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学习美式议事规则 农民民主公***识提高

2012/5/9 7:01:27 作者:nvwu 来源:女物情感网
寇延丁向左边比了下手势:“他这边,再向更远处延伸,我们称之为议事规则,是民主。袁天鹏、寇延丁、杨云标从复杂的规则出发,用最精简的语句写出了“南塘十三条”,学名《兴农合作社开会制度》。

  经过每周一次的“议会训练”,袁天鹏渐渐熟悉了这种以罗伯特议事规则为依据的会议。开会时,由议员提出供讨论和表决的事项名为“动议”,如果另有议员表示“附议”,即“同意讨论”,大家就开始讨论这个话题。赞成者、反对者轮流发言。当然,这种发言并不是非黑即白,人们有时还会设计出与最初动议差别颇大的“修正案”。

  表决仍是关键时刻,赞成票多于反对票意味着动议通过。若打成平局,则说明动议被驳回。他们并不计算弃权票,因为弃权者两种结果都能接受,并且“不想用自己的一票影响结果”。

  这样的会议符合亨利·罗伯特的说法,议事规则的精神在于“要让强势的一方懂得,他们应该让弱势一方有机会自由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让弱势一方明白,既然他们的意见不占多数,就应该体面地让步。同时,他们仍有权利通过规则来改变局面”。

  比起工科老本行,袁天鹏更着迷于这些规则。他在2006年着手翻译《罗伯特议事规则(第10版)》,并成为美国最大的议事规则推广机构“美国议事专家协会”唯一的中国会员。

  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少为中国人所知的议事规则,其实早在1917年就已进入这个国家。

  那一年,孙中山在研究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基础上,又参考了美国女权运动者沙德的《议事规则》,撰写了五卷著作。

  在序言里,孙中山写道:

  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自合议制度始于英国,而流布于欧美各国,以至于今,数百年来之经验习惯,可于此书一朝而得之矣……此书为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也。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

  这本著作,最终被定名为《民权初步》。

  精英们和农民们碰到的问题大同小异

  将近100年后,袁天鹏在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时,希望能在股东、业主、NGO成员和农民等4个有代表性的方向同时进行。

  事实上,就在进入南塘村的前几个月,他正在北京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制定议事规则。那是一家致力于治理沙尘暴的非政府组织,成员为来自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精英。(本刊2009年10月28日《企业家们的公共生活》对此有详细报道)

  SEE协会没有举办南塘那样正儿八经的培训。用袁天鹏的话说,“大佬们认为还不需要做这么个培训,你把规则列出来,我们知道就可以了”。

  然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议事规则》第二章第4条引起了“大佬”的注意。这条规则写明:会议授权主持人分配发言权、提请表决、维持秩序并执行程序,但主持人在主持期间不得参与内容的讨论。

  袁天鹏强调,主持人不能发表意见,应该保持中立。万科集团的王石随即发问,“为什么?”

  “要有权力制衡,裁判员不能做运动员。”袁天鹏记得,自己当时只解释了几句,王石就表示接受。

  当2004年夏天SEE的成员第一次相聚开会时,参会人员合计掌握着两万亿元总资产。他们成立组织的目标是,不能让“人类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毁灭自身”。

  企业家们并不知道,在遥远的南塘村,乡亲们遇到了和他们相同的问题,“为啥主持人就不能发表意见?”

  曾任SEE协会秘书长的杨鹏在看过《可操作的民主》后发现,“南塘里面碰到的问题和阿拉善碰到的问题差不多。也就是,当使用这套自由人的平等的联合方式时,企业精英和我们农民们碰到的问题是大同小异的”。

  但在南塘村,同样一个问题三言两语可解释不清。

  在兴农合作社,理事会的主持人大多是理事长杨云标。在其他大会小会上,主持人则是各种各样的大领导小领导。领导不说话,那还不乱了套?

  一个70多岁的老人摆了摆手,用浓重的阜阳口音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搞好搞不好,关键在领导!”

  杨云标点了点头,“我们在电视里看开会,主持会议的都是领导。会议开到最后,还邀请领导总结总结,前面讨论一大堆都不重要,领导总结最重要。”

  “但我们现在要讲的会议制度,跟这一点恰恰相反。”杨云标话锋一转,“怎么作出决定应该是大家的事,主持人的任务就是帮助大家把会开好。但如果大家讨论秸秆项目,我杨云标有一肚子话要说,那对不起,其他人来做主持人,我就可以发言了。主持人不向着这一方,也不向着那一方,他是中立的。”

  看大家还有点“懵”,袁天鹏干脆举了一个远在天边的例子。1787年,美国费城举行制宪会议,会议主席是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会议开了100多天,可据说,华盛顿除了主持会议、分配发言权,一共只说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宣布会议开始,最后一句话是宣布会议结束。中间的一句话则是,“我们的会议记录咋保存?”

  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明白,袁天鹏的东北口音都飙出来了。

  紧接着,他又“乘胜追击”地强调参会者的权利:“我们的规则说了,一旦我得到两分钟的发言机会,这两分钟就是要说完,只要不跑题,我讲错了也得等我讲完,这叫权利!”

  他大声说:“所以啊,我们现在有一个特别牛的词抖给大家,叫做‘程序正义’!”

  袁天鹏事后回忆这一段,忍不住笑了出来。一整套讲课内容推下来,按照惯例,他那时必须推出这个大词。在城市里,“程序正义”会触动大家,听众会叫好,甚至有时喊声“有深度”。最起码,眼神里也会“透露出理解的光芒”。

  可寇延丁在《可操作的民主》中如实记录了讲者和听众间此刻的互动:

  天鹏太兴奋了,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忍不住把老底儿抖出来了,做了一个托塔李天王似的姿态,还把这个pose定格了一下。也许他觉得“念到这里等一等,可能有掌声”。总之,好嘛,咔,僵在那里了。

  弃权不一定是不负责任,但我内心明明反对,却说我弃权,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

  4月25日的新书研讨会上,NGO人士梁晓燕回忆起,曾经有100多家公益组织走到一起,要组成一个自律联盟。创立那天,80多家组织的代表聚在一起讨论章程,而袁天鹏正是那次会议的主持人。

  会议中的分歧巨大,谁也没有退让的意思,“整个会场一片混乱”。梁晓燕甚至一度紧张地认为,“这件事情简直要瘫痪了”。但袁天鹏不断地重申议事规则,不断把与规则不相符的行为打断,不断受到部分参会者的抗议,也不断受到另一部分人的支持。会议内容最终在9个小时后被全部讨论完,结束那一刻,所有人都热烈地鼓掌。

  4年前,当准备出发去南塘时,袁天鹏充满信心。他从未在农村生活过,本以为带些“摸爬滚打的衣服”就够了。睡在南塘的第一晚,蛾子、蚊子“砰砰砰”地飞来撞去,他连袜子都不敢脱。白天,他想来一瓶“冰镇可乐”,却被告知,这里可乐不多,冰镇的就更甭想了。“没有冰镇可乐,也没有空调,这日子可怎么过啊!”他不由得哀叹。

  进了村,杨云标成了助教,将袁天鹏的理论翻译成“乡亲们能听懂的语言”。

  培训初始,杨云标设计了一出反映会议场景的小品,几个外地志愿者充当演员。有人戴上了解放帽,有人套上了旧军装,饰演主持人的那位还在耳朵上夹了支圆珠笔。

  该次会议主要讨论村里要不要引进秸秆项目。还没议上几句正题,戴着解放帽的就把话茬拉走了,“秸秆是个好东西,还能养牛,我刚办了个养牛场。”穿旧军装的撇着嘴摇了摇头:“养奶牛都赔本了,现在奶粉里出现了什么三聚氰胺。”讨论热火朝天,可他们早就忘了“秸秆项目”的主题,话题甚至延伸到最近“四川橘子生虫”。

  这还不算完,几个人的发言又臭又长,如果被别人打断,就会拍着桌子喊,“我再说两句”。他们从技术问题争到“别人媳妇儿”的问题,越说越激动,互相指着鼻子大骂,最后干脆推搡着肩膀要打架。

  围在旁边的大妈看得笑弯了腰,大爷脸上的褶皱也笑得更深了。要不是杨云标提醒,他们完全没想起这只不过是自己开会的“情景再现”。

  在袁、杨等人的引导下,乡亲们分组讨论,很快就为低质量会议找到了一些解决方法:限制发言次数、发言人不要跑题、举手发言……

  这还算是基本问题,当讨论到“弃权”时,乡亲们又闹不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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