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量时尚刊物的包围中，坚持27年风格不改的《知音》似乎显得很落伍，但正是这本看起来不那么入流的杂志，却掀起一阵“知音体”风潮，近年来又因与名人对簿公堂，衍生出媒体公信力的社会讨论。而更重要的是，由这本定价4.5元的杂志做主导的知音传媒集团将进军股市，成为中国期刊第一股。因此，当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时，探究这个奇异文化组合的意义，也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知音体”
呈现扩张之势
《“可怜的凶徒”身边躁动，京城董事长倒下一家人》、《“供养”的爱情鸡飞蛋打，男友3根断指在哭泣》、《深圳还你完整未来：父亲当街咬断儿子命根》……新近面世的2012年第13期《知音》依然坚持多年来的“知音体”，面目丝毫不改。
1985年创刊伊始，《知音》就以感情、爱情、案情故事，以及明星隐私抓住了读者。随着《知音》开始走红，其文章风格干脆被人们冠以“知音体”，而这种风格的标题也被称为“知音体”标题。
2007年，开始有一些网友以“知音体”进行比对式创作，他们热衷于给熟悉的童话、寓言、故事等重新命名。《白雪公主》改名叫《苦命的妹子啊，七个义薄云天的哥哥为你撑起小小的一片天》，《卖火柴的小女孩》改为《残忍啊，美丽姑娘竟然被火柴烧死的惊天血案》。有评论称，这些看似对经典童话、文艺作品的恶搞，实则充满了对媒体煽情、狗血、恶俗标题风格的嘲弄。
然而，就在“知音体”淡出网络的时候，这些年来，《知音》和“知音体”却从未分开过，甚至又有了新的扩张。
今年第13期《知音》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姐弟激情，富婆情陷200万》。这是个老调重弹的故事：30多岁的富婆不甘寂寞，投身情人怀抱，但没承想，她为解救情人公司危机付出的200万元，很快打了水漂。骗子最终落网，在接受审讯时，他特意说自己的目标是 “年老色衰，身材走样，感情生活不走样，内心又不安分”的有钱中年妇女。富婆至此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她成为猎物的直接原因竟是“走形的身材”。
富婆痛下决心，在离婚的同时开始了减肥行动，而文中提到的那款减肥产品，让她找回了自信。看到这里，读者方才发现，原来这是一则掩盖在“知音体”标题下的“知音体”广告。
《知音》通过大量复制坚贞爱情、负心汉故事，以及说不清理还乱的名人故事，赢得了读者的青睐，也不可避免地和所谓精英文化形成了对垒，成为一个独特的大众文化符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为“知音体”画了一幅像：“其叙事风格，介于客观叙事和肉麻抒情之间，夹叙夹议，大起大落，情节跌宕，用客观语调讲离奇故事，用离奇语调讲客观故事；时而如泣如诉，时而循循善诱，有控诉、有劝说。”张柠认为，“知音体”这种“软硬兼施”的叙事，还兼顾恐吓和诱导，语体风格则兼顾“二胡”和“京韵大鼓”格调，而“拍案惊奇”的开头，最终都有光明的尾巴。“这种带有农业文明趣味的叙事，塑造了大批消费者——那些生活平淡无奇、毫无起落的中小城镇的女性，靠阅读别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度日。”
张柠进一步总结道，所谓“知音体”实际上用一种带有抒情的语调来混淆新闻性和故事性的边界，“其结果导致了读者将虚构故事当成真实故事，将真实的故事当成虚构的。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各种欲望故事、人间悲剧、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转化为可消费的文化商品。”
追名人屡掀侵权风波
《知音》始终以高额稿费吸引作者，可以说，其前期开拓市场所付出的血本在全国同类期刊中是最高的。江苏盐城作者徐向林告诉记者，作为签约作者，他获得的稿酬是千字千元以上，在年终特稿评选中，他一篇文章甚至获得过3.7万元的奖励。
与高稿酬相应的是，《知音》杂志对名人穷追不舍，由此带来副产品——《知音》被作家、明星告上法庭的频率与其600余万份的发行量一样，在国内期刊中同样位居老大。
翻开最近一期《知音》杂志，其中涉及的名人就包括了影视明星于和伟、佟丽娅、陈思成，体育名人刘国梁，著名导演尤小刚。这期杂志共有20篇文章，而关于名人感情、家庭生活的文章就有4篇，占这期杂志的五分之一。
在“围城风景”栏目中，登载了《于和伟漂泊南北，还有一个爱妻躲在树后》一文，为影视演员于和伟和妻子的浓情写了足有5700多字。文中写道：“于和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感激地说：‘在我事业最不得志的时候，是我爱人给我阳光，给我鼓励，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动力，否则，一定不会有今天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于和伟！’”
不过，于和伟的经纪人说：“文章的作者从未采访过于和伟，事实上，《知音》已经多次找过我要采访于和伟，但我一直没有答应采访要求。”
至于文章中涉及的具体内容，于和伟经纪人说，有一部分内容是从网上搜来的，也有一部分是杜撰的，并带有“诽谤”意味，可笑至极。比如文中提到于和伟在事业低潮期，曾经想过自杀，是妻子挽救了他。
于和伟的宣传公司相关负责人也说：“我们工作人员看到了这篇报道，但是于和伟没有看到，他并不知道自己上了《知音》，因为他从不看《知音》。”这位负责人说，公司不想就此事予以回应，“我们从来没认为它是一本新闻杂志，在我们眼里，它更像一本小说期刊。”
《知音》追逐名人之迫切，不少北京媒体人都领教过。《北京晨报》一位记者回忆说，她就曾数次接到《知音》杂志编辑的电话，对方力邀她写一些明星八卦。
这位记者以忙为由加以拒绝，编辑的电话还是三番五次打来。终于，编辑向这位记者发问：“你平时怎么上班呀？”记者答：“坐地铁。”对方遂采取激将法：“你怎么还坐地铁呀，我们稿费一个字一块钱，你给我们写稿，我们再给你编编，一个月怎么也能挣一万元。”
但是，拼命追逐名人自然会付出代价。《知音》就曾数次因侵害作家、明星的名誉权被告上法庭。
听说“知音传媒”即将上市的消息，作家毕淑敏的第一反应是：“这家严重侵害知识产权的杂志社，怎么还能上市呢？”
毕淑敏极不情愿地回忆起往事。2009年，《毕淑敏母子环游世界114天：眺望更高远的人生》在《知音》面世，署名为毕淑敏。“这完全是一篇伪作，肆意捏造了我的口吻来攻击我的儿子。”向来言语温婉的毕淑敏至今难掩气愤。
毕淑敏说，2009年，曾有人要采访她，让她谈谈自己和儿子的事情，“儿子一直要求我不要在文章中涉及他的情况，我说，如果你要采访，就去找我儿子。”但毕淑敏的儿子没有接受采访，让这对母子感到震惊的是，关于母子俩的事竟然变成了铅字，印在《知音》杂志上。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文章甚至把毕淑敏儿子的单位公之于众，“很多电话接踵而至，让孩子无法上班。”
毕淑敏选择了法律维权。“我一纸诉状将《知音》告到了海淀区法院知识产权庭，2009年11月，法院判《知音》3个月内公开道歉，并赔偿我10.1万元精神损失费。”但《知音》杂志并未在3个月内发表道歉声明，而是拖了14个月，所谓的道歉声明也出乎意料，“那只是一块口香糖那么大的道歉声明。”
时至今日，毕淑敏依然认为，《知音》杂志缺乏道德底线，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作家的尊严，缺乏对作家的起码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