡任教，一些乡镇都希望把本乡最好的学生送到中师。以他的成绩，考高中应无问题，但为了避免被高中择优，在择优考试时，他刻意没有写作文。
来自教育局层面的信息也如此。同学们回忆说，考生王玉华的父亲常年有病，因为报考师范需要的钱较多，还曾到教育局咨询过，问考师范包不包分配，得到的答复是：分啊，怎么不分？
就连对当时政策风向有所耳闻的老师，传递给学生们的信息也是：你们是幸运儿。巩凤舞记得，老师还告诉他们：今年是最后一年统分，你们要抓住最后的机会。
于是，他(她)们都信心满满地填报了师范，其中有239名如愿以偿被新泰师范录取，另有11名新泰考生考上邻县如肥城的师范。新泰市教育局的统计是，1999年新泰共有302名考生被七所师范学校录取。
考上师范，是刘超家的一件大喜事。当时还只有15岁的刘超，出身于一个教师之家，父亲、舅舅、小姨都是教师，但只有他考上师范“科班”，轰动了全村，家里比照农村里的大喜事待遇，连续宴客两天。爷爷骄傲地对他说：你是我们村里的最高学历，唯一的一个“大学生”。
踏进师范学校校园，他们还享受到师范生的待遇。刘超记得，每个月发放生活补助五十余元，而且一入学就办了户口“农转非”。
在校的三年间，学校里也充满着“你们以后就是老师”的氛围。郭蕾说，老师经常对他们说，你们就是人民教师了，时刻要注意言谈举止。
即使在就业临近时，公丕姣还记得老师说：你们是幸运的，是最后一届国家分配的师范生。在毕业班级聚餐上，还有老师们打趣说，在你们当上老师之前，先给你们练习一下酒场。
离校到教育局交了报到证，他们都回了家，等待着自己成为老师的时刻到来。刘超家里花了80元，特地为他买了一身西服，郭蕾的家里也给她做了几身新衣服，巩凤舞的姑姑看侄儿的被子已经破旧，专门给他做了一床新被子。
有的小学已经有些急不可耐。巩凤舞所在的乡因为比较穷，一般老师不愿意去，中心联小校长想把这个正牌师范生先行“占下”，便提前发动感情攻势，去巩凤舞的家找到他，带去学校后指着一间腾出的宿舍说：这就是你的宿舍，锅碗瓢盆都给你准备好了。
梦碎
政策也在这一年发生了转向，上访的毕业生得到的答复是：你们的问题已经研究，你们不分配了
按照往年常规，师范生应在9月1日开学前明确自己该分配到哪个小学后报到，但到了8月份，刘超看还没有动静，再也坐不住了，跑到教育局去问，得到的答复是：等一等，泰安市还没开分配会议，会开完了交上报到证就可以了。
这一等就到了8月31月。马上就要开学了，刘超他们再去问，说“再等等”。
又等到10月份，一些“这一批师范生不分配”的不利消息开始传出，刘超他们开始集合找到新泰市教育局，得到的答复是：我们管不了，不是我们说了算。他们又找到新泰市委信访办，终于得到一个不亚于晴天霹雳的消息：你们的问题已经研究，你们不分配了。
愤怒的学生们开始上访，2000年3月，他们到山东省委信访接待处时，新泰方面派出警察，将上访的四十多名师范生带至南潭宾馆关了一晚上，后来又带至他们的母校——— 新泰师范的一个会议厅。
对于这段经历，刘超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包子还不错。据他介绍，颇具戏剧性的是，现任新泰市教育局党委书记李酉宏后来与他们见面时说，你们的情况我知道，原来当时在新泰师范关押的时候，李酉宏在青云山庄工作，当时安排山庄送一大批包子给他们。
刘超说，他们在被要求写下不再上访的保证后，才被释放回家。
2000年6月份，新泰市教育局下发通知，让他们去考试，拿报到证换准考证，当时刘超和几个同学试图阻止，想在考点门口收集报到证拒考，但因为意见不统一未能成功。
对于239名师范生来说，当年招考的48个名额太有限，也不排除其中是否有暗箱操作。刘超记得，当时有个同班同学对他说，自己为了这个事花了2万块，你还来考什么试，赶快回家吧。
之后的多年，因为有2000年被关的经历，他们没有再反抗，顺从地服从了不再分配的“政策”。
政策也的确在这一年发生了转向。2008年2月，新泰市教育局在出具对于1999届师范毕业生关于安置工作问题的答复书中称，1999年，山东省政府出台了鲁政发【1999】48号《关于认真做好1999年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对当年的大中专毕业生分配政策进行改革，由原来国家统一分配，改为自主择业，双向选择。同年9月8日，泰安市人民政府下发了《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1999年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泰政发【1999】90号)：“今年我市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积极稳妥地推进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运用市场机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合理配置毕业生资源，逐步建立学校和有关部门推荐，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
但同在山东，各地的政策执行也不尽相同。肥城师范的新泰籍考生郭蕾说，一直至2000年，考上肥城师范的师范生还依然在实行国家分配，只有她和另一名新泰籍男生未能分配。
别样人生
老师当不了，债还得还，人生还得继续。有的抡起了大勺，有的抡起了杀猪刀
在这场分配政策调整挟裹中，239名师范生的人生骤然转向。
曾经的荣誉成为羞耻。公丕珂不仅得低下头，以免随时应对乡邻的询问，不谙世事的孩童还给他编了一段顺口溜：堂堂大学生，白费三年功，叫他刨地瓜，专落露头青(即笑人很没用)。公丕珂哭笑不得。
对于大多数的家庭，还意味着沉重的债务。本来许多孩子就是希望上师范减轻家庭负担，没想到因此加剧了负担，且更为沉重。
像郭蕾这样的统招生，每年需要1100元学费，委培生的费用更高，为每年2000多元，均需要一次交齐，一次性就拿出六七千元。在当时，六七千元意味着大多数家庭都要举债供孩子上师范，即使像刘超这样父亲每月有300元多工资的家庭，也仍然需要举债。公丕姣的父亲是煤矿工人，母亲是农民，家里有两个弟弟，她记得交了7200元，其中向亲戚借了一半。
巩凤舞交费总额为7280元，家里把七千多斤地瓜干全卖了，也只凑出一千多元，其他的六千多元全是向亲戚借来，本来母亲有病要就医，但因要供巩凤舞上学没去，在他读中师二年级的时候去世。
即使要少交一半的郭蕾家，也大多借自开拖拉机的叔叔，甚至每次放假返校的一两百元生活费，也是借来。
借钱并不是那么容易。韩美从小父亲过世母亲改嫁，靠爷爷奶奶拉扯大，为了她上新泰师范，爷爷奶奶四处借了六千多元。之所以能够借到，对方主要是看到韩美师范毕业后当老师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老师当不了，债还得还，人生还得继续。
胡洪峰跟人学起了当厨师，抡起了大勺，现在在学校门口卖起了烧烤；刘超先是开起精品店，后来跟人学开车，至今仍以此为生；公丕珂跟着一个亲戚去了屠宰场，拿起了杀猪刀。“性质相同的是都能划出颜色，红色的”，他苦笑着说。
韩美为了偿还巨额的债务，选择了去青岛打工，每天的工作是削生鱼片，一个月能挣到500元，她自己一个月只花50元，其他的全寄回家还债。即便如此，她整整干了五年才还清，这五年已经让她脸膛黝黑，手上老茧密布，面貌是一个标准的农妇。
也有一些学生放不下教师梦，选择了当代课老师，但一个月的薪水只有80元。
鲁效军放弃代课后，来到深圳打工，但以他的文凭在深圳这样的城市也很难找到高薪的工作，三年之后，他又回到新泰。兜兜转转后，他又和人合办了一家特殊教育学校，聘用的老师中，有几个就是当初未能分配的师范生。
公丕姣选择了当代课老师，这一代就是11年。她向南都记者说，从薪水待遇上，她最初每月拿80元代课老师薪水时，所在的汶南镇中心小学公办教师是五百多元；2000年，她涨到200元，公办教师为600多元；2001年至2008年，她每月300元，公办教师为900多元；2008年12月，因为师范生不断上访，代课老师工资涨到600元，但公办教师已经有一千七八百元；现在公办教师已每月有2000元左右，她还是600元。
除了收入上的悬殊，头顶一个“代”字，意味着没有发展空间。2006年，汶南镇评选优秀班主任，因实行班级量化考核，她所带的班级在全校居前五名，理所当然应该当选，但学校把这个荣誉给了一名公办教师，因为她“一个代课教师用不着”。
一个“代”字还让公丕姣在学校很没有底气，“从心里就自卑，感觉自己就是教育的临时工”。尽管她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所带的班级都在全校处于中上游水平，有三个班还曾包揽全镇前三名，1999年所带的社会课在全镇居前两名，她还在2006年分别拿到了山东师范大学和曲阜师范大学自考专科和本科文凭，但依然没有改变自己代课老师的命运，只是在支出单上增加了4000元的学费。
胡洪峰也在2005年当了一年的乡镇代课老师，一个月三百多元，一年只算十个月，两个月的假期没有收入。即使如此，他将一个全镇有名的差生班半年内带上全镇前三名，乡镇办公室为此还给他发了一个“优秀教师”的荣誉证书，被评为优秀教师，下半年又把他调到另一所小学教一二年级的数字，在优质课评比上也得到全镇二等奖。不过他依然看不到去掉头上代字的希望，还是放弃了教鞭，顺从生活，卖起了烤串。
一份职业也改变了他们的婚恋。鲁效军说，在新泰这样的小地方，没有一份安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青年男性找对象较难。他的境况一直不太好，当年上师范借的钱直至今年9月才还清，以前也谈过几个女朋友，但到他家一看说，跟你住哪儿？就吹了。31岁的他至今没有结婚。“如果分不到工作就出家算了”，他半开玩笑地说。
对于女学生，被迫成为打工一族后，也让她们的婚恋多了一些不得已。公丕姣和韩美的丈夫都是煤矿工人，虽然并非瞧不起丈夫，但在她们看来，如果能成为一名教师，在当初的婚恋中，会有更好的选择。
新泰只是一个小地方，他们有时候还不得不撞上一些尴尬和难受的事情。
巩凤舞在2001年报考过一次大专自学考试，但到泰安市考点应考，发现监考老师是新泰师范体育班的同学(同学不是新泰籍，毕业后当了老师)，当时场面很尴尬，两人只是互相点下头，但巩凤舞心里不是滋味，从此再也没有去参加过考试。
郭蕾也是肥城师范毕业生里没有被统一分配的少数几个，毕业之后的同学聚会她一次也没有去过，想想同学们都当上老师，而自己还只有打工，心里就难受。
同样是同学，刘超的表哥是与他同届的其他师范学校，现在也在一所小学发展顺利，并当上教导主任，这也让刘超很受刺激。“一个拿粉笔，一个拿方向盘，收入差距不说，安全性和社会地位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刘超颇为不忿。
维权
上访路上有人被拘留有人被劳教，最后却因为一起政府丑闻的曝光意外促进了他们的维权进程
如果没有网络，也许他们都认为，只是自己命不好，赶上了国家政策调整的当口，从而安于“天命”。
但在2007年，刘超上网时意外地看到，他们的境遇并非只是新泰独有，在山东威海市的荣城县，同样有师范生因为未予分配而开始维权。
继续搜索，刘超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事情也并非只是在山东。在福建霞浦县、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在海南三亚市、在江西省新余，都有师范生因为分配问题开始维权，与他们颇为一致的是，毕业的年份基本在1999年。
在网上查询到相关文件，刘超开始怀疑，并非命运对他们的捉弄，而是人为的因素导致他们的分配权被剥夺。2007年12月，在国家教育部咨询时，刘超进一步得到确认，中央政策的确是当时开始在对分配政策进行调整，但像他们这样的统招委培生应予分配。
于是他们开始了艰难的维权之旅。2008年4月，他们到泰安市中级法院立案，但未能成功，他们开始了上访。同年6月16日，他们80多人在山东省委大门前上访时，被新泰警方抓到当地派出所，胡洪峰和徐海洋、路峰三人被拘留。他们又于9月22日到北京上访，但22人被新泰警方从北京的宾馆带回，有8人被送拘留所，其中公丕珂等三人拘15天。
就在拘留结束那天，公丕珂还接到劳动教养一年(所外执行)的决定书，不过后来实行监视居住，没有将他送进劳教所。“我只想讨回多年来本就应该属于我的东西，仅仅如此，结果被拘留被劳教，感到太不可思议了”，公丕珂对南都记者说。
公丕珂说，从拘留所出来，汶南区的一个书记接他时还对他说，在你人生当中，这是一个污点了，会写入你的档案，伴随你的终身，以后孩子考学入党都会受到影响。
事件意外地有了新的转机，2008年，新泰市被媒体曝光将上访人员送精神病院事件，引起外界强烈反响，也对新泰方面造成较大的压力，意外地促进了刘超这些师范生问题的推进。
2008年11月22日，刘超接到泰安市中院立案庭庭长电话，要他去一趟，商量一下怎么立案。从第二天开始，即以一人一案每天立十个的进度推进，一直到2009年1月4日才立案结束，并于2009年3月31日正式开庭。
2009年8月，泰安市中院称因遇上一些法律上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向上级法院请示，曾下过中止诉讼的裁定，停止审理。“当时拿到这个裁定，感觉心里冰凉”，刘超说。
幸运的是，诉讼仍然得以继续。2009年11月5日，刘超接到泰安市中院通知将对案件宣判，听到法院宣读他们胜诉后，刘超跑出法庭就给同学们打电话：我们胜诉了！“我一定要马上喊出来，很多人说，你们告政府赢不了，我当时就想喊给每个人知道，我们赢了。”
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国家教委1994年印发的《关于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招生与就业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委托培养的学生毕业时应按照学校制定招生计划时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合同，毕业后应到委托单位工作。”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称规定：“委托和定向培养的学生按合同就业”，即委培生按协议就业。法院认定，“新泰市教育局作为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教育工作的教育行政部门与部分原告间事实上确立了委培关系”，新泰市教育局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了原告的就业权益，“原告要求被告新泰市教育局履行职责的请求成立”。一审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新泰市教育局应当于本判决生效后60天内对原告刘超等65人的工作安置问题作出处理。
第二天，刘超把同学们召集起来，逐字逐句地把判决书念给同学们听，念到最后胜诉，会议室内长久地鼓掌，女同学们都抱头痛哭，连公丕珂和鲁效军两个男人也抱在一块哭。
一个星期后，新泰市教育局不服，上诉到山东省高院。2010年7月5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直至这一刻，刘超他们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就在判决书下达几天前，公丕珂刚刚有了自己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为“盛粟”，与“胜诉”谐音。
无尽的等待
教育局问师范生：能不能退一步？他们能退到哪里？法院已下达强制执行仍没有具体解决方案
虽然赢了官司，明确了权属，但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仍需要漫长的等待。
刘超介绍说，在两个月的执行期将满时，新泰市教育局和师范生有一次面谈，教育局党委书记李酋宏问师范生：能不能退一步？刘超反问：退到哪里？双方最终没有达到一致。
在终审判决下达77天后的今年9月17日，新泰市教育局发出一份《关于刘超等六十五人工作安置问题处理的通知》，作出通知参加今年的教师招聘、推荐参加乡镇街道中心幼儿园及学校附属幼儿园的教师招聘、推荐到企业就业、提供专业技术培训的四条处理意见。
9月26日，刘超等发出一份针对教育局这份通知的意见，认为教育局没有严格按照判决书的规定精神执行，属于故意扭曲法院文件的行为。在他们看来，依据法院的判决，新泰应依据当时的招生和就业政策无条件地将合格毕业生带编制安置到学校成为一名正式公办教师。
如何“处理”，也成为现任新泰市教育局党委书记李酋宏较为头疼的问题。他称，教育局与学生最大的分歧在于法院判决中的“处理”一词，教育局发出的这份通知就是在履行法院的判决。
此外，11年过去了，现在录用教师又面临“逢进必考”的新政策，且招录教师意味着增加几十人的财政和人事，这又超出教育局的权限。而值得玩味的是，刘超等65人起诉的对象是新泰市政府和新泰市教育局，但法院的判决中认为新泰市政府不具备安置的义务，对刘超等人关于此项诉讼请求驳回。
在教育局关于教师招聘的通知中，特别提到，“除按照往年惯例对本年度本专科招聘外，将另单独列出计划，用于招聘年龄35周岁以下，中专以上学历，具有教师资格证书的毕业生”，这一项显然是为刘超等人设置，但李酋宏同时又称，今年的教师招聘考试报名人数有780人，但只有30个名额，因而不可能“违法”安排65人成为老师，这在刘超等人看来，也意味着通知实际上是一纸空文。
双方的沟通至此也无进展，李酋宏表示，如果学生对《通知》不认可，可以就《通知》内容提起诉讼，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何强制执行，教育局等待法院结果。
10月11日，刘超等人也正式向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强制执行申请书，但对于结果，他们都无法预期。11月10日，泰安市中院向新泰安市教育局送达强制执行通知，要求收到通知之日起履行执行义务。12月1日，泰安市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泰安中院执行庭来到新泰市进行协调，也表态让学生们相信法院，肯定不会草率处理此事。12月27日，学生们到山东省政府反映，省高院执行庭及泰安中院执行局表示，肯定要依法处理，但如何处理，目前还没有具体方案。
刘超现在也经常通过网络关注着与他同样命运的人。在海南三亚，2002年以前总共有422名师范生未安置，2008年安置了238名，截至目前已安置了325名，还有97名师范生将能参加明年竞争上岗考试，将根据三亚公立学校空编需求，逐年进行安置。三亚市副市长容丽萍也表示，三亚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已召开专门的会议研究相关安置工作，正在妥善安置中。
尽管每天都依旧开着货车四处拉货，但这些似乎让他看到了一些希望。
南都记者 张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