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那个男人手干净得让我一生难忘 使我对生活产生了新的渴望

那天晚上，我开始盘算怎么样脱离这种生活。我开始趴在小桌子上借着煤油灯的光亮一笔一画地临贴。我听说临村有个男孩子因为字写得好去了北京。许多洁白的纸被我写黑了，许多衣裳上沾上了墨汁，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有去北京的可能，三个月之后，我母亲断然不再允许我做这种没头没脑的事，我书法家的旅程戛然而止。
后来我写诗。我把诗寄到上海的《文学报》。一位叫李连泰的编辑给我回信。他说，这诗太白了，有想法，但不够。
邮递员每周送一次信到村里的学校。妹妹拿着信飞舞着奔向我的时候，她把“上海”带到我的手上，很快我们全村都知道我收到了城里人的来信，他们不在乎你收到的是不是退稿信，他们只知道你和上海联结上了。
这时候，写作仅仅是为了发泄。
十八岁那年我进了城，在服装厂做缝纫工。身边不时出现真正的有着干净指甲缝以及白皙手背的城里人，我们近距离地接触，但无形的墙竖在那里，我们从来不是他们关注的对象，相反，那段日子，我倒是常常留意到在女工宿舍围墙外的年轻男孩们。他们盲目地等在工厂外，穿着沾满了洗不脱泥浆的衣裳，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关键的是他们的手污迹斑斑，因为砖块和钢筋，污渍渗透进皮肤，以及太阳底下一日又一日的暴晒，他们的手背青筋暴突，跟他们的年龄严重不符，清晰地暴露着他们的来处，不能使人多加幻想。他们敏锐地嗅到和他们同一来处的姑娘们的地盘，每天晚上盲目而耐心地等在外头，偶尔有个别大胆的，壮着胆子朝着女工的窗台喊：
姑娘啊，妹妹啊，下来逛逛吧！
一日又一日，不停地有人放弃，亦有人跟进。除了保安过来恫吓几声之外，鲜有姑娘回应。
意外的是，手持电筒的保安在吓走外人之后，仰起和民工们一样的头颅，对着姑娘们的窗台轻声地呼喊：
姑娘啊，妹妹啊！
然后也迅速逃去。

后来我遇到许多双类似的手，街边摆点心的大婶、修鞋的大叔，跟我年纪一般大的钟点工，他们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都淋漓尽致地写在他们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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