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高原
距离王府井大街十几分钟的车程，北京市崇文区的西花市南里东区，刚下过雪的街道没人打扫，雪水混杂在路面上，抬脚带出一路泥印。
刘莉和她的29个室友就住在这个小区7号楼的一间屋子里，这个小区是回迁房，大多租给了外地人，不管是卫生还是安全，物业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电梯到了顶层11楼，出门，还要再爬半层楼梯。“我们的屋子是楼顶加盖的阁楼，12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被隔成了5个房间，1个房间住6个人。”刘莉对《》记者说。
半月前，住建部开始施行的《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规定出租住房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而北京相关政府部门的草案，规定人均居住面积为10平方米。
刘莉的“家”，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
我们成了新政的受害者
房间光线不好，原来的房屋结构被房东最大限度地隔成了若干个小间，让原本昏暗的房间更加找不到方向。
空气中弥漫着卫生间、化妆品、饭菜混杂的气味，见记者皱眉，刘莉笑笑说：“习惯了就好了，到了夏天夹杂着汗味儿更难闻。”
每个隔断里勉强挤进3张上下铺的床位，横七竖八。空余地，仅够摆下一张桌子。
30个人住的屋子只有两个卫生间，刘莉说为了规避上厕所排队的问题，早晨大家都会错开起床时间。对于网上流传的群租房里上厕所排队的搞笑视频，刘莉觉得并无可笑之处，“这就是我们真实生活的写照”。
如此密集的群租，在刚刚施行的禁止群租新政背景下，显得格格不入。
对于住建部的新政，刘莉说开始只当是“浮云”，然而随着2月16日京十五条的出台，刘莉觉得“禁租政策”把他们这些群租客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境地。
京十五条规定，纳税满5年以上的外地人才能买房，受政策影响，不少人转买为租，客观上增加了不少租房需求，表现在租金上，则是房租上涨的趋势。
与刘莉所住小区一路相隔的国瑞城，一间仅十几平房米的次卧，租金由年前的每月1400元涨到每月1600元。“本来就买不起房子，再这么涨下去，以后租房也租不起了。”刘莉很是担忧。
刘莉在新东安市场写字楼的一家合资公司做公关，月薪3000元，“我租的这个床位只要每月600元，水电全包，用我工资的五分之一租房，已经是我所能承担的最大限度了。”刘莉说。
和刘莉同住的女孩们，工资大多在2000元到3000元的水平线上，“姐妹们还有刚刚毕业工资不到2000元的，还有准备考研没有收入的。”她说。
以保护承租人为目的的禁租新政，非但没有让刘莉觉得受益，相反她觉得自己成了受害者：“这个政策不现实，不让群租，房东肯定会把损失的那部分钱转嫁到我们身上，房租上涨，那新增的生活成本如何解决”。
“现在的情况是，高房租，高房价、我们不得不东拼西凑咬牙买高价房。”刘莉说，“至少不用老是给别人付房租了。”
在京十五条出台前的几天，刘莉一直在看房子，在北京工作3年的她想在今年结婚。“本来和男朋友商量着贷款买一套小平米的房子，首付我们凑得差不多了，京十五条把我们打回了原点。”刘莉失望地说。
等待纳税满5年的刘莉只好又转回租赁市场，然而房子还是那个房子，房租早已不是那个房租。
“要么**婚，要么等两年之后再结婚，这两年的工资又要奉献给房东了。”刘莉无奈地说。
更关心其他配套措施
对于禁止群租新政，刘莉更关心的是除了禁，政府是否还有其他配套措施。“如果能把我们这些收入不高的大学生纳入到廉租房公租房的体系中去，我们也会自觉地不租群租房了。”刘莉说。
据《》记者了解，自2月21日开始，住建部将陆续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签订《保障性住房目标责任书》，完成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的分配任务。
目前，住建部已经向地方政府下达“死命令”，所有分配完成的目标任务，必须在2011年10月31日前全部开工，否则主要领导将遭到从约谈到行政处分乃至降级、免职的严厉处罚。
然而漂泊在北上广的“刘莉们”却并没有因此感到欣喜。采访过程中，多位受访者表示，很多人无法达到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条件。“户口卡在这儿，好多东西都无从谈起。”刘莉无奈地说。
在《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下发之前，曾有消息称，公租房将首次面向非京籍人士开放，覆盖人群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外来务工人员等。
刘莉对《》记者说：“那时候我充满希望，觉得保障房的大门终于要向没有京籍户口的我敞开了。”
然而之后出台的规定，公租房只限于已通过政策房审核的家庭，限定为本市户籍。“刚刚燃起的希望又破灭了。”刘莉说。
北京市法制办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北京市新的租赁管理办法也早已进入了立法程序。据了解，今年初的市人代会上提及为规范群租行为，本市将修改《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在加强房地产经纪机构管理的同时，保护出租人、承租人权益。
目前，北京市人大法制办等部门已完成《本市房屋租赁调研报告》，提出关于房屋租赁立法的意见建议，修改《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已列入市政府的立法计划，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今后对违规群租的治理会进一步加强。
■专家观点
别让政策成广告
禁止群租的相关规定，从事房地产法律工作的律师秦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政府制定的政策缺少相应的执行者，那么这个政策只能起到做广告的作用。”
秦兵认为，办法中对谁去惩戒行为人、惩戒的具体细则都没有明确规定，这在执行上必然会流于空洞。
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廉思也认为，没有规定具体的执行者和监督者，或者执行的成本过高，对于新政的施行都会有所限制。“一部政策的出台，一定要先考虑其执行成本，如果没有人去执行，那么就会有损政府部门的权威，对政策体系的冲击也很大。”
廉思表示，住建部出台新政，对房屋分割进行限制，初衷是想起到保护承租人安全的作用，然而，现实可能会与结果背道而驰。他认为，这种保护让原来一部分群租者租不起房，而另一部分会负担更为沉重的房租。
廉思认为，住建部的新政没有保护到应该保护的人，也就是承租人。“真正应该限制的人，比如说房东和中介，他们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害，反而把成本转嫁给承租人，应该说不会起到该有的效果”。
北京中原房地产三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认为，新出台的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中的禁止群租非常难落实。
“以房间为最小单位，杜绝了群租的可能，但是实际执行中面临的问题很多。”张大伟说。
张大伟介绍，租房者为了节省租金选择群租，在没有解决租赁保障的基础上，仅杜绝群租可能使得租金再次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