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四川宜宾市高县庆岭乡马桥村,重获自由的谢明呆在家中。2009年,他被人带至雷波,成了一名“无序流动人员”。 图/记者沈荣华
与此同时,被白尔布“容留”的谢明也开始服软,帮对方做农活,“一般上午喂猪,中午做饭,下午去山上砍柴。”
白尔布是不是和他“同吃同住同劳动”呢?
谢明说:“他不做。我砍完柴,他会和我一起把柴背回家。”
12月下旬,谢明被白尔布交给其他几个人,说是要带他去义乌打工。谢明说,去义乌的面包车上,有三个像他这样被控制的人,分开坐着,彼此不能交流。同时,他们还得到警告,不要逃跑,否则会被砍死。
经过两天三夜的行程,谢明等人到达义乌一个隧道工地,不知为何,工地方和他们的“老板”没有谈拢,耗了3天后,谢明被带回雷波。
逃离
去年1月26日,谢明再次被转手,这次,他听说自己将被带至山西挖煤。在雷波县城转车时,由于没买到车票,他被带到旅馆住宿。睡觉时,他被反锁在房间里,有人轮流看管。次日凌晨6时,趁看守者睡着,谢明从旅馆逃出,跑到派出所报案。
此时,正值雷波开展“清理无序流动人员”行动。
谢明说,自己告诉接待他的两名***,拐卖他的人正在旅馆睡觉,但是,***并没有实施抓捕,也没有做笔录。
后来,谢明被带往雷波县武装部招待所。按照雷波县的部署,各乡镇上交的“无序流动人员”全部住在这里。
1月28日,在招待所的第二天,谢明见到了罗辉。
——在云南曲靖结束“挖煤之旅”后,罗辉被人带回雷波,和谢明逃离控制的过程一样,他也是趁看守者睡着时从旅馆逃出的,只是,他逃出的时间是1月25日,比谢明早了两天。
罗辉逃出后也立即报案,但是,警方也没有实施抓捕行动。
2月3日,谢明和罗辉将各自遭遇写成《申诉书》,交给雷波县委政法委。两人详细介绍了自己被骗、被强制劳动、被限制自由、被带出打工以及逃出的全部经过,其中,罗辉还对自己的工钱念念不忘,计算出自己一共被拖欠3950元工钱。
谢明被告知,他应该去宜宾市报案,“他们说,宜宾的公安才能帮我抓人,要回我的身份证和钱。”
2月26日,在雷波县武装部招待所住了一个月后,谢明、罗辉被雷波县民政局副局长勒格格日带队送回老家。罗坤中见到儿子后,送了一面锦旗给雷波县民政局。
罗坤中回忆,勒格格日当时说,罗辉工钱的事会调查,查实后就会汇过来。
谢明也得到了类似承诺。
至今,他们都没有得到被拖欠的工钱。尤其是罗辉,他永远都见不到那笔钱了。
2010年4月5日,在高县沙河镇打工的罗辉因车祸遇难,离19岁生日还差一个月。
在雷波、贵州、昆明、曲靖打工赚得的钱,成了罗辉为这个家庭赚到的最大一张白条。
4
逝者
在2010年雷波“清理”上来的165名“无序流动人员”中,有8人永远不会受骗了。他们死在了雷波。
雷波县民政局给这8人的登记表中,在“姓名”一栏,4人“哑巴”,1人“无姓名”,另外3人分别是张东、熊忠涛、圆友土。
这8名“无序流动人员”,生前都曾被送至雷波县中心医院内科救治,死亡原因都是“多器官功能衰竭”。
拒食
雷波县中心医院内科主任刘利方回忆,这8名病人是2010年7月至8月份陆续送来的,年龄在20岁至50岁之间,平均体重只有40公斤左右,特征是“惊人的虚弱”。
虚弱到什么程度?刘利方说,自己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肌肉松弛到那个程度的病人”,“肌肉就像一件衣服挂在骨头上。”
原因呢?刘利方推测:“应该是长期不进食造成的。但一般7天以内不进食,不会这样肌肉松弛。他们应该是长期如此的结果。”
刘利方还介绍,8名病人全部“表情单一、神情呆滞、反应迟钝,问他们问题也不回答,刺激反应比较差,很麻木”,但是,医院也没有从他们身上查出病症,他们“心肺、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都基本正常”,也看不出外伤。
“他们的病情就是逐渐不能吃饭,不能运动,日渐消瘦。”
“我们每天都让他们去运动,好好吃饭,可是他们从来不回答,只是那样望着我们,眼睛无神。”
“到后来,甚至我们检查都没办法进行了,因为他们站不起来,扶到仪器旁边就会倒下去。”刘利方说,“癌症晚期的病人,营养都比他们要好一点。”
“我们给他们打氨基酸、脂肪素、葡萄糖,给他们口服药物、送食物,可他们都不吃,到最后试着给他们插胃管强制进食,可是胃管是要他们配合吞咽才能插进去,不然可能引起窒息,但他们不配合。”
安葬
“基本上是没有求生欲望了。一个人要是放弃求生的欲望,生存希望就很渺茫了。”刘利方想了想,又补充:“他们的精神状态,就比放弃求生意愿的还要糟糕。”
“就算我有时候扬起手说‘你再不吃我就打你’,他们还是那样呆滞地望着,仍然不吃。甚至我告诉他们,你们有同伴死了,所以你们一定要多吃饭,多走动,可是这些话基本没什么效果。”
刘利方不知是什么导致病人出现这种状况,他推测:“很大可能是生前受了非常严重的精神刺激。”
他介绍,8名病人入院治疗时,距他们一墙之隔的另一间病房里,躺着一名70多岁的女性植物人,她靠流质水果、鸡蛋、营养粉等食物,撑得比那8名病人还久,直到今年上半年才过世。
刘利方强调:“他们精神上应该受过什么刺激。”
圆友土死于2010年8月2日,是8名病人中最先撒手人寰的,当月,还有6人相继死去,“无姓名”熬到了9月18日。
雷波县公安局8月27日给其中一人进行了尸检,法医邓德强介绍,死者身高1.65米,35岁左右,体型消瘦,鉴定结果是“排除机械性外伤致死”。
雷波县民政局统一安葬了这8名死者,地点在雷波后山公墓里。
他们没有墓碑。每个人坟前有一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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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福江的盲流生活
邓福江吃着最后一颗洋芋,“吧唧吧唧”。接着,他用满是灰尘的手指,将一根葱叶上的泥巴粗粗剥去,卷曲,送入口中。最后,他拍拍手,用一种熟视无睹的神情,扭头看着站在门口的记者,撅动下颚。
这是下午4点,他“吃早饭”时的情景——他刚起床。
他的头发花白、卷曲,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他一只眼睛瞎了,另外一只眼睛很难对同一个物体对焦5秒以上。
他住的是一间约8平方米大的小屋,已经倾斜。小屋内,坑坑洼洼,没有电器,没有现金或存折,没有其他人,仅有一炕,一灶,一锅,以及数捆干柴。
邓福江没有可称为“财产”的东西,也没有亲人。他出生在1940年代,是一名“娃子”,1956年民主改革后,他认了养父,有了家,当上了民兵连长。而后,他精神出现问题,接着,失去上述一切,最后,成了一名“无序流动人员”。
和那些被谋害在井下的人相比,他是幸运的,曾3次被救回。
他第一次被救回是在2008年9月,救他的是同村村民何贞明。当时,何贞明外出东北打工在成都转车,在火车上见到邓福江时,震惊了。
像大多数智障人士和精神病患者一样,邓福江精神出现问题后,行动仍有一定规律性,比如,他每天都要步行4公里去县里的垃圾堆觅食,一有机会就会去工地或农田帮人做力所能及的劳动……但是,他不会离家太远,也不会太久。
当何贞明在火车上见到邓福江时,邓已经从村子里消失达5个月之久,大家都以为他已客死他乡。
和邓福江在一起的,还有3名陌生男子。何贞明叫来列车长和乘警盘查:3名男子都是雷波西宁镇人,正要带邓福江去山东的煤矿打工。
何贞明对“盲井事件”有所耳闻。他让列车长抄下3人的身份证号,并告诉他们:“你们带他去打工,饭要让他吃饱,人要平安,赚的钱你们就分了,要是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来找你们。”
当年10月,邓福江回到村子。好景不长,2009年3月间,邓福江再次失踪。
这一回,邓福江赶上了雷波“清理无序流动人员”行动。2009年6月至9月间,雷波一共清理出65名“无序流动人员”,其中,五官乡的一户人家交出了邓福江。
在“无序流动人员”中,邓福江是属于让人“喜闻乐见”的那一类。发病后的他,依然保持着优良秉性:主动帮陌生人干活,不管是农活还是搬砖,并且还很卖力,同时,他拒绝任何报酬,只接纳地上的“无主之物”。
因此,当邓福江2009年10月第三次失踪时,村民并不觉得奇怪。他们觉得,像邓福江这样的人,“容留者”必然是喜闻乐见的,不管是养在家里干活还是带出去打工,他都是很配合的对象。
这一次,邓福江在雷波马颈子一户“容留者”家里呆了3个月。因为当地又在开展“清理无序流动人员”行动,他又被交了出来。
没有人知道邓福江在此期间过着怎样的生活,甚至很少有村民注意到,这次回来,邓福江的眼睛瞎了一只。
村民认为,在当下情况下,邓福江的失踪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虽然他是五保户,但由于不会花钱,五保费被存在村里,由组长给他买洋芋,再向村里报账。记者看到,两年来,组长给邓福江买洋芋的记录还没有写满半张纸。
相对而言,县城垃圾堆里总会有富余的食物,因此,邓福江更习惯出门自谋生活。
村民们指着他的背影说,如果有善心,就应该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否则,他再失踪,就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