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但相对客观的人性出发来分析:男性天然适合挣钱养家,女性则长于经营家庭和养儿育女。1加1大于2的协同效应就是“婚姻经济学”的最佳应用。再者,一夫一妻制已经形成了帕累托最优(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至少有一个人变得更好),一夫多妻或者“包二奶”都会打破“市场”均衡。所以说社会人都是在不自觉地实践“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
总体上,婚姻使1加1的效用大于2,但效用是有个体差异的。人们可以说因为感情、寂寞、追求财富甚至政治前途而结婚,或者说为了满足父母、(未来的)孩子等而结婚,但都是在追求自己稀缺的“资源”——所以恋爱中的异性总是努力展示自己的好和美(有交换和共享价值的“资源”),未必是本性的自己,更遑论坏和丑。通过婚姻关系互补和共享“资源”或许就是结婚的经济逻辑。
香港《信报》财经主笔曹仁超近日有论人生三大风险,分别是婚姻、购房和自己做生意。既然婚姻是人生最大的投资,那么未婚的单身就是风险厌恶者或者说稳健投资者了。有时两个人当房奴的经济压力减少比婚姻的负面成本增加要微不足道,难怪人们在婚姻前举足不前,甚至失去信心。何况,婚姻不能保障感情长青,其他效用也并非不可替代——比如欧美单身青年通过试管求得小孩,你如果非说这不能取代亲子亲情,就是子非鱼的偏见。
如果把美满婚姻比作企业间的成功收购,那么离婚的单身则是资产重组甚至破产了。调侃者称离婚早大抵属于信息披露不充分,未做好尽职调查;离婚晚则多因为没有搞好持续经营,或许是当初看上去是很般配的一对,一方沦为了不良资产(如包二奶者),或者出现婚外恋这样的“关联交易”殃及整体了。
单身潮也是“迟婚”潮。“持币待购”的时间延长,意味更高层次的资源追求,以及更复杂的供求平衡尚未达成,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表征。梁漱溟认为西方近代社会为“父子、夫妇异财”的个人本位的社会,而传统中国社会为家庭亲子血缘关系涵化整个社会人际关系的伦理本位。在衣食无虞、思维多元后,个人本位已然成为更高的效用。
但经济上最大的稀缺品是时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远未过时,人生如四季,花开各有时,各个年龄阶段的体验正是其意义所在。我行我素可能是独身的惬意,为人夫妇或父母则是苦中有乐。少一点金钱势利,多一些精神和灵性追求,“经济效用”或可更加充实。
张上翔(春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