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连日来，本报关于“朱清时之困”展开的各种讨论引起了多方关注，大家在力挺“南科大新模式”的同时，也期待着教育部发表看法。南科大未来的发展走向何处？这种新型的办学模式会不会成为现行教育体制下招生制度的一种补充？28日，本报就“朱清时之困”等相关问题提交给教育部，希望得到教育部的回应。
自朱清时发出致家长和考生的一封信后，南科大的招生以及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包括院士授课的师资配备，无不让其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本报针对朱清时以及南科大目前的境况所做的“朱清时之困”系列报道，也引起了广泛关注，“朱清时之困”业已成为百度关于朱清时的搜索关键词组之一。
坊间虽在热议，不过教育部至今仍然未对南科大一事公开发表意见。而透过媒体报道的字里行间，再加之教育部公布的一批综合改革试点地区中深圳榜上有名，很多人认为这是教育部对于高校改革释放的一种信号，也是对南科大这种招生模式的默许。
教育部目前的态度是不是对南科大体制外招生的一种默许？南科大会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先行兵吗？南科大招生模式会不会成为我国高校招生方式的一种补充？12月28日，带着各界的疑问，本报将“朱清时之困”以及“钱学森之问”相关问题提交至教育部。昨日，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本报的问题已经按照程序转交到相关司负责人手中，研究后会在合适的时机给出答复。
本报记者 张晓嵘
直面“钱学森之问”的安徽教授畅谈“朱清时之困”
期待能让南科大“放胆一试”
去年，安徽11名大学教授曾通过本报联名致信教育部，呼吁直面“钱学森之问”。昨天，当中的一些教授接受本报采访，呼吁直面“朱清时之困”，给高等教育一次进一步完善的机会。
“朱清时之困”难在突破
“‘朱清时之困’实际上是‘管理模式之困’和‘观念之困’。”安徽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沈正赋教授表示，南科大的自主招生举措与现行高校招生规定相矛盾，是“管理模式之困”；一些公众难以接受未获批准的大学，是“观念之困”。
要想突破困局，并非易事。安徽大学出版社社长康建中教授告诉记者，“朱清时之困”的实质是争取大学自主办学，“除了自主招生、自发文凭，专业设置、教师职称也要由大学决定。”
“‘朱清时之困’的症结，在于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峰教授认为，朱清时在南科大尝试自主招生、自发文凭，是个很大的突破，但难度也不言而喻。毕竟，现有管理模式的一些弊端并非是一天形成的，“高校的办学资质、水平都由行政部门来认定。”
正因如此，直面“钱学森之问”的教授们更愿意向朱清时的努力表达敬意。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杨四平教授把朱清时的大胆突破比喻为“恰如轻风拂过水面”，“推动了教育多元化”。
“钱学森之问”有望破局
“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说得还比较含蓄。”芮必峰说，朱清时让“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明朗化。
沈正赋说：“南科大的去行政化就是在为回答‘钱学森之问’做准备。如果南科大能成功，就是‘钱学森之问’的正确答案。”对于这一点，康建中很是期待，“希望朱清时能够真正实现办学自主，实现办学多元化。”
杨四平则认为，“朱清时之困”和“钱学森之问”都源于共同的“病灶”。“转变了宏观的管理模式后，其余的问题都是操作层面的，可以迎刃而解。”
“其实，也不能怪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部门，整个管理模式都要转变。从世界范围来看，一流大学绝大多都是民办大学。”芮必峰说，“朱清时之困”反映出的是“全方位的问题”，“假如朱清时发的文凭，能得到学生家长和整个社会的认可，到那个时候，‘钱学森之问’这个难题也许就迎刃而解了。”
教育改革值得期待
对于“朱清时之困”的长远影响，直面“钱学森之问”的教授们认为，时值《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之际，南科大的举措将会给教育改革带来更多的思考与借鉴。
“办学单位与管理部门要分开，学校依照规章制度来管理，管理部门没有必要包办一切。”芮必峰说，未来朝什么方向走，我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沈正赋认为，规划纲要的出台，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我希望步子迈得大一点，还要有具体时间表。”
“大学是社会的良心，期待大学不为利益左右，只对真理负责。”康建中说，希望尊重大学的办学自主，保证“社会良心”的正常跳动。
“很多高校里的量化指标是非常可笑的，把大学教授变成了小学生。”杨四平说，从这个层面而言，南科大的举措意义深远。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朱清时之困”正是传统的高等教育变革之困。教授们呼吁，期望教育主管部门能够拿出勇气，让南科大乃至更多的高校“放胆一试”，也许，希望就在这看似“一小步”的尝试之中。 本报记者 李嘉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