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者要求出院遭拒将起诉父母

这个院子是精神病人闲暇时的活动场所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言科

这家精神病院被层层铁门封锁

　　酷暑的午后，所有人都想逃离马路，而有一个人做梦都想逃出一幢灰房子，呼吸外面哪怕炙热的空气。

　　这个人名叫李康(化名)，这幢灰房子位于南京城郊的一座精神病院。除了两三个月一次、每次为时几天的“假出院”(请假出院)，其他时间他只能在这座两层小楼里度过。

　　自去年下半年住进这家精神病院以来，李康的耐性一点点地在失去——这已是他第四次入院接受治疗。在和家人就出院问题多次沟通失败后，他采取了让家人和精神病院都很惊讶的做法。在向律师求助后，他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为了出院，将起诉精神病院和自己的父母。

　　李康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但他自认为现在病已经完全好了，虽然他的父母和精神病院并不这么认为。一个成年的精神病人有无主张自己行动自由的权利？处于被父母监护状态下的李康有无起诉的权利？

　　接受李康电话咨询的是远在深圳的律师黄雪涛，因为代理了一系列的精神病人维权案，她在全国的精神病人中享有盛誉。黄雪涛律师说，李康的问题是否将通过诉讼解决尚未明确。但精神病人的基本权利被侵犯，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一个长期被公众所忽视的问题。

　　通过一系列为精神病人维权的行动，黄雪涛和同行们正在努力把这个问题推向公众的视野。

　　父母：因为儿子频繁使用手机，取消“假出院”

　　李康已过而立之年，透过精神病院的两道铁门中间的缝隙，光着上身的他表情平淡。戴着眼镜，脸下留着短短的胡茬，他的眼神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飘浮游离。

　　“你认识他们吗？”陪着他一起来到院门口的医生指着快报记者一行问他。

　　“认识，”李康说。事实上，这是记者和他的第一次见面，他的随机应变能力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与他的会面本应该在三天前进行，因为那时他有一次“假出院”的机会，但因为他频繁通过手机与外界联系，他的“假出院”被父母取消。

　　与记者同行的，是江苏苏砝律师事务所的鞠俊杰律师。在不久前，李康通过手机和他有过多次联系，两人一直在约着面谈的时间。但通话被精神病院和李康的父母发现——结果他的手机被精神病院没收。

　　在精神病院的医生办公室坐定，医生再次问李康：“你认识他们吗，他姓什么？”医生指着鞠律师。

　　“他姓……鞠，”李康紧张地判断，迟疑着回答，他要分析出三个陌生人中哪个可能是鞠律师。虽然答对了，他的回答已经证明了他的心虚。而精神病院的医生们早从他父母的口中得知，李康要找律师为自己“维权”。

　　这是位于南京城郊的一个精神病治疗点，两层小楼租自当地村民手中，约两百平米的院子里安放着一些健身器械，因为天热的原因无人使用而略显空荡。

　　从外面看这幢灰色外墙的房子，与周围的民居并无不同，除去二楼天井上高高的铁栅栏，以及院子里外两道铁门，在正常情况下，这两道铁门整天都被紧锁着。

　　穿过院子，进入小楼。一楼是病人们的病房，有点阴暗的过道两边是几扇开着的门，一些光着上身的男病人或在过道里踱步，或蹲坐在楼梯上。看着陌生人，他们并不惊慌，看你一眼后会慢慢地从你身边走过。

　　李康的病房住着三个病人，病房光线不足，显得有些昏暗，一台吊扇在房顶悠悠地转着。他的床头，放着一台收音机。二楼则有一个娱疗室，摆放着几排椅子，前面的电视里放着一部偶像剧，一名中年男病人坐着看着。

　　这儿，基本上听不到病人们说话。在拿药的时间，他们会径自推开医生办公室的门，等待着医生的问话：“拿药？”病人点点头，拿了药，当着医生的面服下去，再默默无语地离开。

　　医生办公室里，有着每个病人的名牌，李康的牌子放在第一排，上面写着：“李康，精神分裂症。”

　　李康：病已好，想出院，主动联系律师

　　李康毕业于国内的一所名牌大学，所学专业也很受市场欢迎，毕业后不久他就顺利进了一家待遇很好的企业工作。

　　但几年的工作中，李康的岗位却不是那么稳定，不断地换岗后，他最终辞职回家。回家不久，他自己办了签证出国求职。家人并不同意他这么做，但最终还是让他离开，但他在国外几个月后无功而返。

　　时间到了2006年，无业在家的李康突然觉得楼上有人在敲地板。“就是有人不停地敲地板，”李康说，父母上楼询问邻居，却被告知没有人家在装修。后来知道，李康从这时候开始，就出现了幻听症状，而这个症状一直延续到现在。

　　“就是觉得有人在敲打地板，发出声响，有时候也听到有人在脑子里和我说话，”李康说。四年前最初的那次发病中，只要听到有人敲打，李康就会打110报警，警察数次登门之后，向他的父母提出建议，最好带李康去医院检查一下，看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

　　而他的父母此时也发现，李康越来越不对劲。到了医院检查后，医生给出了“精神分裂症”的诊断，这让他的父母几近崩溃，“我当时快疯掉了，就这么一个儿子，名校毕业，很好的工作全都成了泡影。”

　　据李康的家人告诉记者，随着李康病情的发展，他开始觉得有人想要伤害他。他甚至经常拿着铁棍，准备随时自卫。面对有暴力倾向的儿子，父母只能赶紧把他送进精神病院，“我们不能让他伤害社会，伤害他人。”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李康的病情逐渐稳定，父母觉得儿子有希望，就给儿子办理了出院手续。此时，李康却第二次提出要出国找工作，父母十分担心并不同意，他就独自办理了手续，直到到了机场才给父母打电话。

　　“他当时的状况比现在还好一些，是治疗过后的稳定期。既然无法阻拦，也就随他去了。”可这次的国外之行并不那么平顺，李康在国外与人发生矛盾并伤人，遭到起诉，法官因为他是精神病人没有定罪，但限定他定期去相关机构报到。

　　之后，李康被父母劝回了国。回国不久，他再次病发入院。

　　四年来，李康几次进出精神病院，每次治疗稳定后也找工作，找过五六次，但每一份工作都无疾而终。

　　“儿子也没办法找对象，人家跟他接触接触就会知道他不正常，如果别人不要他，对他更是伤害，你根本不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过的。”只要提到儿子，李康母亲情绪就会失控。

　　李康的父母承受着外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痛苦，老两口每天都通过各种渠道来关注与精神病人相关的信息，去图书馆借专业的医书来了解儿子的病情状况和治疗方法。

　　但老人的良苦用心，李康却难以体会。在这次入住的精神病院里住了大半年下来，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病已经好了，“飞越疯人院”的渴望越来越迫切，他开始自己的出院谋划。

　　李康告诉记者，自己从未考虑过“越狱”一样的强行或寻机逃走，而是在有限机会里找寻法律的帮助，他要为自己维权。

　　李康说服家人给自己配了一部手机，开始不间断地和外界联系。没人知道李康是怎么做到的，他联系上了远在广东深圳的黄雪涛律师，一名在全国精神病人中享有盛誉的名律师。

　　律师：精神病人是和我们享有同样权利的公民

　　黄雪涛律师在不久前成立了一个名为“衡平机构”的组织，专门关注并倡导精神病人的权利。

　　前日记者对黄雪涛的电话采访数次被精神病人的来电打断，而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找到她的要求也多是“出院”。“一天就处理了四个精神病人要求出院的电话咨询。”黄雪涛说，而李康则是众多来电者之一。

　　“总体来说，我们的观点和李康的医生的观点有一点吻合。”黄雪涛说。记者采访中，李康的医生认为李康的病情并不稳定，也没有完全恢复好，但她拒绝透露李康的病情，称这是只向家属说明的隐私。

　　2007年，黄雪涛代理过一起在业界很轰动的案件，为一名广东的精神病患争取到了行动自由的权利。那起案件中，黄雪涛将病人的家属和精神病院都推上了法庭，最终法院判决这名精神病人出院。

　　这也是众多精神病人找到黄雪涛的原因，而她在将案件送入法律程序之前，会与将来的被告即病人的家属进行沟通，全面了解病人的情况，重点是这个病人是否有出院的必要。

　　“我和李康的家人沟通过，我推定他父母的善意——某种情况下，我必须推定这样的善意，就是他们是为了病人的身体康复需要而不得已将病人送进医院，”黄雪涛说。但是，也并不排除精神病人家属为了规避风险、省去麻烦，甚至是避免世俗压力而将病人强制送院治疗的情形。

　　一般情况下，黄雪涛会把精神病人只当做一名当事人，而不是病人。“我国的法律从来不会特别强调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比如我们不会给一个心脏病人在法律上以特别的保护，但是为什么会给精神病人特别的待遇？是因为法律要去保护他们。”黄雪涛说。

　　保护而不是剥夺一个精神病人的权利，是法律立法的本意和动机。“有无受到保护，有没有能力承担责任，这是法律对精神病人权利和法律责任的配置现状。”

　　提及精神病患者，公众往往会把这个群体与一些不可预知的危险联系起来，比如对无辜人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伤害，人们对此心怀恐惧。在一些网络和传统媒体上，也不时可见反映社区内因有精神病人而潜在的风险，并呼吁将之强制收治。

　　“精神病人首先是个人，是一个和我们享有同样权利的公民，”黄雪涛说，盲目强制收治精神病人的说法非常之荒谬，“甚至医学界也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一个精神病人，甚至是疑似的精神病人，他的人身自由就得不到宪法和相关法律的保护。”

　　她解释说，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只有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和行

　　政法规才能约束，最常见的就是触犯了刑法入狱的罪犯，而精神病人只有在肇事、肇祸后，才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被强制收治治疗，这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而在中国的精神病学界，有一个观点是说住院不是一个人的自由的范畴，依据的是医学理论，在医生们的眼里，精神病人只是一个生物人，而不是一个法律人。”

　　行动、通信、会客的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在现实中，一个人只要进了精神病院，便基本上丧失了这些权利。比如日前记者会见李康之行，仅凭李康本人的同意，他根本无法会客，一般而言精神病院会在征得家属同意后才会放行。

　　“李康的电话应家人要求，被精神病院强制没收，实际上剥夺的就是他的通信自由。”黄雪涛说。因为，即使对李康的治疗而言，用手机和外界沟通，恢复他的人际交际能力，使用手机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和李康家人的交流，会很容易感受到老人的伤痛和无奈，对他们侵犯孩子权利的追究多少显得不近人情。但这恰恰是律师们在实践中重点加以考量的一个因素：家人的动机，他们究竟是出于善意的治疗需要，还是为了规避风险的一种责任放弃。

　　即使口口声声权利至上的律师们，也会对这一点细加研究，尽可能地保护好精神病人的家庭伦理关系，因为家人对病人的康复和未来都起到最关键的作用。

　　医院：他病没好，因为他隐瞒了自己的想法

　　黄雪涛说，精神病有多达几百种的类型，在学界有着非常权威的分类。不同的病症有不同的行为特征，不能因为一个人患了精神病，就推导出他一定有暴力倾向。社会不能因为极少数的风险，就把大部分人的权利剥夺。

　　“今天新接触了三个病人，一个来自湖南，两个来自深圳，和外界想像的不一样，这些病人通常都能非常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他们的诉求主要就是权利，出院的权利，而外人更难以理解的是他们的感受，他们知道一旦进去过一次，被再次送进精神病院的可能性就最大。”

　　病人们对精神病院的恐惧，除了行动不自由，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强制治疗。李康的医生告诉记者，李康会经常性地不服药，“他很不配合，见我们要求把嘴张开，他就会把药丸藏在舌头下面，现在我们都要求他吃完药把舌头在嘴里翻转一下，确认他不会藏药。”

　　黄雪涛接触病人后发现，不服药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是被医院发现后，医院会立即采取措施，“病人越是反抗，医生越有手段对付病人，精神病院从来不怕病人不服从。”她告诉记者，她见过多份提供给家属、要求家属签字确认的知情同意书。其中很重要的条款就是列明了一些暴力方式的使用，而家属是可以勾选这些项目的，比如电击或者是捆绑，家属同意后，医院就可以用这些方式对待不服从的病人，而医生免责。

　　更多情况下，病人越是认为自己病已经好了的反抗，越会被医生看作是病没有好的发病表现，在两个极端的对抗中，病人对精神病院的恐惧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记者在采访中，李康的医生认为李康病没有完全好的一个原因，竟然是称他“思想暴露”不够。这个有点怪异的词汇可能是精神病院的专用术语，经解释，其意思就是李康隐瞒了自己的想法，比如打电话找律师要告父母和医院这件事。

　　把自己要告对方的想法提前告诉对方，这个说法本身就有些荒诞，而这竟然被当成了精神病的发病表现，就更加让人费解。

　　但是，李康必须服从这样的判断，进而接受进一步的医学治疗。

　　在和黄雪涛律师电话秘密沟通多次后，李康反复强调，自己要授权律师打这个“自由”官司。因为只能为李康提供不收费的法律援助，黄律师在南京找到了自己的合作伙伴，即文首提到的鞠俊杰律师，由他处理李康的诉讼事宜。

　　理论上讨论得再多，但到了现实的诉讼程序上，李康这个案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疑难案件”，在操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面对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法律难题。

　　建议：第三方介入，决定精神病人的入院治疗

　　作为一个精神病人，李康首先要解决自己的诉讼权利问题——在法律上，他目前处于一个被监护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就像一个未成年人，极有可能不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这取决于他的精神病症的程度)。

　　而依据法律，他的监护权在他的父母手中。如此一来，如果李康要状告他的父母，还得通过他父母的同意，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在操作中几乎不可能完成。

　　黄雪涛律师在2007年成功完成的那起诉讼事有例外，她是在病人入院之前拿到了对方的授权委托书，这是她能以律师身份代理诉讼的必备文件。但即使如此，她和当事人的沟通也极为不顺，一次进入精神病院探视遭拒后，她不得不报警，经警方协调后才顺利会见。

　　对律师们而言，这比见关在看守所里的犯罪嫌疑人还要难。

　　经历过第一次的艰难会见后，鞠俊杰律师心里也很清楚，暴露了身份想要再次进入精神病院会见李康几乎已经不可能。

　　“一个人的诉讼权利也是基本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不能侵犯，”南京圣典律师事务所的张世亮律师认为，但在这个案件中，李康的诉权的达成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难题。

　　纵使一切顺利，案件能进入最终的审理，李康必然要先经过司法鉴定，确认他到底是没有行为能力，还是限制行为能力人。而更为关键的是，如果他是个限制行为能力人，他的哪些行为是必须要限制，而哪些又是不能限制的？

　　这是个很抽象的概念。出于其康复需要的限制行动自由，是对他权利的剥夺，还是出于他健康的保护？事情似乎进入一个死胡同，法律现在并无明文规定限制行为能力的具体界限，事实上也无法规划到如此细致的地步。

　　似乎这个案子即使进入了法律程序，也会进入一个无解的命题。

　　“用同样是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儿童作比较，消费行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一个儿童如果买一根冰棍，那他就是可以的，如果他买了一部手机，就是限制的，这是一个对行为人的受惠原则，并不能一概而论。”黄雪涛律师认为，而到精神病人身上，也不是笼统地对病人的所有行为进行明确的区分，说到底还是在行动自由权和医疗自主权问题上，病人所能获得的权益。而不同的病人，不同的病症，也需要区别对待。

　　黄雪涛律师告诉记者，经过她的团队的商讨，暂时不会考虑为李康进行实质性的诉讼，而是想通过协调的办法先请他的家属为他恢复手机使用，就出院问题，将请南京本地的义工介入协商。

　　这可能会让李康非常失望，但在黄雪涛看来，这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我们不会对病人家属生硬地诉说我们的权利观念，不主张单纯进行技术性的解释，我们会和病人家属沟通，而目的是共同的，就是为了病人好，为了他的康复，也为了他更好地回归社会。”因此，恢复李康的手机使用，就是一个最好的切入点。

　　而从长远来看，黄雪涛和同事们正在向更远的方向努力，即精神病人入院治疗以及治疗方案的“异议渠道”。

　　她希望，由律师等第三方力量的介入，来决定一个精神病人的入院和治疗，这个机制设计中有常设的机构处理此类申请，不管申请是来自病人家属还是病人，或者就是精神病医院本身。

　　“我们希望，公众能把精神病人等同于其他残疾人士，充分尊重并时刻保护他们的权利。”黄雪涛律师说。

　　而李康，仍在那幢灰房子中生活，欲逃而无助。他的父母则显得开明得多：“他想维权是可以，他这个权益是有的。但是如果我真的让他出来，只怕受伤的会是他。”

　　□快报记者 言科 实习生 马晓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