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富翁”悲喜剧
一个做小买卖过小日子的农民，因为拆迁，一夜之间成了坐拥上百万元资产的富翁，也正是这百万元的资产，让他经历了妻离子散、手足反目。风吹云散之后，生活又归于平淡，可已不是往日模样
记者 尹丽 发自北京
走过50岁的人生路口，何亮(应被采访者要求化名)觉得自己已经看透世态炎凉，接下来的日子就听天由命了。
何亮住在北京小汤山附近的一幢6层的小产权楼里。在邻居们的眼中，他不过是一个说话和气的老北京人。
邻居们不知道，这个个子不高，身材有些发福的中年男子，就是前不久电视里说的“一夜暴富的村民”。因为拆迁，一些村民获得了补偿。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补偿款令人眼红。
何亮获得的拆迁补偿款是两百多万元。这笔钱曾令他一想起来就感到满足，但这种满足感并未持续多长时间。
实际上，正是这笔钱，造成了何亮现在的尴尬局面——与几个哥哥姐姐断了往来；拿着大部分拆迁补偿款的妻子，与自己离婚后另嫁他人；唯一的女儿来看望自己时，还生怕让母亲知道……
得巨款惹祸上身
何亮在家排行老小，也是同辈中文化程度最低的一个。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他小学都没念完，以至于到了现在，也没能认识几个字。
何亮的父亲去世得早。与离开村庄的哥哥姐姐不同，何亮留在家中四处找活干，同时照顾年弱体衰的母亲，直到1995年年底，母亲去世。
在何亮看来，兄弟姐妹之中“就属我受罪大”——给猪剁菜时，把手给切到了；在池塘里捞浮萍，打算卖给鸭场作饲料，结果差点儿淹死；拉木头挣钱，木头垛倒了，晚走一步砸中了自己……
就在日子看起来像是被种种不如意塞满时，何亮的生活出现了转机。
一段自由恋爱后，何亮与同村的姑娘刘静(化名)结婚了。夫妻俩尝试着做各种买卖来赚取生活费。
后来，何亮发现，到村里来租房的外地人多了起来，他便把五间老屋翻建，腾出来的空屋租给这些外地人。最好的一个月，仅房租一项，何家就有7000余元的进账。
更令何亮欣慰的是，虽然哥哥姐姐都成了体面的城里人，但他们并没有忘记村里的家。母亲在世的时候，哥哥姐姐每月都送来赡养费。虽然母亲去世时未留下遗嘱，但几个哥哥姐姐都声称要把父母留下的房产给他。2002年，村里拆迁，何家获得200余万元的拆迁补偿款，何亮喜滋滋地领回了这笔钱。
就在何亮以为日子将在平静与富足中度过时，一纸不期而来的诉状将他推入生活的漩涡。
2004年，原本声称把房子留给小弟的哥哥姐姐突然起诉何亮，要求各获得10万元。
当与手足对簿公堂，何亮说，自己愤怒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在起诉我之前，他们(哥哥姐姐)从没和我商量过。”
经过一审、二审，何亮的哥哥姐姐每人被判获得7000余元的拆迁补偿款，与10万元差了一大截。
这无疑是何亮眼中的“胜利”。2005年，拿到终审判决书的他，像办喜事一样，大宴村民。但这也让他与哥哥姐姐彻底撕破了脸皮。
不过，何亮最终只得到了30万元。在与哥哥姐姐打官司之前，为了保全拆迁补偿款，何亮在与妻子商量后决定“假离婚”，补偿款归在妻子名下。夫妻俩的如意算盘是，如此一来，即使是官司输了，哥哥姐姐也无法从何亮这里拿到钱。
何亮未曾料到，离婚弄假成真。最终，还是通过法院的调解，何亮才从前妻那里得到了30万元。加上拆迁时村里“分家底儿”，他总共拿到手40多万元。此后不久，前妻再婚，何亮也与她断了联系。
住新楼成情感孤岛
何亮花了20万元在小汤山买了一套50平方米的小产权房。虽然房子不大，但是何亮收拾得很干净。他把老屋里的一些瓷器和一套俄罗斯“套娃”摆在了靠墙的展示架上。老实且讲究是律师聂世国对何亮的印象，聂是何亮上诉时的代理律师。
曾经，何亮在村里的人缘还不错，也有些经常走动的朋友。但拆迁后，他们散落在北京，彼此联系得少了。至于现在的邻居，何亮说，他们只是点头之交，顶多在楼下晒太阳时闲聊几句。
“现在，你要说去谁家串门儿，谁家都收拾得那么干净，可不像从前那么随便了。”他说。
因为孤单，何亮想过再婚，“找个心眼儿好的”。但别人介绍的几个，他都“瞧不上”。最近的一个，虽说比自己年轻几岁，但他觉得对方“嘴里脏字儿太多”。
偶尔酒醉，何亮还念叨前妻的好。尽管他至今认为前妻与自己离婚有“下套”之嫌，但某种意义上，她也是帮自己打赢官司的功臣。如果不是前妻劝自己上诉，“就得把钱分出去了”。他说。
现在的何亮，就像是一个情感孤岛。孤单的感觉在他刚到小汤山时分外强烈，但逐渐，也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平日，他自己做饭，一天两顿。这几年过年，他吃的饺子不再是自己包的，而是从附近超市买来的。
“没事就睡觉。”何亮说，这是他打发时间的办法。抽烟的习惯也没有改，不过更没人管了，“一天一包。”何亮对《》记者说。
好在女儿还会抽空看望自己，这让何亮多少有些庆幸。除了带何亮去外地旅游，女儿偶尔也会塞给父亲一些钱。但这都是在何亮的前妻不知情的情况下。女儿的车是前妻买的，生活上也常得到前妻的资助，唯一的条件是不要再和父亲来往。
记者问及对亲情与金钱的看法，何亮一时语塞，“没必要”，之后，他停了停说：“最主要的是金钱。”
过生活今不如昔
如果老屋没有拆迁，何亮觉得，自己肯定还和前妻在一起，至少可以开个小店专心做生意，日子应该是越来越殷实。但现在看来，这只能是一个梦了。
何亮手里的钱剩下不多了，但他不想坐吃山空。他听说过村民拿到拆迁补偿款后大肆挥霍的传闻，“搁我可不这么干，没那个必要。”他说。
几年前，他从别人口中得知，买基金是“钱生钱”的一个办法。于是他在基金上做了一些投资，尽管他并不明白究竟是怎样“钱生钱”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买了哪两只基金，只记得“一个是两块多买的，一个是四块多买的”。“现在估计全被套在里面了”，他有些懊恼——最近，他总是听说基金的表现不好。
除了投资，何亮还尝试过拉黑活儿。3年前，他花10万元买了辆红旗车。但很快发现，拉黑活儿的收入还不够付油钱的。于是，又把车停在楼下，很少再开。
这几年，虽然没干成一件事，但这也给何亮很多时间回忆。他对《》记者说，有时候想想，还是“上楼”以前的日子好。“虽然大家都在农村，住着平房，但日子过得踏实。”
除了回忆过去，何亮对未来并没有明确的打算。“日子嘛，就这么过呗。”
但他有时也会流露出“心有不甘”的情绪——“要是再有50万元就好了。”他说，“我没想多要，50万元我知足了。”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他说，只是希望花钱时，自己“不再提心吊胆、不再抠抠缩缩”。
而50万元究竟要怎么花，对何亮来说，仍然是个问题。他的财富观是：有钱的越有钱，没钱的越没钱；没钱人想变有钱人，除非他有本事。他觉得自己属于没本事的人，“一辈子吃了没文化的亏”。
■记者手记：
在北京东北部大望京村拆迁后建成的公园里，我遇到不少来公园追忆往昔的村民(遗憾的是他们都不愿接受采访)。有几户人家，他们的老屋虽然不在了，但是老屋周围被保留下来的树木，成为了他们定位自己昔日家园的“坐标”。这些树与公园其他树明显的区别是，树干上往往都有被晾衣服的铁丝勒过的痕迹。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一个个原本不起眼的村庄因为拆迁而“一夜暴富”，又因为“一夜暴富”而打破原先的平静。那些拿到巨额拆迁款的农民，当他们被仿佛从天而降的财富砸中的时候，他们接下来的人生也会发生始料不及的转轨。这种转轨给他们的生活、思想都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