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菜贩北京打拼年入一万五 因更穷困不回老家

菜贩高文霞。

　　顾客少的时候，菜贩王青云拿出已经凉了的早餐——一个葱花饼吃几口。从早晨6点到10点，她连一口热水都没来得及喝。中午饭，是昨晚剩下的，热一热。

　　韩洪元、王青云夫妇清晨6点从住处出发，赶来东高地上菜，两个小时候后，瞪着板车返回。怕菜被冻坏，用被子裹得严严实实。

刘永学的老家在河南信阳市商城县祁楼村，房子外面砌了红砖，里面却是土块房

　　人物档案：

　　刘永学、高文霞夫妇，37岁，1995年从河南商城县祁楼村来到北京，在东高地菜市场卖菜至今；年收入一万五左右；三个孩子在河南老家上学；父母亲年近六十，仍在种地。

　　核心提示：

　　为了生存，抛下父母子女，离开中原故土，来到北京丰台大兴交界处，卖菜为生。数年、数十年如一日，天不亮去进菜、夜幕降临收摊，一斤菜净赚一毛钱两毛钱，菜价上涨、摊位租金上涨、房租上涨……一年累积下来，一万多元的收入，却只能养家糊口，终未能衣锦还乡。“(家里)有事就回去，没事不敢回。”不是不眷恋父母、不想念孩子，而是回不去。“双亲跟前不能尽孝，儿女面前不能尽责”，更不用说兄弟姐妹，这是北京东高地菜市场刘永学夫妇深深的无奈。

　　撰稿：陈芳(发自北京、河南商城)

　　他们不过是北京这座城市最为普通的几个人，故事甚至不具备任何典型，却是成千上万外来者的缩影。北京为数不多的城中村是他们的居所，农贸市场、路边摊、远郊区是他们谋生的地方。

　　北京东高地菜市场15年如一日打拼

　　凌晨6点，冬日的北京天还未亮，刮了一夜的大风，气温骤然降至零下九度。

　　清冷寂静的路上，韩洪元瞪着板车、王青云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车前挂着的铁饭盒与车把撞击的声音敲打着夜幕。夫妇两人在丰台梅源菜市场经营着一个小摊位，1996年从河南一个村子来到北京，卖菜至今。每天天不亮要去一公里外的东高地菜市场上菜。

　　白菜、黄瓜、蘑菇、莲藕……精挑细选好的菜拿到板车上，迅速用旧棉被捂好盖严，“在外面一会儿就冻坏了，有一点冻就卖不出去。”这些要卖出去的菜，在韩洪元夫妇这里就是孩子。

　　八点半，韩洪元瞪着满载上百公斤新鲜蔬菜的板车往回赶，王青云跟在后面。链条突然掉了，韩洪元下车，趴到地下修好，继续前行。一会儿买菜的顾客就要到了。

　　像韩洪元这样的批发商走后，东高地菜市场归于平静，此时的顾客只有周围的居民。

　　刘永学家的菜摊在路口，一块塑料板上写着菜价，字迹隽秀。刘永学搬着大大小小的箱子，妻子高文霞站在摊位前招呼顾客。刮风降温，菜市场格外冷清，高文霞感叹，“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竞争太厉害了。”这里位于丰台区大兴区的交界，有四个大的菜市场；前不久菜价上涨，又导致顾客减少。

　　刘永学夫妇，1995年，从河南商城县祁楼村来到北京东高地菜市场卖菜，至今。

　　中午，刘永学回到两公里外租住的房子做好饭，将饭盖在电饭煲里，拎到菜市场。为了暖和一点，与妻子缩在自家的面包车里吃起来，白米饭、炒茄子，茄子是卖剩下的。

　　回到梅源菜市场的韩洪元将从家带来的铁饭盒拿到隔壁店里热一热，与王青云就着一杯热水吃了。王青云的早饭直到10点才得空吃完，是一个葱花饼和一杯热水。

　　晚上七点，韩洪元、王青云夫妇收摊回家，早下班的儿子在家做好饭等着他们，在寒风中站了一天的王青云冻得有些麻木。

　　刘永学的摊位也已经收了，骑上三轮车奔向两公里外的“家”，车的后面坐着妻子高文霞，还有中午拿来的电饭煲、一把粉条、一棵大白菜。刘永学迎着风哼起了小曲儿，高文霞坐在后面用手扶着丈夫。

　　经过一排排家属楼、一个集贸市场、一片低矮平房，已经从丰台区跨入了大兴区旧宫。一栋二层简易楼中的一间，十七八平米，就是刘永学夫妇在北京的窝，一个月房租600元。洗手，换上一件干净衣服，高文霞开始做晚饭，白菜猪肉炖粉条。一天，在这样一顿热乎饭中结束。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晃就是15年。每天辛苦下来，卖个五六百元，除掉成本费、一个月600元的摊位费、600元的房租、还有柴米油盐水电费，一个月下来两人净赚也就1000多块钱。

　　儿女面前不能尽责 双亲跟前不能尽孝

　　一年辛苦挣的一万多块钱，刚好够三个孩子上学生活的费用。37岁的刘永学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都在河南老家跟着爷爷奶奶读书，大女儿读高中，二女儿读初中，小儿子读六年级。“在北京上不起学，只能留在老家。”刘永学告诉凤凰网。在河南农村，几乎每一家都像刘永学一样，有三个孩子，养儿防老、不被欺负是最实际的考虑。

　　一家人在一起最长的日子，是暑假，三个孩子会来北京与父母团聚。“每次放假的前几天，三个孩子就开始掰着指头算，哪天可以到北京。”高文霞在这头也在掐算日子。一路上孩子们也要遭一回罪，从祁楼村步行或骑车3公里到乡上，坐汽车3个小时到邻县火车站，在火车上站13个小时才能到北京，一来一回路费将近1000元。

　　刘永学夫妇两年回去一次，“有事才回去，没事不敢回。”回去一次至少花费五六千元，高文霞夫妇宁愿将这笔钱省下来。

　　三个孩子，是刘永学全部的希望，也是支撑他们在北京的最大动力，“让他们好好读书，不能再重复我们的路。”和农村所有的父母一样，刘永学将改变命运的希望落在孩子身上。但他也隐隐担心这希望会落空……

　　孩子来到身边的时候，他会注意到他们身上的毛病，爱攀比，“每次买衣服都要名牌”；沉迷于网络，儿子一个星期没交作业，学校老师把电话打到他这里，结果小家伙在电话那头说了一句，“你够得着打我吗”；逆反心理很强，有一次高文霞训斥女儿，二女儿顶撞了一句：“你才养我6年，剩下的都是我奶奶养的。”

　　长时间的分离，刘永学夫妇会用物质弥补对孩子的亏欠，但弥补不了孩子心灵上的亲情缺失。而三个孩子也不像当年的刘永学那样，能够体味父母的艰辛与不易。“不能吃苦，学习又不好，以后咋办？”刘永学平时根本不敢想这样的后果。

　　刘永学的老家，商城县鄢岗镇团委和学校老师也在为这些留守孩子发愁，“内心孤独、任性、逆反心理强、上网成瘾，特别不好管。”鄢岗镇三中校长樊思明告诉凤凰网，他们学校630个学生，一半都是留守孩子。

　　鄢岗镇三中九年级的蔡小帅(化名)，小学二年级时离开父母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说自己几乎不想在外打工的父母，思想上有困惑、学习上有压力也不知道该跟谁说，“想学习，却听不懂。”他将头埋在书堆里，对自己的未来一片迷茫。

　　刘永学也许不知道，对孩子来说，每一年什么时候最难过？是过完年他们离开的日子，温情戛然而止。

　　刘永学感叹自己不是一个好父亲，也不是一个好儿子。父亲今年59岁，母亲57岁。他和哥哥早早离开家在外打工，十几亩地就留给了父母种，还有5个孩子要两位老人照顾(刘永学哥哥的两个孩子也在老家读书)。刘永学觉得很愧对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养大我们，又养孙子孙女。太愧对父母，每次打电话都琢磨这事。”刘永学能够做到的补偿方式就是在春节给家里寄钱，只要家里缺钱就给，“他们在家什么保险没有，虽说有新农合，也只有大病住院才能报销，最终还是得靠自己家人。”

　　上千公里之外的祁楼村，刘永学59岁的父亲刘家彦正在自家院子里编织簸箕，老伴儿去镇上弹棉花了。忙完地里的庄稼，孩子们都去上学了，老两口也闲不住。对于离家在外的儿子，刘家彦能理解，“没办法，都是为生活。”有时候他也觉得心里闷得慌，“每年过年，都不能团圆，倒上酒都没个人一起喝。”刘家彦只能自己喝。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两个儿子能同时回到家，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个团圆饭。

　　刘永学和哥哥已经五六年没有见过了，父亲的这个愿望短期内他们或许很难满足，“现在只能顾自己的小家，至于兄弟姐妹，感情已经很淡了。一年打一次电话，哪还有亲情啊？以前中国哪出现过这种情况？父母不能照顾，孩子不能教育。”刘永学感觉生活很无奈。

　　北京再好也不是家 老家再穷也是家

　　刘永学想过回老家，好几次都不想在北京干了，一想到回去更受困就只好忍着留下。

　　在北京的十五年，高文霞除了去过一次前门，几乎没有离开过东高地菜市场。

　　对刘永学夫妇、韩洪元夫妇而言，北京始终是异乡，是谋生的一个驿站，“北京再好也不是家，楼再高不是我住的，路再宽跟我没有关系。”刘永学说但凡在老家有一点办法，谁都不会出来。

　　刘永学的老家在河南商城县鄢岗镇祁楼村，地少人多，一人不足一亩地，种地基本不挣钱，孩子养活不了。刘永学16岁便辍学外出打工，哥哥结婚的费用都是他外出打工挣的钱。全村的青壮劳动力一茬又一茬，都离开了那片土地。

　　现在的祁楼村，静得只听得见鸡鸣狗叫声，路上偶尔遇见一位蹒跚的老人，后面跟着一条黑狗。村子原本有110多人，现在不到20人，青壮年全部外出打工，长大的孩子在镇上上学，留下的是老人、女人、更小的孩子，当地人用“三八、六一、九九”形容这种现象。鄢岗镇党委副书记李献林告诉凤凰网，商城县全县76万人，外出务工的就有20多万。

　　刘永学的故土情结很强烈，“别看那穷，但就是有家的感觉。”从16岁离开家，在外飘泊了21年后，思归的心越来越强烈。有时候他也在想，如果大家都不出来打工，国家照样会发展。“现在那么多厂子都在城里，怎么就不能往农村倾斜？假如能留一些厂在农村，谁愿意往外跑？农村的劳力越往外跑，农村越没有人力，厂子越不愿意过去，已经陷入恶性循环。人跑来跑去就是企业产业分配不均。”这些年在外打拼，始终未能挣上钱，是他最大的遗憾。他说吃苦不怕，怕的是不公平、不均衡，“以前都是勤劳致富，现在勤劳不一定致富，不勤劳反倒能富起来。”

　　他想回去在镇上买一块地基，盖一栋好一点的房子，做点生意，但差不多10万元的地基费用让他打了退堂鼓，只能继续在外打拼。

　　在外挣钱，回家盖房子做生意，已经成为很多外出务工人员的选择。鄢岗镇下属的不少村子，几乎家家都是二层小楼，这些都是外出打工的人盖起来的，有些已经选择了归家。

　　“有时候想来想去，我们现在全部外出都是给外地做贡献，福利却享受不了。如果不出来，在家建设农村，我们的农村早建设好了。”刘永学最大的愿望就是农村能好一点，“我们回去，下一代也不用出来。还是愿意过田园生活。”

　　夕阳西下，刘永学家的土坯房子渐渐消失在视线中；临近的村子，一排排的二层小楼被染上了一层金黄色。刘永学的愿望有一天也许会实现，农村会越来越好，靠得是这一批又一批外出务工的人。只是这代价也足够大，就像刘永学的妻子高文霞所说，“现在生活是好些，但也抛弃了很多东西。没有以前那种亲情了，爹妈照顾不上，孩子照看不了。算算，损失比得到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