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法官出路费请家长看望被其判刑少年犯(组图)

张丹丹（左）来到陕西，和少年犯的母亲一起去买了衣服，准备带给他。

一个少年犯手上的刺青。朱丹阳摄

张丹丹说自己是个母性很重的人 陈小向 摄

　　女法官的实验

　　刑法第一百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

　　从5月1日开始，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实施。在第一百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

　　在宁波宁波市海曙区法院女法官张丹丹看来，这体现了国家对孩子的关爱，“和我的实验方向是一致的”。

　　她的实验坚持了4年——请家长去看望那些被她判刑的孩子，维系他们的家庭和亲情。不过，她邀请的12个家长，有5个没有来。

　　特派记者 汪再兴 摄影 陈小向 发自陕西

　　4月18日的午后，一个毒蝎状的暗色刺青爬上了少年光洁的脖颈，在他的领口处时隐时现。身上蓝白条杆的囚服表明了他的身份——这是一个因犯罪而失去自由的孩子，他叫陈明明。

　　当天下午两点，浙江省某监狱。隔着一条长桌，一个女孩和陈明明面对面地坐着，双方彼此直视，谁也不说第一句话。

　　突然女孩对陈明明说，你站起来。她踮起脚把左手放在陈明明的光头上，然后再用手比了比自己的身高，高兴地转头对身边的中年男人说：“爸，哥又长高了。”

　　一旁的中年男人对女孩点了点头，沉默。

　　女孩说，爸说他很想你。陈明明点了下头。女孩又说：“爸让我问你，你知道错了吗？”

　　陈明明低下了头，他直视着自己左手虎口处的另一个毒蝎刺青，这和他脖子上的那个曾是这个少年引以为豪的青春图腾，那一瞬，眼泪落下来。

　　女孩伸出自己的左手，去抹他的眼泪，哭了。女孩是陈明明的妹妹，她身边坐着的那个中年男人是陈明明的父亲陈老大。

　　谁也没料到，这个家庭一年后的重逢僵局会被一方的哭泣所打破。

　　这个场景被站在一侧的宁波市海曙区法院法官张丹丹看到，她是这场少年犯和家长见面会的组织者。

　　2010年，16岁的江西少年陈明明因抢劫被法官张丹丹判刑。从宣判那刻起，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本应结束的桥段因为这个女法官又有了另一种的可能——4年以来，她一直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维系这些犯罪的孩子和他们家庭间的联系。

　　特殊的邀请：出路费请外地家长来看孩子

　　在开这场见面会的一周前，张丹丹打电话给陈明明的父亲陈老大：“我问了监狱，你一年都没去看你的孩子了，我希望这次你能来看看他，监狱方面我来联系。”

　　陈明明因抢劫罪被张丹丹判处3年有期徒刑。判决书显示：2009年11月6日，陈明明两次以脚踢、言语胁迫的方式对路人实施抢劫，随后被宁波警方抓获。

　　陈明明没想入狱后，每年都还能见到张丹丹。这个宣判他有罪的女法官，来看他的次数甚至比父母还多。

　　4年前，张丹丹开始了一项少年犯改造试验，她请被自己宣判过的少年犯的家长来浙江探监，直到今年，这个女法官一共给12个外地少年犯的家长发出了邀请，这些家长到浙江的来回路费从她所在刑庭每年获得的奖励中支取。这些奖励，属于她和同事们。

　　一些律师对她说：“你是法官，判案就行，判完了，你就接下一个案子，你管那么多事情做什么？”有的人提醒她：“在单位要注意平衡，不要出风头。”

　　对这些善意，张丹丹说，“我到了这个年龄阶段，只想做一些我认为对的事情。我爱他们(少年犯)，我就要设身处地地替他们着想。”

　　4年中，她每年邀请3个家长，7个家长来了，5个家长没来。家长不愿意来的原因多种多样，有文盲不敢出远门的，有家里忙农活的，有家长的理由更让张丹丹哭笑不得：“哪有法官把我儿子判刑后，还不断邀请我去看孩子？”

　　面对少年犯家长们的疑问，张丹丹坚持自己的观点：“判刑后的孩子更需要得到家庭的关爱。”

　　当天见面会，陈老大跟陈明明说上了话。对于儿子的变化，陈老大偷偷对张丹丹说：“谢谢每年你都来看他、教他，我没想到，以前这个狂妄到扬言有几百个兄弟跟他走的儿子会对我说，以后要来厂里当小工，重新做起。”

　　见面会后，儿子陈明明也悄悄给妹妹递了一张纸条：“我爱爸爸。”

　　女法官的反思：宣判不是一个休止符

　　2006年，此前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法专业的张丹丹被调入宁波市海曙区法院刑庭。初入刑庭的她自述，以前自己是学经济法的，突然让她面对刑事犯罪嫌疑人，自然十分抵触。那个时候她觉得，这些人就是需要法律严惩的。

　　“是我儿子让我觉得，有时候关爱比惩罚对一个孩子来说更重要”， 张丹丹说，自己进入刑庭工作，恰恰她的儿子进入青春期。儿子强烈的青春反叛让她猝不及防，一度让她萌生念头：辞去法院工作，回家专心陪护孩子。“那个时候，我越看其他孩子的卷宗我越害怕，总觉得自己的儿子会跟这些小孩犯同样的错误。”

　　一次，张丹丹接手一个案子，一个孩子跟在别人背后去抢，什么没抢到，但成了抢劫共犯，被判刑。“这些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犯罪真是非常容易，偶发性极强。”她得出结论。

　　回家后，她就对儿子说：“你看看，今天你妈又接了个案子，这个孩子………”有时候，为了不刺激儿子，她故意装着不经意的样子，旁敲侧击。

　　有一天，看书的儿子说：“妈，你是不是有职业病了？怎么看谁都像罪犯。”儿子的这句话提醒了张丹丹，她觉得自己对待青春期的孩子，不能总以犯罪的心态去看。

　　从那以后，张丹丹开始为儿子学打篮球，接触他感兴趣的事，陪护孩子顺利度过青春期。

　　“宣判在我眼里并不是一个休止符。”张丹丹说，她调查，自己宣判的少年犯中的80%，犯罪原因有家庭因素。

　　今年4月，张丹丹又选了3个几乎从没来看孩子的外地家长，给他们打电话，请他们和她一起去看尚在服刑的孩子。

　　除了江西陈明明的父亲陈老大同意来以外，另外两个家长都明确拒绝。一个在贵州的家长说，自己不认识路，也不识字，不敢来。一个在陕西的家长说，自己在种玉米，没空来。

　　放下电话后，张丹丹在一张今年计划看望的少年犯名单上画上了一个红√和两个红×，情绪有些低落。

　　上陕西：两个母亲间的交流

　　陕西少年阿斌的父母拒绝了张丹丹的邀请。

　　4月18日那场见面会结束后，张丹丹就动了上陕西的念头，她认为，阿斌犯罪很可惜，第一天他来宁波就被同乡喊去抢劫，结果就出事了。同乡叫他去抢的原因，在阿斌的判决书上写得很清楚，他们认为他“胆子大”。

　　2010年的冬天，阿斌被宣判前，他的母亲王玲玲曾来过一次宁波。从未迈出过村子的她第一次坐火车就坐了48个小时，下了火车，双脚浮肿，面对这个陌生城市，一脸茫然，“这就是我孩子打工的城市吗？我的孩子在哪？”

　　走了无数错路的王玲玲，终于找到了关押儿子的看守所。由于尚处上诉阶段，面对高墙，这位农村妇女无法见到她的儿子阿斌。来之前，她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两百块钱缝进了给儿子买的棉衣之内，希望亲自将这件棉衣送给阿斌。但一听看守所的人说，棉衣只能由他们转交，这个母亲又纠结地将棉衣中的钱拆了出来。

　　这些是阿斌唯一一次跟母亲通完电话后才知道的。后来，阿斌不断地对张丹丹说，他能体谅妈妈，他想知道自己的父母现在还过得好吗？

　　张丹丹回家和丈夫简单商量后，决定上陕西看望阿斌父母，了解这个家庭的情况，劝说他们再度来浙江看望孩子，同时也满足阿斌的愿望。

　　上飞机前，张丹丹接到了一个熟识朋友的电话，对方听说她要上陕西时，很惊讶：“不会吧，你还真去！我以为你说说而已，你这个法官也管得太宽了吧？”张丹丹笑着回答：“能帮一个是一个，能做一点算一点吧。”

　　4月25日下午，换乘了各种交通工具的张丹丹终于来到了阿斌家，陕西关中一个叫棋盘村的地方。

　　张丹丹在阿斌父母对面坐着，三个人的交谈时不时出现冷场。阿斌的父亲不断地给张丹丹倒水，直到茶杯里的水满出来。

　　一旦提起阿斌的事，父亲常常双手抱头陷入静默。这个朴实、沉稳的陕西汉子始终搞不懂，出去打工的儿子为什么要去抢劫。

　　棋盘村的午后，极少有年轻人出没，和多数荒废掉的中国农村一样，安静得能听见麻雀叫。

　　那天，张丹丹像一个有着同龄孩子的家长，解答阿斌家遇到的种种困惑。

　　她陪王玲玲到集市上给阿斌挑选新衣。村子很小，商贩指着张丹丹问王玲玲，这是你家谁？张丹丹主动替王玲玲说，“我是她西安来的亲戚。”

　　离别的时候，张丹丹带走了王玲玲给阿斌买的新衣，并留下了800块钱：“我希望你能自己去看看孩子。”

　　王玲玲答应了她：“下个月，我就去看孩子，和他爸一起去。”

　　阿斌犯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和一起准备出去打工的朋友住在家里。快睡觉的时候，王玲玲跑去对阿斌说：“你别走，就在家打工，家里楼上新修的那间房给你开饭店。”

　　那天晚上，阿斌很不耐烦地回了一句，“妈，你别管，我跟同乡出去不会出事的。”

　　她把少年犯叫做“走错路的孩子”。

　　2006年以来，宁波市海曙区法院法官张丹丹一直在进行少年犯审判的缓刑实验，能判缓刑的，尽量不判实刑。

　　“如果一种法律只有惩戒，而没有教人向善，那是恶法。”5年中，她记不清自己求过多少个校长，让他们不要开除已经犯错的学生；对刑满释放或者缓刑期结束的孩子，她更是帮他们找工作；有时，她一个人远赴外省为的是搞清一些孩子的家庭情况，劝说家长不要放弃他们。

　　她所做的已经超越了一个法官的工作范围。

　　对她判案，有人鼓掌，有人质疑。她自己也说，作为法官，她可以不管这些事情。但她“希望尽力去挽救每一个我遇到的人”。

　　5年后，她说：“我一共给83个孩子判了缓刑，到今天没有一个被判缓刑的孩子重新走上犯罪道路，说明实验效果还是很好的。”

　　特派记者 汪再兴 发自陕西

　　4月25日下午，在陕西省铜川市的一个宾馆内，法官张丹丹接受采访。当天，她结束了对家住陕西棋盘村的少年犯阿斌家庭的探访。

　　整个探访的过程，她没说理，也没斥责，更没有逼迫，只是默默地跟随阿斌的母亲王玲玲上村头的集市给阿斌买衣服，回来后，两人再在一起整理新衣。

　　离开时，她对王玲玲说，“我答应阿斌来看你们，如果你们现在忙，我可以先帮你们带衣服给孩子，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弃他。”

　　“做法官17年，有人可能激情早就没有了？为什么你还越做越多？”记者问张丹丹。

　　她想了一下回答：“我觉得人有一天总要老的，作为法官，我可能对我宣判过的什么大案、要案不会有太多年轻时的激动了，反而我觉得老的时候会记住那些被我挽救的孩子。如果他们的一生因为我的努力而有所改变，我想这是我最幸福的。”

　　法律精神不仅仅是惩戒更应该是一种救赎

　　记者：这么远从浙江来陕西看阿斌的家庭，今天你达到目的了吗？

　　张丹丹：达到了。至少我觉得我把小孩子(阿斌)的信息告诉了他的父母，让他妈妈可以放心，我对孩子的妈妈说，她儿子在监狱里过得可以，而且还很体谅他们。孩子的爸爸妈妈也答应我，过一段时间就去监狱看小孩。路很远，这个母亲很犹豫自己是去还是不去，但看到我来了以后，她说孩子的爸爸也答应去看他，可能是父母看到我作为法官都这么关心他们的孩子，他们觉得自己更应该有责任。

　　另一方面对孩子来说，我把他父母买的鞋子、衣服转交给他，我觉得当小孩拿到这些物品的时候，能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疼爱，内心会慢慢感受到一种温暖。我相信通过这件事情，对他的改变会很大，那这次我来的目的也达到了。

　　记者：你今天还和阿斌母亲一起去集市挑选衣服，这是自然流露还是做给我们看的？

　　张丹丹(笑)：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母性特别强的人，我希望我跟这些孩子父母的交流，像父母对父母的交流方式，而不要像法官对被告一样。我觉得作为父母关系，可以谈得更深入，我想知道，他们怎么看自己的孩子犯错，今后打算怎么办。父母的想法对这些孩子的未来很重要。

　　记者：你知道人的价值观影响着我们对事情的判断以及态度，也决定了我们会做哪些事情。你对法律的价值观是什么？

　　张丹丹：法律条文本身是冷冰冰的，它可能只体现了一个惩戒。但法律条文背后有着对人的教育意义，这需要法官用实际行动去诠释它，而不是说说而已。

　　记者：你用了诠释这个词，怎么理解？

　　张丹丹：我认为，法律精神不仅仅是惩戒，更应该是一种救赎。

　　记者：很多时候，你做的已经超越了法官的职责，做这么多，它算考核吗？

　　张丹丹(笑)：肯定不算，有时候我还要倒贴钱。但我经常听人家说，救一个人胜过造一座佛堂，有人愿意到寺庙里去拜菩萨，我喜欢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一些事情，去尽力挽救每一个我遇到的人。通过调研，你会更了解这个孩子，你会发现，这些孩子犯罪背后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家庭原因，而不是简单的犯罪事实。

　　如果现实仅仅是刑事卷宗里写的那些孩子路过什么地方，抢劫了某某人这么简单，那法官直接按照法律条文判决好了，如果这么轻率，我良心会过意不去。

　　一个孩子如果连妈都不相信他会变好那他真的是没救了

　　记者：你把少年犯叫做“走错路的孩子”，为什么这么喊他们？

　　张丹丹：2007年我读研时做研究生课题，我选了一个少年犯缓刑制度，那个时候我读了大量有关国外少年缓刑犯的书，在国外看来，小孩子犯罪就是普通的小孩子犯了个错误，大人只要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他完全可以改好，国外大量数据表明，对孩子犯罪，你给他判实刑的效果并不好。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是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去帮助他，教育他，效果会非常不错。

　　记者：之前你是什么想法？

　　张丹丹：至少我刚到刑庭的时候惩罚观念还是非常强的，就是说你犯罪了，必须惩罚你。

　　记者：那个时候你自己有了孩子吗？

　　张丹丹：有，我当时有一个上初一的儿子，他也是很叛逆，那时候我非常担心，每天回家都会跟他说，哎呀，我今天又审了一个案子。以后人家去抢东西，你千万不要跟着人家去，你听见没有？经常对他说这些。

　　记者：你很紧张，生怕他犯罪。

　　张丹丹：对，我很紧张，我儿子也是青春期，我害怕他一不小心就犯事了。直到有一天，我儿子突然对我说，妈妈你是不是有职业病，怎么看谁都像罪犯。后来我想想我的思维不对，一个孩子如果连妈都不相信他会变好，那他真的是没救了。我作为法官，对那些犯错的孩子，也可以试着给他们更多的爱和更多的宽容。

　　青春图腾：剧烈疼痛后是难以抹去的伤痛

　　距4月18日的那场见面会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回归到正常工作的张丹丹还会不时想起那天，她和她宣判过的15个孩子见面时的样子。

　　那天中午，这些孩子们光着头鱼贯而入，坐下。他们中的很多人身高已经接近成年人，若不是有一个孩子穿着一双绣着唐老鸭图案的红鞋，以及稚嫩的脸庞，谁都不会想到他们还处在青春发育期。

　　张丹丹十分随意地跟坐在前排最左边一个叫阿耿的孩子打招呼：“今年是我第3次见你了吧？过得还好吗？” 此前这个孩子因多次抢劫被她判处4年有期徒刑。

　　安徽少年阿耿咧开嘴笑，大声说：“我认识张法官，今年是您第3次来看我，您能来看我很高兴，我说完了。”

　　3年前，张丹丹到这里就见到了阿耿，这次见阿耿，她只觉得少年越长越高，如今自己站在他面前，身高只到他的下颌。

　　“坐下。”一旁的狱警提醒阿耿，他马上将两只手规矩地平放在双膝上。

　　见面会上，张丹丹事先准备了讲稿，但她说，自己讲到激动处丢掉了稿子。

　　那天她说：“今天我来，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从今年5月1日开始，我们国家刑法修正案(八)就要实施了，里面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如果是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就可以免除前科报告，也就是说，你们刑满后可以不用向新单位报告你们之前犯的罪，犯罪记录将永被封存……”

　　做法官很多年，张丹丹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些犯错的孩子中多数会给自己文上“蝎子”这类有毒动物的刺青。

　　这让她有一种感觉，他们的犯罪记录会跟刺青一样，剧烈疼痛后更加地难以抹去。

　　那天，记者问贵州少年阿荣：“文身时疼吗？”他笑着说：“疼，但觉得很帅。”

　　阿荣，18岁，因入室盗窃入狱。入室盗窃前，阿荣离乡的原因是：讨厌跟随父母种地。

　　和农村很多早早就辍学外出打工的少年一样， 14岁的他就和伙伴们离开贵州，辗转在重庆、广州等地打工，阿荣不习惯长时间地呆在一座城市和干一份工作，在他眼里，这样不自由。

　　在城市中没有朋友，多数时间阿荣混迹于网吧和台球室，热爱着星际和征途这些网游。

　　最终，阿荣来到了宁波。一天晚上，他用撬棍撬门撬开了一户人家。从此这个少年无法回头，直到他17岁生日那天被抓。

　　那天见面会的尾声，张丹丹对阿荣说，“我跟你父亲说过了，让他来看你，结果他说路远、不识字就没来了，你要我带什么话给他吗？”

　　阿荣说：“我理解。他不识字，也不知道我在外面做了什么。”

　　“未来你怎么打算？”张丹丹又问。阿荣想了一下说：“想学理发。”

　　“出来以后去哪？”阿荣摇了下头说，“我不知道，我想我还会呆在城市，回家能干啥？”

　　(为保护未成年人，除张丹丹外所有文中人物姓名均为化名。)

　　判实刑很容易判缓刑会产生大量的工作

　　记者：2006年你接的第一个少年犯案子，你就判了缓刑，当时怎么想的？

　　张丹丹：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孩子没有主观恶意。我到小区走访，周围的人都说他很乖，对母亲也很好，我认为，他属于偶发犯罪，他为了兄弟义气去打架，然后拿了人家的手机。如果我不做调研，就给他判实刑，很容易毁掉这个孩子一辈子。

　　记者：我查了下资料，当年你还专门为这个孩子创新了一个缓刑听证制度，这个制度是怎么做的？

　　张丹丹：就像你说的，我不了解他，我希望听听对他了解的人说说对他这次犯罪的看法，所以，我请了他学校的老师、小区的干部、办案的***，还有媒体记者一起旁听，给我的量刑提供帮助。我还想看一看，如果我判他缓刑，家庭和小区是否有条件去帮助他，挽救他。

　　记者：同一个案子，这个法官和那个法官判是不一样的。怎么会有这种差别？

　　张丹丹：我觉得一个是理念上的问题，不同的法官在理念上有异同，就是说你是想惩罚他还是想挽救他。第二个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对我来说，给一个孩子判实刑很容易，如果要判缓刑的话，就会产生大量的前期工作，判了以后还要做大量回访。我要定期去回访，去帮助他改过。我觉得后者法官付出的心血要比前者多得多。

　　记者：你对这些孩子了解越多，会不会给你内心带来一种纠结？同情心会不会影响到你对法律的判断？

　　张丹丹：我想不会，这种调查能让我对每一个犯罪的孩子都有更深理解，能让我更接近事实***，这个孩子犯罪是主观恶性大，还是偶发性犯罪？这在对他们量刑上是有区别的。我觉得，现在一些法官对少年犯的案子不做大量调查，拍脑袋就得出判孩子实刑还是判缓刑的结论，这样做太轻率，对孩子太不负责。

　　对于孩子的审判更需要一种人文上的关怀

　　记者：现在你很关注这些少年犯罪背后的社会、家庭原因，那反过来看，这样做对受害人公平吗？你怎么去把握？

　　张丹丹：第一，我想我不能超越法律底线；第二，我希望孩子们要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做了这么多年的法律工作，罪与非罪在我这里应该不是个问题。我觉得少年犯的审判工作可以让我的理性和感性比较好地结合，因为我觉得很多少年犯的审判，只要事实不出现问题，小孩子都承认，不需要法官有很多法律智慧，而更需要有一种人文关怀。

　　记者：你到刑庭后，大概判了多少个孩子缓刑？

　　张丹丹：接近83例，但是令我高兴的是，没有一个被判缓刑的孩子重新犯罪，这说明我这样做是成功的。

　　记者：也就是说5年中， 没有一个孩子重新犯罪？

　　张丹丹：是的。在国外，少年犯重新犯罪率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我的这种缓刑实验还是有效果的。

　　记者：有没有遇到过特别为难的事情，比如，你很想给他一个机会，但是法律不允许？

　　张丹丹：有的。虽然我在庭上宣判他有罪，但我脱掉法袍，作为一个母亲来讲，我看到跟我儿子同龄的人进监狱，心里很难过。

　　记者：有时候，你是否感觉你是一个人在战斗？

　　张丹丹：是，有时候会孤独。

　　法官都原谅他了结果社会不容他

　　记者：我听说，你动用私人关系给自己判缓刑的孩子找帮教基地，比如找企业家，找人大代表，你想过没，欠人情是要还的。

　　张丹丹：没想过欠人情。可能对我个人来说，案子仅仅是案子，但对每一个具体的人(少年犯)来说，那关系到他以后一辈子，如果没有人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特别是一个小孩子，如果你没给他安顿好，没有一个正常的收入，他可能又会回到老路上去了。如果你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那这些小孩都会对你说，真的非常感激法官，也非常珍惜法官给他的这个机会。

　　每次孩子说感谢，我总是激动得要掉眼泪。所以我做缓刑实验以来，那么多孩子都是真心悔过，没有一个孩子重新去犯罪。我记得有个孩子缓刑期满后带着女朋友回来看我，对我说，张法官，我现在能够自信地面对未来的生活了，听到这些，我真的特别高兴。

　　记者：帮这些孩子重返社会容易吗？

　　张丹丹：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也感觉挺无助的，因为关心小孩子，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我对一些学校很失望，一旦有孩子出了点事情，学校第一个念头就是开除他，而不是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学校有4个孩子犯错误，我去跟他们校长说，校长一口回绝了，一定要给他们判实刑，绝对不允许他们继续留校。我好说歹说，落实了帮教措施，校长才同意不开除，我也给他们判了缓刑。

　　记者：法官都能原谅他们，但社会却不能原谅他们？

　　张丹丹：是的。有一次，我去看一个缓刑期满的孩子，我问他生活过得怎么样？那个孩子对我说，张法官你要我说假话还是说真话，我说当然是说真话。那个孩子说，我说假话就是我过得很好，说真话就是我现在想改好，但是我有前科，社会不容我。

　　记者：社会不容我，这句话你感触很深。那现在这个孩子怎么样？

　　张丹丹：现在这个孩子在给一个企业家做司机，应该很不错。作为法官，我对这些孩子是能保密就保密，除了那个小区的人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他犯过罪)。对孩子保密这一点，我是非常重视的，每次回访他们，我都开普通的民用车，从来不用警车，我想尽力保护他，怕被人知道他有前科，对他心理造成伤害。

　　被同行强烈质疑但她仍要替孩子守住秘密

　　记者：你提到给这些犯错的孩子保密，你做了哪些事情？

　　张丹丹：前年，我召开公检法联席会议，我就想推一个前科封存制度。我说，我跟小孩接触很多，现在对小孩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想改好，但是社会不给他机会。之前小孩刑满后到任何单位工作，都要对单位说，我曾经犯过罪。我开会时说，现在人家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你让他怎么去找工作？我说，是不是我们法院自己给刑满释放的孩子做个证书，除一些特殊单位，比如考公务员、参军必须报告，一般单位就不报告。

　　记者：当时有人反对吗？

　　张丹丹：我一提出就遭到了非常强烈的抵制，有人说我，你这是突破法律底线，完全违背法律规定的，他们觉得我作为法官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但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记者：事实证明你是对的，什么样的一个事实？

　　张丹丹：今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实行，在第100条中增加了一款，“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这跟我之前的思路不谋而合，我觉得我的这个理念开始慢慢被国家认可，整个国家对小孩的关爱和我的实验方向是一致的，大势所趋。

　　记者：当时有人质疑你在突破法律底线。这既然是底线，你却要去碰，这对于体制内的人来说需要很大勇气，既然不被人喜欢，你为什么要去做？

　　张丹丹：我觉得我到了这个年龄阶段，只想做一些我认为对的事情。你爱他们，你就要设身处地替他们着想。事实上我接触了那么多孩子，一个个都变好了，在我眼里根本不是罪犯了。如果你老是给他贴上罪犯的标签，会让他心里有一个包袱，很难让他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

　　缓刑犯座谈会上孩子们讲话都会出乎我的意料

　　记者：我这里有一张你给缓刑期孩子开座谈会的合影，他们笑得很开心，放下了心理包袱。

　　张丹丹：你看不出来他们是罪犯吧？那么年轻，一个个阳光、帅气的。我觉得自己不仅是在做一件喜欢的事情，还在帮助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看着他们一个个长大！每年在我举行的缓刑犯座谈会上，判缓刑的孩子们每一次讲话都会出乎我的意料。

　　记者：意外？哪些意外？

　　张丹丹：他们都不像我第一次在法庭上见到时那样，都对我低着头，很羞怯。站在法庭上的孩子，会对自己的前途很迷茫。但又一次见面后，我和他们又熟悉了一些，他们开始对我说一些心里话。我记得，有一个孩子告诉我，说自己以前做事比较冲动、比较幼稚，现在做事会思考一下，应当做还是不应当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们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一个规划，我非常高兴。

　　记者：等你年老时，再去回想你的法官生涯，你会选择记住什么？比如作为新闻记者，我一般会记住我写过多少重磅案子，或者因为多少罪恶因为我的调查而被惩处，正义被彰显。你会记住什么？

　　张丹丹：等我退休的时候，我想去做一个义工(笑)。现在还没想好。但我想，等我年老回顾法官生涯，我希望记住的是我帮助过多少人，而不是我宣判过多少个罪犯。这是我对法律精神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