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评论 徐迅雷
今天是母亲节，让我们特别留意一个村庄里留守母亲的生存样本，用一个特别的方式关注关心关爱母亲。
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县龙吟镇，这里外出打工的男人，有很多是“架子工”——搭脚手架，那是他们相互传授的技艺。搭一天架子，能挣到100多元钱。但就算是天天有活干，你也难以在城市里养育全家。于是，许多女人只能留在农村，她们是丈夫的妻子、父母的女儿、孩子的母亲。
丈夫回不去故乡，她们走不出大山。
孩子，成了留守母亲最大的牵挂。
出去的或许“已识乾坤大”，留下的是否“犹怜草木青”？
在报道中我们看到，龙吟镇吟塘村48岁的留守妈妈陈克竖，今年春节前不久，她在家门口静坐，突发脑溢血。邻居发现她时，她已停止了呼吸——她没能等到丈夫春节归家。
而报道之外更为惊心的新闻是：3月27日，在四川大竹县月华镇，年仅27岁的留守母亲唐成芳，因独自抚养3个年幼的孩子，不堪劳累与重压，她把加了白糖的剧毒农药“百草枯”灌进孩子嘴里，跟着自己也服下……两天后，在福州打工的丈夫李合元赶回家中，面对这样的惨剧，他一脸悲戚……
刚刚过去的5月12日，是汶川地震的纪念日，这个日子的谐音为“我要爱”：灾区的母亲，灾区的留守母亲，灾区的失去孩子的母亲，她们更不容易，更需要爱。
“留守”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性的爱的缺乏。那是一种如何的“爱无力”？留守的本质问题，就是城市只榨取强壮男劳力，而不容纳劳力的全家。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城市化不能成为“榨取化”。城市可以用脚手架把一个家庭的顶梁柱男人“架空”在高高的空中，但不能把一个个活生生的家庭“架空”在人生生活的高空中。
更为悲惨的是，近几年来，龙吟镇从脚手架上坠落致死的，超过18人。
整整80年前的1932年，美国著名摄影师查尔斯·艾伯茨拍下了新闻摄影史上的不朽名作《摩天大楼上的午餐》。 那是在施工中的洛克菲勒中心大楼69层，一排11名建筑工人，坐在一根孤零零悬空的钢梁上吃午餐，他们脚下就是高楼林立车来车往的纽约街头。若是有恐高症的人，看着照片恐怕都要晕过去。而这些“高高在上”的男人们，表情里没有任何的悲伤与绝望——甚至让今天的我想到台湾著名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海报上那一排青春少年挨坐在一起。要知道，那时美国尚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而这些男人们是这样的自信与淡定，这背后很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远离妻子与孩子，每天收工下到地上，不远处就是他们的家。
孩子的身边有亲爱的母亲，男人的身后有深爱的女人，这样的“人的世界”，就是稳定的。
一个家庭，需要这样的“在一起”。而这样的“在一起”，需要社会性的根本制度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