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学习美式议事规则 农民民主公***识提高

2012/5/9 7:01:27 作者:nvwu 来源:女物情感网
寇延丁向左边比了下手势:“他这边,再向更远处延伸,我们称之为议事规则,是民主。袁天鹏、寇延丁、杨云标从复杂的规则出发,用最精简的语句写出了“南塘十三条”,学名《兴农合作社开会制度》。

  袁天鹏先举了个例子:9人开会,4个赞成,3个反对,还有两个弃权,这事通过没有?按正常的议事规则说,赞成票多于反对票,理应通过。可有人质疑,9个人里4个赞成,5个反对,“该算没通过”。

  很多人觉得,这么说也有道理,“如果他赞成,就不弃权了”。一位大姐站起来,设身处地地想了想,要是碰上件自己不打算同意的事,“我不同意,但我也不说我不同意,我就不说话!”

  这正是杨云标让袁天鹏着重讲弃权票的原因。因为在他主持的会议里,他总会遇到这样的尴尬:赞成的请举手,没人举手;反对的请举手,还是没人举手。“让他赞成,他不想;让他反对,他不敢。”杨云标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就是农村的“老好人”们。

  袁天鹏最后说:“弃权不一定是不负责任,但我内心明明反对,却说我弃权,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

  民主和法治一定需要民众的素质,但这个素质是任何素质的人都可以培养的

  距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已经过去了整整4年。袁天鹏、寇延丁、杨云标从复杂的规则出发,用最精简的语句写出了“南塘十三条”,学名《兴农合作社开会制度》。

  乡亲们制作了一张漂亮的纸板,将“南塘十三条”贴在上面。不远处的墙上,贴着“八荣八耻”。

  但杨云标说,乡亲们很少会专门站在那里仔细地阅读一下“十三条”。甚至其中的很多规定,如今都在会议中慢慢消失了。

  合作社理事会的会议里,杨云标仍旧担任主持人,但他既参与辩论,也参与表决。可谁也不“迷信这个领导”。如果普通理事不发言,那才会被看做“不正常”。

  之前,合作社决定买一辆面包车。这么大一笔四五万元的投入可马虎不得,理事们个个较真儿。参会者抛出五花八门的问题:谁来管车?谁来开车?给不给司机工资?司机把车开到家里,公车私用怎么办?一位老人更是连杨云标没想到的“危险”都摆了出来:要是看车人丢了车,损失由看车人承担,还是合作社承担?

  大家自动按照议事规则辩论,每人发言两分钟,共计两轮。最终得出一个与最初的“动议”完全不同的方案:一位正打算买车的社员可以享受合作社的无息贷款,条件是在还清贷款前要免费借合作社使用。

  公共管理的一大难题就此解决。规则有用就行。谁会去想,这几经修改的方案在“萝卜规则”里的学名是“修正案”?

  “议事规则并不是从技术上让我们获得了什么,而是给了我们对平等和民主的意识、观念。”杨云标如今这样认为。

  有网站评选“公民阅读4月好书”,《可操作的民主》排名首位。微博里有人评论称,这本书就是“民主素质论”最有力的反证。因为它证明了,中国最普通的农民也可以掌握复杂的议事规则,他们不再满足于鼓掌通过或直接投票——没有讨论不能投票,直接投票违反议事规则的精髓,相当于多数人的暴政——他们希望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但当袁天鹏被问起,他怎么看待“民主素质论”时,这位规则专家的回答却有点让人意外。“民主和法治一定需要民众的素质。”他毫不犹豫地说,“但这个素质是任何素质的人都可以培养的。”

  与很多人一样,他曾经也认为,民主的生活就意味着“尊重我自己的权利”。

  “人们知道民主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尊重别人的权利吗?”他反问。

  刚到美国的时候,他兴奋地买了汽车,准备痛快地兜风。可刚上路就发现,这里有太多规则需要遵守。超速自然要吃罚单;灯火通明的夜晚忘记开大灯,也要被罚款;有的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就在各个方向都贴一张“停止标志”,每辆车在这里都得停一下,看到没车才可以继续行进。

  “半夜3点钟,路上一辆车都没有,我也得停。”结果,尽管夜深人静,却“连兜风都兜不动”。

  当从马路回到会场,“尊重他人的权利”就意味着必须在各种不同主张的人中寻求平衡,因为 “你不能说了算”。

  最近也最有戏剧性的例子是,《可操作的民主》新书研讨会上,主持人刘苏里对两位发言教授的观点“都有意见”,但为了遵守主持人的中立,他得把意见闷在心里,“我现在不能说”。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屡次举手示意,但发言请求也被驳回,“说好按顺序来,对不起”。发言时间更被严格控制,就连会议的3位主角平均也没说到5分钟。

  “有几个人知道,民主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不爽的?”袁天鹏问。他认为,议事规则可以提供一个机会,让人们去理解如何尊重他人的权利。

  刘苏里后来在谈到这本书时认为,议事规则就是培养公民、民主意识的一个切入点,“很多会议的召开无非是为了保证程序的合法性。每个人都知道那是‘皇帝的新衣’,但每个人还是都要去‘裸’。可罗伯特议事规则自然会挑战这些潜规则,它是一种工具,我们通过使用它而培育一种意识。”

  “如果你要割肉,这是一把快刀。”刘苏里说。

  大家看到好的东西,就去推一推,我推议事规则,你推预算公开

  可在研讨会上,并非只有赞同的声音。清华大学教授李楯就直言:“今天对不起,我要说点问题。”

  “中国人是不会开会的,这个体制决定了,决策在会议之外。”这位教授以清华大学法学院为例,这本应是最熟悉规则的机构,结果却“最不会开会”,“前面东拉西扯,快到中午了才有人说,‘快吃饭了,咱们赶快把问题解决一下’。”

  “如果没有整体外部条件,是很难从这(运用议事规则开会)做好的。”他认为。

  在研讨会上,袁天鹏并没有获得充足的时间来回应这个问题。但会下,他承认,自己也一直在思考,“真正解决问题不开会,大问题开小会,小问题开大会”,这就是当下的现实图景。

  但在那些可以集体决策的会议中,人们是不是就能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呢?在袁天鹏看来,现状是,会议一旦出现分歧人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将会议看做“没有效率,破坏团结,一塌糊涂的东西”。

  他认为,议事规则作为一个工具,既能解决分歧,又能避免把解决过程误判为“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大家都建立了按程序来纠正错误的意识。今天可以纠正跑题,将来就能纠正更为严重的越轨行为。”

  “我并不是简单粗暴地认为,议事规则,上!问题就全部解决了。”袁天鹏笑着一挥手,“但我认为,不要再去讨论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不要讨论先解决什么。大家看到好的东西,就去推一推。我推议事规则,你推预算公开,他推法官专业化……没有人知道哪个能最先取得进展。”

  从2008年至今,“下乡记”的3个主角不止一次地被问到,他们在南塘村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

  “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很忐忑不安地说没有什么成果,现在,也许我们会很平静地说就是没有什么成果。”寇延丁说。

  表面上看,南塘一切如故,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最近,合作社打算给社里的每位老人发20只土鸡苗,将来再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回收,以贴补他们的生活。会议室里,7位理事和一位刚刚从贵州来到南塘的实习生围坐在一起,就是否通过这一方案进行讨论。

  讨论有条不紊地进行,只是那位新来的年轻人每到发言时,就会不自觉地跑题。他在老家养过土鸡,因此,发言总是偏离方案的可行性,而谈论起养鸡的各种注意事项。

  就像瓷器店里突然闯进了一头公牛,每一个曾经参加过议事规则培训的人都感到,新来者打破了规则,也打破了他们几年来开会的习惯。毫无疑问,“跑题”必须被制止。

  “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南塘早已变了。”杨云标笑着说。

上一页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