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非”孩子的激增让这个弹丸之地不堪重负。2012年,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和多多一样3岁左右的“双非”儿童已由2003年的709急升至2.98万,9年间激增41倍。学位紧张等负面效应凸显,陆港冲突不断升级,“蝗虫”事件成为标志性高峰。
排外思想正在抬头。香港人在本地论坛发帖“面对内地人不断蚕食、鲸吞,来生不做香港人”,一个国际社交网络中号召“反对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页面也获11万香港人响应。
在喧闹的2012年,梁楠被一本叫《劏房小孩》(劏房:房中房)的“双非儿”自传感动得落泪。作者乐仔是来自广东清远的第一代“双非”童。他在书中倾诉了成长之路上挥之不去的卑微感——他害怕说话,担心口音;害怕坐车,坐错了也不知道怎么回来;害怕做事,怕“不懂规矩被别人用‘大陆仔’来标签”。
由于生活的重负,他从未出过香港,最想去看看的远方是朝鲜。“不知道那里有没有歧视呢?”乐仔说,“我一度不想做香港人,却又回不去家乡。”
梁楠联想到自己儿子多多的命运,感觉当初为之追求的一切逐渐成了鸡肋。一次多多在幼儿园被伙伴欺负了,他哭着回来问梁楠:“妈妈,我到底是哪里人?”
如此困境,即使往返深港两地跨境读书也无法化解。姚妈妈就是其中一位。
“看不下去了。宝宝每天清晨睁眼还是深圳人,舟车劳顿后变身香港人,晚上再变回来。保姆车费快贵过学费,很多港校以无供车服务为由拒收‘双非’——路上被水客抢道,步步惊心,还得谨防在幼稚园中被当成‘北佬’欺负。”
户籍壁垒、“夹肉饼”
梁楠开始为孩子铺设“退路”——让孩子以港籍返回内地读书。新难题却接踵而至。
2012年9月,深圳市落实公立小学不收港澳生的政策,向“双非”儿童关闭大门。私立学校的学位由此变得供不应求。
“录取小学生的比例是10∶1,比高考还难。”一位李姓妈妈说。她还在深圳一所私立学校见过六七岁的孩子们手持各种奖状证书排队面试,深感残酷。
2013年5月25日一场深港跨境学童论坛现场,多位“双非”父母也向南方周末表示:“以往双非孩子上公立学校,交‘赞助费’就可以,现在不行了,反而外籍或台湾籍孩子却可以。”
梁楠感到意外,她没有想到,阻拦儿子上内地学校的壁垒,竟是曾引以为豪的香港身份。这个曾经拼命以求的东西竟成累赘多余,有人在论坛里吐槽——“就像烫手山芋,食之无味,弃之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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