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学习美式议事规则 农民民主公***识提高

袁天鹏供图。

袁天鹏供图。

袁天鹏供图。

　　寇延丁向左边比了下手势：“他这边，再向更远处延伸，我们称之为议事规则，是民主。”

　　她看向另一边，又比了比：“从他再往后推，是南塘，是中国农村各种各样的烦恼和纠结。”

　　左边是身穿浅灰色西装的袁天鹏。几年前，他留美归来后翻译了《罗伯特议事规则(第10版)》，这是美国最广受承认的议事规范，“大到国民大会，小到小学班会”都可使用。

　　另一边坐着安徽阜阳南塘村村民杨云标。

　　这是4月25日，新书《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研讨会正在人民大学一间会议室里举行。

　　坐在中间的寇延丁本人，是“下乡”的记录者，也是连结这两端的“媒婆”。如今，人们只需要翻开书，就能知道看起来毫不相干的“洋规则”和“土问题”如何走到了一起。

　　2008年，袁天鹏带着自己翻译的大厚书走进南塘村。那本582页的著作对如何提出议事事项、如何听取和发表意见、如何提出动议和如何表决，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它本质上就是会议上的法治，其核心原则就是要谨慎仔细地平衡组织和会议当中人或者人群的权利。”

　　不过，当这一大段话碰上南塘，最终只变成一件事：这辈子没少开会的中国农民开始重新“学开会”。他们学着破除“领导说了算”的老观念，学着如何在平权的会议里高效地作决定，学着如何尊重自己的权利也尊重他人的权利，学着如何在面朝田地的生活中真正实践“民主”这个大词。

　　“对于我们经常思考民主现状问题的人，这一棒子是有力度的。”研讨会主持人、北京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说。他甚至还干脆地表示：“如果以后谁要再问我民主怎么办，我就直接把这本书递给他。”

　　从美国带了两斤民主回来卖卖

　　当然，起初这事看起来可没那么顺利。

　　2008年10月，袁天鹏带着“洋玩意儿”议事规则进村。按照当地一位官员的说法，这算是“从美国带了两斤民主回来卖卖”。

　　培训会在南塘村兴农合作社的一楼大厅举行。三层楼房刚刚盖起，乡亲们骄傲地称之为“大楼”。不过，大楼内部装修尚未完成，大厅的砂土地面凹凸不平。听众大多数是兴农合作社的骨干——一群六七十岁的老人，很少有人学历高过初中。他们挤坐在红色的长凳上，有人煞有介事地戴上老花镜，从塑料袋里掏出笔和一沓稿纸；还有人朝地上吐了口痰，然后直起脖子准备听听美国回来的专家讲些啥。

　　身高1.8米多的“归国专家”穿着灰色抓绒衣，打开自备的投影仪，以及“与这种环境格格不入的苹果小白本”。南塘没有“幕布”，PPT内容只能显示在几张粘在一起的大白纸上。

　　这与袁天鹏往日在城市里的课堂完全不同。那时，他大多西装笔挺地站在讲台上，把术语和英文挂在嘴边，语速飞快，“用逻辑分析推进课堂内容”。

　　“罗伯特”是课堂的主角。1863年美国内战时期，身为工程兵军官的亨利·罗伯特帮忙主持一场会议，没想到却把会给开砸了。他决心下功夫研究议事规则，并于1876年出版《罗伯特议事规则》一书，“在总体原则上，以国会的规则为基础；在具体细节上，以一般社团组织的需求为对象；不仅仅要包括组织和运作会议的方法，包括官员及其职责，包括各种动议的名称，还要系统地阐述每种动议的目的、效果、可辩论性、可修改性……”

　　可当袁天鹏对着话筒讲出“罗伯特议事规则”一词时，一位花白头发的大妈用阜阳话大声奚落了一句：“啥罗伯特，就是萝卜呗！”

　　台下“哄”地爆发出一阵大笑声。

　　对袁天鹏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当他试图让村民们自己商议并表决出一套课堂守则时，有人提出上课应不准睡觉。但立刻引发了大讨论：反对者称，如果实在特别瞌睡，就可以睡；折中者认为，睡觉也行，但不能打扰别人。

　　气氛挺热烈，但讨论迅速偏离了方向。一个村民说起了解决办法，“一人发一个大辣椒”；戴着解放帽的老支书挥舞着双手，激动地分析了原因：“睡觉不睡觉在于领导讲话，讲得好了根本不害困！”

　　接下来起身发言的大妈将争论往回拉了拉：“这些客人来到这里，给我们办这个学习班，我们有理由也好，没理由也好，再困也要坚持，不能睡觉。”最后，她坚定地总结，“一句话，睡觉是错误的，不能睡觉！”

　　有人紧接着问：“给老师提意见可以吗？上课的时候看到有人睡觉，就要改变方式讲这个课。”

　　又跑题了。

　　袁天鹏或许对这种开会方式感到陌生，但在杨云标看来，一切再正常不过。

　　这就是南塘村，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村庄。按照寇延丁在书里的描述，这里都是“386199”(妇女、儿童、老人)部队，既没有自办企业，也没有特色农产品。

　　杨云标就在南塘村长大，高中毕业后离开家乡，在大学修读了法律专业成人教育课程，取得大专文凭，又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一年，是个白领。1998年，他回老家准备复习律师资格考试，却发现乡亲们上访总是碰壁。于是他彻底回归农村，和乡亲们一起解决问题。效果不错，这里的上访越来越少。2004年，他索性带着一帮六七十岁的骨干成立兴农合作社，并在其中设立老年人协会、农资统购统销部、酿酒坊等部门。

　　在农村生活，他这样看待农民的维权：“他们反抗并不是为了多要一点钱，而是希望获得尊重。我们天天说，自己一定要民主。”

　　为此，杨云标一度认为，只要是开会，“参加的人越多越好，发言的人也越多越好”。可“民主”却没有如想象中那样到来，相反，“开会”简直要把一切都毁了。

　　他总结了南塘开会的几大问题：“开会不就是个侃嘛”，最后离题万里；提意见时，往往对人不对事，谈不拢就骂人、拍桌子；更多时候是一片沉默，大家主张“听领导的”。

　　“开会成了一件特别折磨人的事情。”杨云标紧紧拧着眉头说。

　　因此，当致力于NGO发育的朋友寇延丁向他介绍有这样一种“教人开会”的议事规则，并可以解决“跑题、野蛮争论和一言堂”时，他毫不犹豫地决定，请袁天鹏来南塘。

　　孙中山早就“结识”了罗伯特

　　袁天鹏此前没见识过农村的会场。但在北京邮电大学读书时，他是学生会主席，还是“全国优秀学生干部”，没少开会，更知道“不公平、没效率”是中国会议的特色。1999年，他赴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留学，在那里发现了完全不同的开会方式。

　　入选学生议会后，议会秘书递给他一本《罗伯特议事规则》。初次相遇并不愉快，袁天鹏吃惊地发现，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单词，他“似乎都认识，但内容却看不懂”。

　　进入会场，他看不懂的就更多了。议会主席虽然坐在中心位置，却不能表态，“像个拍卖师一样点了这个点那个”。主席得为每位发言者计时。当一人结束发言后，主席会问：“有没有反对意见？”在一群高举的手臂中，反对意见优先，这使得争论双方能够平衡登场。

　　如果发言中攻击他人，会被主席立刻打断。因为“规则”里明明白白地写着：“不许质疑动机——不能以道德的名义去怀疑别人。”

　　袁天鹏实在接受不了这一点。在他参加的会议里，许多意见背后都有私利作祟，“那是明摆着的”。

　　不过，美国同学给出了看上去挺在理的答案：“一来动机是不可证实的；二来会议要审议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某件事，对动机的怀疑和揭露本身就是对议题的偏离；第三，利己性是人类共有的本性，在不侵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不为过，所以指责他人动机毫无意义，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增加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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