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细菌战长沙后1名受害者离世

易允中生前经常扶着门仰望天空，看看是否有飞机飞过。

　　记者 甄荣

　　易允中是痛苦的，他在2岁那年吃了日军飞机投下的含有病菌的糖果后，就永久生活在又聋又哑、全身溃烂的痛苦中；但易允中又是幸福的，因为只有3岁智力的他，在家人的关心下，安详地活到了72岁。

　　2月12日下午，淅淅沥沥的春雨下个不停，易允中的追悼会在宁乡县殡仪馆举行。他的六弟易进抱着他的遗像，哽咽着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多年来全家人帮助哥哥与病痛抗争的经历。

　　“镇里的小孩几乎都被毒死了，全身溃烂的哥哥却奇迹生还”

　　“日军侵华细菌战真是惨无人道，妈妈说镇里的小孩几乎都被毒死了，全身溃烂的哥哥却奇迹生还。”59岁的易进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那场浩劫，但他后来从母亲的讲述中深刻认识到细菌战的残酷。

　　1942年3月的一天，成群日军飞机从安徽黄山甘棠镇的上空飞过时，抛洒了大量糖果、棉絮，引诱着每一个食不果腹的人。

　　无知的孩童偷吃了那些“毒药”糖果，然后一个个开始发病，身体不断抽搐。两岁多的易允中也未能逃脱厄运：头发、指甲掉光了，全身紧绷，身体向后蜷缩……“起初附近医生都没有医好哥哥，父亲绝望了，但母亲舍不得哥哥，一直抱着他。或许是上天的眷顾，或许是母亲那深切的呼唤，哥哥胸口有一丝暖气久久不散。”父母恢复了信心，倾尽家产带着他四处求医。虽然易允中保住了一条命，但他成了一个聋哑人，伴随他的是全身溃烂的肌肤和永远只有三岁的智力。

　　“他背了我5年，我用50年来还他”

　　1950年，一家人辗转来到父亲的祖籍长沙，从此在这里定居下来。1958年易允中被安排进长沙红日工具厂工作，做最简单的活，剪做针砥用的铁皮，一干就是30年，直到1989年提前退休。

　　易进不能忘记，三哥易允中总是把自己的零食偷偷留给他吃；易允中因智障经常成为一些调皮小孩逗乐的对象，每次易进路过几个调皮男孩家的时候，他们就将狗牵到易进跟前。“因为担心狗咬我，哥哥跪在地上给邻居磕头……”回忆着三哥的举动，易进眼里满是泪水。“虽然邻居当时都是淘气，现在也为自己当年的‘恶行’感到后悔。但每当我想起哥哥对我的关心，总是泣不成声。小时候，他背了我5年，我用50年来还他。”

　　1997年，年迈的母亲因病卧床不起，特地嘱咐易进要照顾哥哥的生活起居。1999年易进放弃了在外务工赚钱的机会，将大古道巷54号一间小房改成了书画装裱工作室。为了多赚钱贴补家用，他经常忙到晚上一两点。在他厨房屋顶的木架上，记者发现了八九个大小不一的水盆和桶子。原来屋顶已腐朽不堪，一到下雨就漏水。“我这里可能是长沙降雨量最丰富的地方，外面雨停了，渗下的雨水还要滴老半天。”易进苦笑着，还不忘幽上一默。

　　“这些年来真是辛苦了我妻子。”生活中的易允中完全没有生活自理能力，每天要给他做饭、洗衣、铺床、倒马桶。“他后来身体越来越差，为了照顾他，10多年来我天天晚上抱着他睡。虽然经常被他打，但我从不后悔。”

　　“他活着，就是对日军细菌战的控诉”

　　“我们一家悉心照顾三哥，不仅是为了这份亲情，更是为了那段历史，那段不容磨灭的历史。”易进显得格外的激动：哥哥能够在细菌战中活下来是一个奇迹，也是这场罪恶的战争留下的活生生的见证。他活着，就是对日军细菌战的控诉。

　　易允中2000年后因患梗塞性脑积水，智力更加退化，经常忘记回家的路，寻找他成了易进夫妇生活中的常事。易进为了寻找三哥，特意买了部摩托车。当时长沙市不再发放摩托车牌照，省公安厅阳红光副厅长被易进一家人的事迹感动，为易进特批了牌照。“只要能保住三哥的命，再大的困难，我们也扛得起！”

　　在过去10多年里，易进曾多次找到常德和义乌的细菌战受害者，希望能跟他们一起向日本政府讨个说法，却因为家庭经济拮据而未能成行。“后来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多次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日本法院经过审理后，虽然承认侵华日军发动细菌战是非人道的，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悲惨而巨大的损害，但驳回了要求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和进行赔偿的请求。”

　　“虽然哥哥走了，但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难应该被人们永远铭记。”易进感慨地说，中国细菌战受害者依然没放弃要求日本政府赔偿和道歉，他们的作为不仅是为了追求正义，更是为了捍卫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