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彻底退出(港籍)吧。”梁楠打算。但事情却变得更复杂,由于陆港两地实行不同的户籍制度。根据内地相关条例,一个自然人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即居港权与内地户口不可兼有,一定要放弃其一。
梁楠前往派出所咨询,被告知要为孩子上户口“必须放弃香港身份”。香港入境事务处的答复是:香港居留权的原则是“一经拥有,永不丧失”,“香港现行法例并无放弃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条款”。
这成为一个难解的悖论。在香港,公民身份的确立实行“落地原则”,只要一出生就自然拥有且很难自由放弃,但内地的户籍制度又执行单一户籍原则,将这些“双非”家庭推进两难的境地。
“我们是真正的夹肉饼。”另一位家长在论坛中感叹。处于两地夹缝的“灰色地带”,“双非”父母只得铤而走险——既然需要内地户口,与之冲突的香港身份又无法放弃,为了孩子,“不如兼得鱼和熊掌,不择手段让二者并存吧。”
“原来中国籍是世上最难入的”
越来越多的家长和梁楠不约而同产生同样的想法。在“深圳房网”、“生儿育女社区”、“眼界网香港生子版”几大论坛中,双非家长们无时无刻不在热烈讨论。只是情况已悄然发生变化。
以前,“香港生子攻略”、“赴港生产日记”等议题炙手可热,不少像梁楠一样抱着“香港梦”的主妇也一度从这里获取动力。
如今,她却发现另一些议题在悄然“升温”:有没有人后悔去香港,如何给孩子上内地户口,如何放弃香港身份等。即便是探讨择校问题,家长们也绕不开对户籍议题展开一番辩论。
给儿子上内地户籍成为梁楠一家最大的问题。丈夫张侃是生意人,往返于北京深圳。梁楠一周七日有五天在香港陪读,剩下两日,累计一日“折腾”在往返路上,过关、查证,帮亲友捎带港货。最后一日,才能和儿子回到深圳家中。若碰巧丈夫出差,他们便与“异地”无异。
“现在我只想孩子能尽快拿到内地户籍,一家团聚,回到原点。”梁楠说。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梁楠的新方案迅速“出台”:第一招是买房落户,到深圳或京津地区。经过查询,梁楠发现,执行多年的购房入户政策深圳自2012年停止执行。
随后,梁楠打听到,天津有允许港籍人士全款买房给予“蓝印户口”的政策,她和丈夫都很兴奋。张侃准备“咬咬牙买房,全家搬到天津”时,附加条件又如一盆冷水泼下来:限十八岁以上港人入户,“双非”孩童不可以。
第二招梁楠又打上了台籍的主意。依据深圳市的规定,外籍或台籍子女不仅可以进入公立学校,在私校就读的也能获得津贴补助。她觉得这是一条两全其美的途径,起码可以以稍“正常”的方式回归内地上学和生活。
通过朋友关系,梁楠花了一个月混熟了一个台商太太群。“当头一棒”随即而至。台湾朋友告诉梁楠,根据她儿子目前的情况,她最好先让儿子移民到其他国家,再以旅居海外华人申请入台籍。
但也有问题,台湾男人要服兵役,多多是个男孩,梁楠又不舍得。
这个时候,香港身份又一次显示了它的“顽强”。梁楠被台湾朋友告知,香港身份不会因为是否入台籍而失去。一个著名的先例是台湾籍作家龙应台,她就任台湾地区公务人员时,“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议”,曾主动提出放弃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并寄回身份证。香港方面表示“恐无机制处理”。
“也就是说,折腾半天还是个伪命题。”梁楠只好放弃,她觉得如果不完全撇清“香港身份”,多多回内地的其他计划都不可能。
经过案头研究,梁楠发现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依据《往来办法》第十八条,港澳同胞要求回内地定居的可事先提出申请,获准后可办理常住户口手续。然而这个条例主要“面向农村,面向小城镇”和“年老在外无依靠”。
梁楠想了想,问:“年幼在外无依靠行吗?”答复是:“不行。”
同样止步于此的还有其他年轻新移民。十余年前持单程证入港的家伦,迫于香港的房价压力,希望回内地发展,同样遭遇这样的户籍壁垒和种种悖论。他对《明报》记者说:当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就被母亲带来香港,现在却丧失迁徙的自由,真是上船容易下船难!
当梁楠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告知“失去香港永居身份的唯一可能,便是失去中国国籍”,她仿佛看到最后的希望。她开始转向移民中介。一条极其“烧钱”,且更为“魔幻”的路径铺在她面前。
中介小姐给梁楠的建议是:作为“香港中国人”的多多要想变回“内地中国人”,可以先移民到肯尼亚、厄瓜多尔,或者菲律宾这些国家,运气好的话,取得这一国证件的同时,她向香港政府申报儿子的国籍变更,便顺理成章完成“合法取消香港身份”。
这时,成为异国公民一定时间后,多多就可以申请“移民”中国内地。从原点到原点,等于兜了半个地球。然而,让她崩溃的是,就算这样兜了一大圈的“曲线”也可能无济于事。中国实行的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户籍制度,不要说普通人,连著名影星成龙的儿子房祖名,经过多年尝试也很难由美国籍加入中国国籍。
成龙因此曾在电视节目中感叹“原来中国籍是世上最难入的”。
隐形的孩子
经历了各种折腾后,梁楠被同样是“双非”妈妈的朋友许乔兰称之“已经疯了”。“好不容易得来的香港身份,为什么要放掉?”
明明有不少“双非”儿童在无法也不必放弃香港身份的情况下,顺利获得内地户口——尽管,都是某种灰色路径的结果。梁楠却非要艰难地寻找“正规路径”。她一一列举自己考虑过的方案,几乎构成一套“双非孩子内地身份建造指南”。
尝试遍了,剩下最后一招,是梁楠最不想用,也可能最逼不得已的方案——造一个“隐形的孩子”。
事实上是给多多造一个虚假的内地身份:改年龄,改名字,以及一个非香港出生的“出生证”。这个证的获得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用关系和钱找医院开,另一个是找造假证的。
这与许多同样一筹莫展的“双非”家长不谋而合。有家长甚至在论坛中讨论具体的操作细节,他们形容为“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一旦出生证被查出问题,对策也被想好了——顶多是做一遍亲子鉴定,父母是真父母,孩子也是真孩子,“即便查了也没问题”。
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梁楠时常为这个做法感到不安。“我不是为了投机,为什么要去取巧?”“当初不断逼自己去香港生,不就是想给孩子一个公正、美好的未来吗?以后怎么和孩子解释这一切呢?”
这个最后的方法,即使能成功为孩子入户,也不得不时刻面对那个“不存在的老二”的问题。不断有父母提出后续疑问:一直用内地身份读书的孩子,未来想重新启动自己的香港身份申请留学的话——后者岂不是成了履历完全空白的“文盲”?是否会被要求为这个“不存在的孩子”缴纳计划生育罚款?
有一天被查出孩子的双重身份,难道要为其中一个身份开“死亡证明”?那么,拿什么来证明唯一的孩子“死了”又“活着”?
有人还假想,如果孩子未来被卷入某个案件,需要“不在场证明”时,这个方案恰到好处会让孩子“被消失”。
虽然这些“问题”并不会被纳入香港特区政府应对双非议题的考量,一位家长却提出“问题”背后的假想:现存“双非”儿童近二十万,假如一半的父母都为其办理这样的“第二套身份”,2020年人口普查时中国岂不会因此多出十万并不存在的“虚拟人口”?
梁楠没有想更多,她只是记得五岁儿子问到“妈妈,我是香港人吗”时自己不知如何作答的窘迫。自2008年夫妻二人让儿子降生香港,到如今决定让其离港“返乡”,回到原点——六年就快要过去,他们却再也“不知道原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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