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
脚下沉沉的锁链
被铁索抠出深槽的手腕
残破的墙壁
弥漫的恶臭
屋外
黄白相间的蒿草
欢快的犬吠
劳作的农民
绿油油的庄稼
不过是隔着破窗户的距离
却是
一种生命
对另一种生命的背弃
哪怕
是苍白的同情
是有限的尊重
这一刻
我是一名记者
更是一个人
记者 刘海泉 文/图
在长江中下游北岸安庆市西郊16公里处，是皖西南山区的一个农业镇洪铺镇。再由镇上往西走10多里路，有一个叫三岭的村子。
四面矮山环抱，阡陌纵横之间，一个家庭的无尽苦难，一对弟兄的悲惨人生，正默默上演着。
二弟自小半身残疾，三弟突遭横祸，父母双双绝望赴死，但今年44岁的刘和贵却活着，只不过，他疯了，10年来一直戴着锁链……
生锈铁链，紧紧锁住他的脚踝
在三岭村，关于刘和贵被铁链锁在家里的事，早已不是新闻。
5月19日上午，记者来到了三岭村新屋组。在村民的指引下，顺着一条小道往上走，记者来到一栋破旧的平房前。屋前屋后，杂草丛生，稍远处，却满是田地和庄稼，三两村民正在辛勤劳作。
记者正观察，从屋里蹒跚走来一男子，个头矮小，头发略长，右手手掌始终向下弯曲着，指甲长长的。
“请问这是和贵家吗？”
“是的，我是和贵的兄弟，我叫和毛。”男子说话不是太清晰，当他得知记者是来看望时，显得很是激动。
走进屋内，在靠右侧的房间里，记者见到了一中年男子，头发蓬乱，屈膝蹲在地上。在其身旁，是几块破木板搭成的床，床上铺着几块破被絮，放着几件旧衣服。
床边连着一根生锈的铁链，铁链的另一头有一个铁圈，上了一把锁，系在男子的左脚踝上。
“你是和贵吗？”记者试探着问。
“是的。”被锁男子低着头，小声回答道。
发病时乱打乱砸，墙壁被洞穿
环顾这间屋子，记者发现，房门残破不堪，窗户只剩下窗框，挂着几块碎玻璃，天花板上垂下两根电线，但没有灯泡；左右两边墙上，分别被砸出一个大洞，南北两侧，水泥地面还算完好，但中间放床的位置，大片黄土**露，高低不平，外围露出水泥地面的残块。
刘和贵长久地蹲在地上，记者靠近时，一股难闻的气味顿时袭来。
记者：“你是因为什么被锁的？”
刘和贵：“不晓得。这怎么查得清(大致音)。”回答的声音很低。
记者：“墙上的大洞和地面上坑，都是谁弄的？”
沉默。一旁的和毛告诉记者，“这都是和贵发病的时候砸的，地上是用手掰的。”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被锁起来的？”
刘和贵：“不记得了。”接着他又指着墙上的几幅日历贴画，伸出五个手指。
记者：“是五年吗？”
刘和贵点点头。
“不止5年，我老头子(即父亲)出事那年就发病了。”弟弟和毛补充说，哥哥和贵这些年没怎么发病，也不像前几年那样打人、砸东西。
“发病了，就是乱喊乱叫的。”和毛还告诉记者，自己有时候话多了，哥哥还发脾气，盛饭给他吃，他就把碗外旁边一扔，还说什么“我有手有脚的，不要你管”。
这时，一位邻居老奶奶听说记者采访，便赶了过来。据老人介绍说，前些年，和贵逐渐精神失常，常常无故打人，有一次还拿刀到附近小学去了，据说还伤了好几个人。 “小孩子都害怕，他们的父母也向村里反映过。有什么办法呢？后来只好锁起来。不过，这些年好像还好。”
精神失常，只因接连痛失亲人
在和毛提供的居民户口薄上，登记着五个人的名字。其中有“长子刘和贵，1967年生，次子刘和俭，1970年生”字样。
“我大名就叫刘和俭。”和毛说。
这户家庭出现了什么变故？刘和贵是怎么得病的？又为什么被锁起来？
屋外的地里，一村民正在割油菜。见记者询问，他邀请记者在地头坐下，随后打开了话匣子。
“和贵家原来一共5个人，父母和两个弟弟。一家都是老实人。”村民告诉记者，和毛小时候就残疾，其他两个弟兄也没什么手艺，都在外出苦力打工。他父亲也没什么手艺，为了养家，拼命在外挣钱。那一年，老三和庆做小工时，不幸从屋顶上掉下来，摔死了。
“和贵父亲见家庭遭横祸，加上二儿子残疾，没有生存能力，对生活丧失信心，从外地回来后，就一直绝食，活活饿死了。次年，和贵妈妈也坚持不下去，就投水了。”说到这里，该村民唏嘘不已，他指着门前一个土坑说，“当初这里是个大水塘，人就是在这里淹死的。”
“那和贵是不是因为这些事，后来才疯的？”记者问道。
“嗯，肯定是受了刺激，就发疯了。厉害的时候还伤人。”该村民告诉记者，11年前，刘和贵的精神病开始发作，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到了“逢人就打，有时还拿刀砍”的程度。当时他家里还留着一点钱，亲友将他送安庆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钱花了不少，但治疗没见效。后来，家中已没钱治疗了，就只好回家了。”
见有记者采访，有两个在地头干活的村民，也聚集过来。
“时好时坏的，发作起来就凶，大家也害怕，只好锁起来了。” “在我印象中，之后这么多年里，就没到医院治疗过。现在只怕也是治不好了。”村民议论道。
残疾弟弟、疯子哥哥相依为命
此后，长长的锁链便陪伴着刘和贵。平时照顾他的，也就是他唯一的亲人，残疾弟弟和毛。
“只能管吃喝，我自己这种情况，也干不了活。”和毛告诉记者，他的右手早在六岁时，就已残疾了，而且右边肩膀也断了，用不了劲。
“我没念过书，没进过校门。也赚不到钱。”和毛略带惭愧地说。
记者了解到，弟兄俩生活很苦，因为没菜吃，常常只好吃白饭。
“今年实在没办法，我自己种了一点豇豆和辣椒。但是我又不会打农药，菜都被虫子吃光了。”和毛无奈地说，“我身体不方便，不好意思总叫人帮忙。即使有菜，我烧起来也很费力。”指着自己右边身体，和毛一再称自己是个废人。
“平时你都是怎么做饭烧菜的呢？”见记者询问，和毛当即向记者示范了切菜的动作：左脚踩住菜叶，左手拿刀切，小腿再辅助拢菜，整个动作看上去缓慢而吃力。
记者发现，在厨房的碗柜里，除了几个碗之外，没有一点菜。
在房子的左侧，是和毛的房间，房门口凳子上，摆着一个脏兮兮的电饭锅。
“电饭锅有六年了，还能烧饭。”和毛告诉记者。
屋里，再往里的一张凳子上，摆着一台小电视机，看上去还比较新。
“今年2月，我向村书记要了280块钱，后来就买了这台电视。我又不敢出去玩，就买个电视在家里看看，解解闷。能收到6个台。”和毛向记者解释道。
房间内摆着一张床，被子的一角布满黑黄色的油渍，看上去脏脏兮兮的。
“七八年了，没人帮我洗。就只有隔壁的老奶奶帮我洗过两回。”和毛对记者说，“现在，我最想有人给我洗衣服和被子。”
“补助要就给，不要就不给”
他们没有生活来源，谁来救助呢？在聊天中，和毛向记者诉说了自己的苦衷。
记者：“你们有补助吗？”
和毛：“村里一年给1400块。去年给了10袋米，一袋45斤，不够吃。”
记者：“是定期发给你们吗？”
和毛：“要的时候就给，不要就不给。”
记者：“吃喝、生活用品，你都是找谁要？”
和毛：“我一般都是找村里，村里有时候给点油和米。”
记者：“镇里有人来看过你吗？”
和毛：“一次没来过。我叫他们来我家看看，他们也不来，一次没来过。”
和毛告诉记者，村里给的粮食不够吃，他又不能种田地，没办法，就每年到镇里去要。“我没办法了，就说：你们不把疯子吃，我就把他饿死掉。找多了，镇里叫我把疯子放出来。”
对于和毛的这种说法，一村民进一步向记者解释。“兄弟俩都是五保户，政府每年补贴1400块钱。兄弟俩都很能吃，一年10袋米，估计是不够。”
“我也是客观地说，我们这个村镇，条件也不好，上面想帮，估计也拿不出多余钱。但过年过节，确实没见到有领导看过他们。倒是村里会计，也是新屋人，大概是照顾他们的意思，只要去要，都能给点油啊米啊什么的。”旁边，另外一村民这样分析道。
锁痕深深，何时才能摆脱自由枷锁
刘氏弟兄居住的这间屋子，正中间是堂厅，里面胡乱摆着一些桌椅，还有一辆废旧的人力三轮车。“这还是我老父亲原来留下来的。”和毛说。
这时，刘和贵从破墙上伸出脑袋，盯着挂在堂厅墙上的闹钟，准确地说出了上面显示的时间：9点45分。
靠近刘和贵身旁，记者发现其细瘦的右手腕上，有一道深深的锁痕，两旁腕骨隆起，看上去变形得厉害。长长的指甲，略略弯曲。
记者：“手上是链子锁的吗？”
沉默。
记者：“痛不痛？”
刘和贵：“不痛。”
记者：“你想不想出去？”
刘和贵：(沉默了一会，低声说)“想啊。”
靠近破木床边，摆放着一大一小两个小提桶，不时散发出臭味。
“大桶是和贵撒尿的，大桶是接大便的。”和毛告诉记者。
由于之前听和毛说，刘和贵曾经读过半年书。记者便把手上的笔和本子递给了过去。在本子上，刘和贵写出了“黄”和“花”两个字的形状，只是黄字左边多了两竖，记者问他是什么字，他发出了“黄”字音。
记者又拿出手机问他，“你认识这是什么吗？是干什么用的？”
盯着记者的手机，刘和贵一阵沉默，看上去很茫然。但过了一会，他却清晰地读出了手机左上侧的“联通”两字。
一番交流之后，刘和贵不再像一开始那样沉默，不时小声嘟囔着什么。突然，他对记者说了句“拔根草”，记者没听明白，问旁边的和毛，连解释了几遍，记者才确认他说的是“拔草”。
“拔草做什么？吃吗？”记者问和毛。
“有人来，他总是叫拔草给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拿着玩。”
记者随后从门外扯了根蒿草，递了过去。“你认识这是什么草吗？”
“蒿子。”刘和贵脱口而出，还指出蒿枝上的小花是黄白色的。
随后记者又从外面扯了一根草，让他辨认。
“酸叶果，吃着酸。”刘和贵说。
虽然记者并不认识这种草，但扯下一个尝了尝，果然有点酸。
“草需要水，通过从地里吸收水分，和上面枝叶形成循环，把粪毒排掉，才能活。”手中拿着杂草，刘和贵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告诉记者。“庄稼也是一样的。”最后他还补充道。
他为什么对杂草这么感兴趣？记者一时想不明白，和毛也说不出究竟，“我也不懂。”
望着窗外，他自言自语久久驻足
在采访过程中，和毛始终向记者强调着家庭的困难。比如屋里没电灯，好多年从不刷牙，没买过牙膏牙刷，他都归结说 “赚不到钱，就不敢花钱”。
附近有不少路过的村民，纷纷向记者诉说兄弟俩的不幸，大家说得最多的就是“他们太可怜了！”
“大伙都同情他们，过年过节的送点吃的啊，帮着他们给菜打打药啊，但我们也只能偶尔关心，不可能整天帮他们。”
“希望你们记者多帮帮他们啊，帮他们多争取点生活费，就当做好事啊。”一村民向记者这样说道。
目睹弟兄俩的境况，听着村民的讲述，记者心情很沉重。
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记者特意同刘何贵说再见，他回应了一声，只是依然蹲在地上，低着头。
我对他说，“你站起来看看，外面那些绿草植物，你是不是都认识。”
缓缓起身，透过没有玻璃的窗户，刘和贵目不转睛，“那是桃子树、杏子树，有人在割油菜……”目光所及，他自言自语说出了声。
走下狭窄的田间山路，破败的房屋，在记者的视线中，渐行渐远。从远处遥望，刘和贵的身影仍在窗前停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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