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藏线公路养护工父子两代坚守51年(组图)

　　2011年10月17日，四川天全县318国道二郎山，鸳鸯岩公路养护段的六名养路工：谭明康（后排左）和他的5名工友曾强（后排中）、贺代平（后排右）、何德武（前排左）、唐晓忠（前排中）、周强（前排右）。本版部分图 早报见习记者 孙湛

公路示意图 制图 赵佳峰

　　川藏线道班工人谭明康：父亲守了28年，他和妻子又守了23年

　　谭明康

　　现年42岁，是318国道(川藏线)天全县二郎山鸳鸯岩公路养护站(俗称“道班”)班长。他的父亲谭清元1958年进山成为川藏线道班工人。坚守了28年的谭清元，退休下山3年后便去世。1988年，19岁的谭明康顶替父亲，和后来的妻子一起进入两路乡道班工作，每个月收入为70元。两年后，谭明康进入318国道鸳鸯岩公路养护站工作，持续至今。2004年，谭明康升任为鸳鸯岩公路养护站班长。

　　目前，包括谭明康在内，鸳鸯岩养护站只剩下6名道班工人，在这个岗位上平均坚守了18年。由于铺设穿梭于山间的供水管道需要至少10万元，该公路养护站尚未得以通水。1997年，该站工人收入提升至每月1200余元，此后14年没有发生变化。

　　早报记者 顾文剑 实习生 赵文欣

　　他们喜欢山外的世界，也想过放弃，没人养路和护路却让他们最终选择了驻足。

　　他们在上山时就注定了这样的命运，如果能好好退休，便是一件幸运的事。

　　他们是一群活跃在川藏线二郎山路段的养路工人。

　　“二郎山，高万丈”

　　薄薄晨雾掀开来的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城，是龙抓手的碗里升腾起来的热气。

　　10月15日的清晨，临水靠窗的早餐铺子外，背负篓子的山民下了山赶着集。不到3米宽的石板路，是县城的一处旧巷子。巷子东边是县城的新城，西侧则属于老城厢。这条巷子，曾穿过整个县城，成为318国道川藏线的一部分。巷子深处的民居土墙上，张贴了一张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黑白画报照片。照片上，是当年参加修路的解放军第十八军士兵们进山修路的情景。

　　天全县公路段提供的资料显示，1950年，解放军第十八军的官兵们用了4年时间，用錾子和铁锤，敲岩凿壁，修通了长达2000公里的川藏公路。这是条用生命开辟的天堑，有4900多人牺牲在了路上，几乎每一公里就有两人牺牲。

　　“二呀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冈；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那个被它挡。二呀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西藏……”作于1951年年底的《歌唱二郎山》，是赞美军民征服二郎山的战歌。这首歌，今年已经42岁的谭明康自小就会唱。

　　“第二代道班”

　　教会谭明康唱这首歌的人，是父亲谭清元。

　　在谭明康的印象中，父亲很少说话。通常情况下，父子一年只能见上两次。在与父亲相处的闲暇时光里，谭明康学会了歌唱二郎山。但儿子每次见到父亲，印象最深的便是父亲脸上增多的皱纹，“深得就像山里的沟。”

　　1950年，中央决定修复当时的川藏线。新修的川藏公路需要有人来管，需要疏导交通，需要清理不时被掉落的山石和足以掩埋路面的泥石流。同年6月25日，川康公路二郎山段基本抢修完工，也成立了天全、新沟工务段，也就是后来公路养护站的前身。1958年，时年20岁的谭清元上了山。他成了川藏线二郎山路段第一代道班工人之一。没有水，不通电，住乱石堆砌四处漏风的棚子，甚至在大雪封山时，面临断粮的危险。

　　父亲这一干，便是一辈子。

　　在距离二郎山隧道5公里的一个180度的山路弯道口，陡峭的山势在公路的上下坡段，留下了一小块倾斜的空地，川藏线318国道天全县路段的鸳鸯岩公路养护站便坐落于此。养护站俗称“道班”，而谭明康供职的鸳鸯岩公路养护站是天全县境内目前海拔最高的一个道班，它距离县城近90公里。

　　2011年的10月17日上午10点，阳光灿烂。山里难得的好天气。但日光可以穿透雾气，却绝不会洒进工人们的寝室。

　　在两层砖土平房的道班里，被褥是长年准备的，即便在夏天，道班工人们也没有睡席子的习惯。寝室阴暗潮湿。一摸被褥是湿的，屋内的凳子和椅子也蒙着一层水汽。工人唯一的娱乐设施——一台21英寸的电视机被盖着一层厚厚的棉布防潮，它是工人们最心疼的娱乐设备。

　　“房子是1997年修的，去年还粉刷了一遍。”谭明康说，“与父亲相比，条件已经改善了很多。”而眼下仍不“通水”的道班有了电，还是在最近2009年的事情。

　　修通后的公路盘旋在二郎山上，山上的天气却未发生太大变化。雨季往往延续半年，而在冬天，雨雪往往在路面结冰形成冻灾，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也频繁发生。道班工人就需要时常面临这样的险境。在道班成立50多年后，恶劣的工作环境未曾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长年阴冷的气候还潜藏着致命的危险。鸳鸯岩道班的6名工人中，膝盖处全部患有风湿性关节炎。1986年，当48岁的父亲谭清元退休下山时，他已经“上不了楼梯，更下不了地”。下山3年后，少言寡语的谭清元永远离开了谭明康。此时的谭明康已经接替父亲的工作，已经上山成为“二代道班”。从村子里出来的谭明康说，只想有个谋生的手段而已。

　　20多对“夫妻道班”

　　10月17日是周一，养路工人正常上班的日子。

　　早上7点，谭明康驾驶摩托车从县城的家中出发，行程约两小时，才能抵达鸳鸯岩公路养护站。谭明康已经记不得第几次上山了，但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上山的日子，1988年10月18日。那天，他和妻子文六九一起进入两路乡道班工作，他俩成了“夫妻道班”。

　　在天全县公路段现有的133名养路职工中，有20多对属于“夫妻道班”。谭明康夫妇俩相识于“上山前的道班入岗培训”。夫妇俩以为，大山可以相连相恋，残酷的事实是，不同的山路维护区域和艰苦程度，对道班工人的性别提出了要求，并最终将夫妻两人分开。

　　如今，谭明康在“仅需男人”的鸳鸯岩道班工作，而文六九则在距离县城最近的脚基坪公路养护站工作。虽然同在国道318线二郎山段进行养护工作，但夫妻俩相隔约80公里，常年难得见上一面。只在2007年后，因为在县城集资建了房，谭明康夫妇俩可以一起过周末。但此时，独生女儿因为前往成都念大专，又离开了父母。一家三口始终难以团聚。

　　在谭明康位于鸳鸯岩的宿舍里，珍藏了家中唯一一张彩色全家福。大雪纷飞时，一家三口站在二郎山隧道口合影留念。

　　谈及女儿，谭明康容易沉默。她的抚养和长大有爷爷奶奶的身影，却惟独少了父母的关爱。

　　鸳鸯岩，18人只剩6人

　　二郎山上的冬天来得早。

　　高山上10月刚到，道班工人就会穿起棉质大衣。10月17日的下午，谭明康长满老茧的手提着镐子，清理公路排水沟的垃圾。大部分工作只能通过手工来完成。工人的头顶上方，不时有小碎石滚落下来。他们的身旁，车辆尖声鸣叫着擦身而过。巴士上的乘客好奇地注视着这些身穿黄色背心的养路工人。

　　虎口已是通红。今年42岁的谭明康在2004年成了鸳鸯岩道班的班长，头发已略微斑白。

　　鸳鸯岩公路养护站的道班工人从成立之初的18人已锐减至6人，工人的作业路程并没有因此缩短。按照作业流程，道班工人在川藏线上的铲作长度达到了7.5公里，并需要负责维护逾17公里路程的老川藏线，路面保养和维护工作包括了因为泥石流而遇损的路面抢修，以及用锄头加以疏通水沟、涵洞和清理公路水沟周围的杂草垃圾。

　　由于二郎山在冬天地质灾害多，阴湿的路面容易在冰霜降至路面后引发冻灾，道班工人们还需要提前准备铺设在路面上的防滑沙，而在次年的春天，他们又需将路面上的泥沙清理干净。

　　于是，道班工人在通常情况下，一天需要步行20公里。“父亲很辛苦，这是我上山后才知道的事。”从事道班工人23年后，谭明康得出的结论是，他和父亲非常走运，没有因这个工作丢掉性命，也没有为此致残。

　　然而，谭明康在上山后不久就差点丢掉性命。1989年11月的一天，正在大雨中清理路面的谭明康遭遇持续5分钟的泥石流。在倾泻而下的石头中，谭明康钻进两块巨石掉落后形成的空隙，从而捡回了性命。谭明康比画了那条救命缝的大小，“那缝比我现在身子的宽度还要小些，头在里面，脚在外边，也缩不进来。如果有石头碎块擦碰上我的脚，今天我或许就残疾了。”谭明康撩起手臂，就露出多达6处明显的伤疤。

　　通电了，却不舍得开灯

　　10月17日傍晚，太阳开始躲到了山里。收工后的工人们舍不得那天最后的一缕光线，也不舍得开灯和看电视，他们聚集在草坪上聊天。

　　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轻松的傍晚。道班里最年轻的工人周强，抓住了一只马蜂，拔出了尾巴里显露出来的刺。一旁的曾强赶紧抢夺了过去。他喊着，这可以治疗“风湿”。说完，他就提起刺，缓缓地插入手背。屡次试探无效，曾强扔掉了“良药”。在场的工人轰然大笑。

　　山里的生活异常乏味。41岁的丁德武说，通电前，在公路上吹吹风是他们唯一的娱乐。他们称之为“吹壳子”。一旁的谭明康不认可这个观点，他说，“更多的时候，大家能早早地、安心地睡下，才是最大的娱乐。”

　　工人每人居住一间寝室，约7平方米的房间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一张木板床，一只电饭煲，还有工人们用得最多的煤球炉。在2009年3月之前，道班上是不通电的，道班工人自己添购煤炭，从山上砍柴取火，取暖或照明。

　　道班工人们同样对外部世界充满了了解的渴望。学习室里，上个月的报纸已经被翻得稀巴烂。杂志和画报，那是稀罕的抢手货。工人们自嘲，常年在高山工作，已经与外面的世界脱了节。甚至在通电后，都不知道电饭煲如何使用，而蒸饭常常整得电饭煲里里外外都是汤水。

　　通了电的道班，可以改善山里与外部的信息沟通，但再次受阻于“电费”。寝室楼道里一共装了6个电表，统计了每个工人的用电情况。“我们很少开灯，节约自己所需要为此承担的电费开支。”谭明康说，即便通电后，工人们仍舍不得打开能接收20多个频道的电视机，而电热毯和电饭煲等电器的使用还是件奢侈的事儿。

　　已记不清救了多少人

　　在10月17日的采访期间，司机在鸣笛经过施工区域时，因为对道路一时遇堵不满，摇下窗户，辱骂道班工人。

　　“习惯了。”谭明康说，“一遇堵车，总会有司机朝道班工人发火泄气。我们理解他们的心情，我们只需要干好自己的活，保持道路顺畅，让更多的人早点回家。”

　　50多年来，公路养护站外的车流昼夜川流不息，来往的人越来越频繁。更多路过的司机将道班工人与道路清扫工等同在了一起。

　　作为一名养路工人，唐晓中最大的愿望不是下山，而是可以得到司机的理解。然而，在道班工人偶尔被视作“发火对象”的背后，是他们对生命重视的态度。鸳鸯岩公路养护站管辖路段内，他们已经记不得救了多少生命。他们有一套自己的救生应急规则，先救活的，再破拆夹在车里的；先用担架抬出伤员，再在半路上拦车送下山；先探究被掩埋的方位，然后清理废墟，等等。

　　道班工人参与人员失踪、遇险等救援行动时，没有任何报酬。“半夜里来敲门的，多半是出事了。”谭明康说。道班还兼具了“驿站”的功能。一些驴友骑车上山后，因体力不支而选择在道班休息，“我们吃什么，也给他们吃什么。”唐晓中说。驴友们客气地掏出钱来，道班工人从来没要过。

　　6个男人平均坚守18年

　　鸳鸯岩公路养护站的6名工人在山上坚守的平均时间为18年，除了周强，其余工人的年纪都在40岁上下。

　　每个月的薪水为1200余元，道班工人不得不面临尴尬的事实，只能养活自己，至于养家，则远远不够。作为父亲的谭明康现在的月收入为1200元。扣除摩托车每月200元的油费，以及在山上花费的电费，父母对于女儿的亏欠，至今似乎无法弥补。女儿求学所借自亲戚的3万元学杂费，谭明康夫妇未能如愿全部归还。他们希望，独生女儿毕业后顺利找个工作，可以减轻家里所承受的巨大经济压力。为了节约路费，工人丁德武长年居住在山上，一年就在春节时申请一个探亲假，回到位于绵阳市三台县的家中。

　　天全县公路段表示，在该县公路系统中的133名职工中，买得起房子的道班工人只有10多人，而现在的房价则10万元都不到。谭明康夫妇的房子虽然集资兴建，但也需要贷一笔不小的房款。

　　采访时，6名工人均流露出对“山下世界的向往”。他们尝试过“放弃”，至少动过这样的念头。不过，他们也顾虑，那样做将面临没有退休金的生活，之前数十年工龄也将“统统报废”。

　　在山上，谭明康等6名工人对于山下的世界有过多次争论，但是他们所面临的境地却是“没有技术，没有文化，无法被这个世界所接纳”。争论看似有结论，他们也喜欢反过来扪心自问：除了看好路，管好路，我们还能干些什么呢？

　　于是，没有办法的“现实”让他们迅速回归到山上的工作生活。扛起铁锹。注视着密集的车流。奔波在塌方的路段。就这样，一辈子。

　　第三代道班在哪？

　　二郎山上，公路养护站的数量已经渐渐减少了。

　　2001年，在二郎山隧道开通后，天全县撤销了原先两个山上海拔最高的道班。在川藏线的这部分路段，路面也大修过3次。从最先的沙石路，到柏油路，再修建成眼下的水泥路面。机械的普及和技术的改进，使得越来越多的工人离开了二郎山上的公路养护站。

　　这些道班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了“夫妻道班”“父子道班”“兄弟道班”。出生于1981年的周强在18岁那年顶替父亲，他成了最后一名“二代道班”。1997年之后，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公路养护工作已经不再允许“子承父业”。

　　天全县公路段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林兵认为，“大多数道路工人来自农村，他们希望孩子长大了，即便苦一点、累一点，但能够稳定下来。”当年的道班流行“接班”、“顶班”，藏有父辈的私心，但也延续了二郎山的精神，延续了父辈对道路的情感。在该县现有的133名公路职工中，90%是子承父业。

　　在道班工人的考核要求上，主管部门还对学历作出了“大专以上”的要求。在采访期间，天全县路政管理人员认为，过于辛苦劳累，工资回报少，有大专学历的青年人更愿意外出打工，自然不愿上山守住寂寞。

　　天全县公路段承认，已经没有新进的道班员工，而道班工人的老龄化是个日趋严重、却又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

　　录入编辑：张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