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荩(1872~1903)原名克諴，字愚溪，湖南善化人，中国记者中首位蒙难者。
沈荩死于一场虐杀。
《大公报》如实记下了这个记者生前的最后一幕，地点是清朝刑部的大堂。8个狱卒手持特制的大木板，轮流捶打沈荩的四肢和背部，时间长达4个小时。沈荩“血肉骨裂”、“骨已如粉”，却始终“未出一声”。堂司以为已死，下令停止捶打，沈氏却以微弱的声音说道：“速用绳绞我。”于是，“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
他本不必死。这个日本《天津日日新闻》聘用的中国记者，向来“擅长交际”，他与京城内的众多洋人与贵族终日把酒言欢，过着一种“上流社会的舒适生活”。
但他只是做了一个记者该做的事。1903年，沈荩从某贵族口中得知，中俄两国将签订一份密约，中国将在东三省及内蒙古的路政税权与其他主权“送予俄国”，于是，这个记者决心在签约之前，将密约内容昭示天下。
他买通了政务处大臣王文韶之子，弄到了《中俄密约》的草稿原文，并随即将其寄给了天津的一份英文报纸。这份见不得人的密约被原文刊登之后，激起强烈民愤，清政府不得不放弃签订《中俄密约》的计划。
在清廷的全力侦察下，沈荩的两个密友告发了他。1903年7月19日晚上，毫无防备的沈荩在北京寓所里被捕，并由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此时，正值朝野上下准备为慈禧祝寿，有大臣面奏慈禧说：“万寿在迩，行刑似不吉祥。”慈禧改旨，“速杖毙”。
这是中国第一个因言获罪被杀的新闻记者。有后世评论者称：“……回顾百年中国言论史，这个31岁的记者开了个头，一个惨烈而悲壮的开始。”
在沈荩现存于世的照片中，这个“铮铮铁骨”的记者，却是一副极平常的中国传统文人的柔弱体貌，眼神温和而沉静。
所以，人们也很难想象，这个记者被捕后，当着审官的面，大声斥骂慈禧“丧权辱国”，“愧为一国之主”时的样子。他在狱中饱受虐待，一年后，戊戌党人王照获罪下狱，恰巧也关在同一牢房，日后，王在文中回忆道，“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
不过，沈荩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干涸发黑的血迹。
沈荩死后，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许多外国使节与其夫人纷纷觐见慈禧，对其杀害记者的行为“表示异议”，在上海，数百人公开集会，隆重悼念这个记者，香港《中国日报》发表唁文道：“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这甚至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反专制思潮，各地报纸铺天盖地的报道，让当时的中国老百姓了解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权利，叫“言论自由”。
慈禧太后一生杀人无数，却没有一次像沈荩之死一样，深受中外舆论的谴责。清廷的统治者们，也不得不开始反省自己的统治。1905年，刑律内的凌迟、枭首、戮尸这三项酷刑，被下诏废止。随后，1906年和1908年，又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和《大清报律》等新闻法规。
在后世的史家眼中，清末的这几部法律，“比无法无天、以人代法、口谕治罪的年代，多少向前迈了一步……这不能不归功于沈荩……”
但这个记者却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天的到来。他死后陈尸狱中，无人收殓，数日后，才有友人寻来，将仅剩的一些“碎骨烂肉”集中起来，埋入狱中某处，此后亦“不知所踪”。
生前，沈荩与当时在华的英国记者莫理循“素来交好”，两人曾互赠照片，表示相互尊敬。在沈荩死后，这个写字历来潦草的英国人，在友人照片的背面，工整地写下了一行英文——“沈克諴，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
这更像是一个英国记者对一个中国同行的悼念与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