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现场。
千人签名求轻判。
“永远等她,回来重组幸福家庭”
躲避媒体数月的韩群凤丈夫黄某林打破沉默表心迹:
统筹\记者唐红杰
文、图\记者唐红杰、代希奎、张晓嘉、黄江洁、周睿鸣、陈臣 通讯员廖蔚
宽 恕
“没能看出你这种倾向,我有很大的责任”
求 情
“望法庭轻判,给我们这个不幸的家庭一个机会”
核心提示:
韩群凤“溺子案”经媒体曝光后,她的丈夫黄某林——原本是当地广电站的一名普通记者,一时间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然而,作为本案当事人家属的黄某林,案发后却一直不肯面对媒体,还在开庭半个月前就已经把手机转接到大岭山一位陌生人的手机上。参加庭审的韩群凤的亲属也不愿意面对媒体,庭审结束后很快离开法院。
昨日庭审后,法院曾向韩群凤提出媒体采访的要求,被韩群凤拒绝。在庭审时,韩群凤称曾考虑过再生一个孩子,最终因为担心脑瘫儿子的生活而放弃。令人意外的是,就在开庭前一天,回避媒体数月之久,黄某林终于露面,首度在电话里向一家媒体吐露心声。在长达5分钟的电话采访中,黄某林说:“无论判决的结果怎样,我永远都会等着她回来,重组一个幸福的家庭。”
韩群凤案件没有当庭宣判,然而韩群凤有一天回到社会后如何面对正常生活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同样有一对脑瘫双胞胎儿子的杨女士说,社会各界应该给她提供更多的空间,让她回到社会后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黄某林透露,从去年出事后到现在,自己并没有去监狱看过妻子韩群凤,而是一直与她保持书信沟通。“她在信里说很后悔自己做出这样的事情,自己都不能够原谅自己。”
面对妻子的忏悔,黄某林最终选择了原谅。他说自己在给妻子的回信里曾经写道,“作为你最亲近的人,没能看出你这种倾向,我和家人都有很大的责任。”
黄某林回忆说,养育一对双胞胎脑瘫儿子13载,夫妻二人在平时生活中探讨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把两个儿子抚养好,怎样才能让他们像正常孩子一样走路。
“一对脑瘫孩子让我们精神、经济和工作都产生了压力。”黄某林坦言自己已经意识到这些对妻子的影响更大,因为“她每天都要面对两个孩子,而孩子们又没有什么好转。”当再也请不到保姆服侍两个儿子之后,韩群凤最终选择了为这个家庭而牺牲了自己那份原本体面的银行大堂经理工作。
黄某林说,如果没有发生去年11月20日的事情,他和妻子将继续像以前一样带着两个孩子到处求医。
据此前韩群凤的邻居对媒体说,夫妻二人这些年带着两个孩子经常去东莞、广州的大医院治疗。两个孩子三四岁的时候,夫妻俩听说石碣有个按摩师技艺很好,就在石碣租了一个房子便于孩子治疗。
最终选择原谅了妻子之后,黄某林在今年4月初的时候,写了一封给法院的“求情书”。写好后,他开始发动并找到亲友、同事、村民,请他们签名支持,共同向法院求情。
求情书里,黄某林曾这样写道,“所幸的是,事发后我们的家人与韩的家人积极沟通,对于这件事,我们没有过多地埋怨与推卸责任,相反,两家人的心更齐了。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恳请贵院给予韩群凤一个机会,作出从轻处理的决定。”最终,在黄某林的努力下,求情书的签名有10张纸,争取到了超过1000个人的签名。
电话采访中,黄某林多次提到“我一心想法庭轻判”,并且说出事后自己主要就是致力于怎样让法庭从轻处理这件事。“我身边的人也都希望法庭会轻判,给我们这个不幸的家庭一个机会。”
黄某林认为,妻子的精神鉴定书和夫妻二人对儿子十几年的照顾和治疗,还有现在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对轻判都有一定的意义。
“我们本来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使孩子可以正常走路,所以没有办残疾证。”黄某林坦言,并没有寻求政府的帮助,因为为数不多的补助对自己家庭的帮助也不是很大,而自家兄弟姐妹比较多也经常帮助自己。
在采访的最后,黄某林就说希望政府和社会继续完善残疾人的保障制度,加大力度建设残疾人学校和康复中心,让像自己一样的这些不幸家庭真正感受到政府的关心和帮助。
“如果妻子能回家,我会请一位心理医生对妻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她慢慢忘记过去的事情,让她重新生活。”对于自己和妻子的未来,黄某林是这样设想的。
庭审看端倪
儿病夫妻矛盾渐增
对于韩群凤和丈夫黄某林的夫妻关系,两人从未正面对媒体透露过。但是根据之前各家媒体的报道,我们或许能从中了解一些情况。
记者调查了解到,因为照顾儿子的问题,黄某林与妻子常为此发生争吵;因为不肯接受亲友们建议放弃治疗小孩,2005年后,韩群凤的兄弟姐妹也与韩群凤疏远了往来。
在庭审时,韩群凤说,她和丈夫黄某林的感情本来很好,然而因为儿子病情的原因,两人曾经多次发生过争吵。韩群凤说,在她把儿子从石碣接回家中之后,两人的夫妻感情又好了一点。
但是,由于经常外出给孩子看病,韩群凤称跟亲属的关系都疏远了,有的亲属偶尔接济一点,“主要是父母帮助我们”。当法官问及韩群凤的邻里关系时,韩群凤说,她和邻居关系都很融洽。每年她都会把孩子带回家十几天时间,“邻居都会教他们走路”。
韩群凤称,曾经有亲友建议她和丈夫黄某林再生育一个孩子,但最终她因为担心两个脑瘫儿子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顾而放弃。
广州脑瘫双胞胎妈妈:
希望社会给她更多空间
昨日,一名叫杨明明的女士一大早专门从广州赶到东莞,她联系了韩群凤的律师想要出庭诉说脑瘫家庭的不幸支持韩群凤。杨明明和韩群凤一样,也有着两个脑瘫双胞胎儿子。
杨明明是湖北人,1995年在广州成婚,2000年底早产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在半岁时两个儿子都被诊断为脑瘫。她的大儿子是一级肢体残疾,现在11岁了自己还坐不稳,小儿子恢复得好一些,目前已经在广州一个小学读五年级。杨明明曾带着孩子四处求医,“我家住在五楼,每天要背着60多斤重的孩子上下楼”。
昨日庭审时,杨明明最终没能出庭,但她说没有遗憾,“能够为她尽一分力就够了”。杨女士说到脑瘫家庭的艰难,眼睛马上就红了,“我能够理解韩群凤的不容易,实在是太难了”。
杨明明说,韩群凤案件很快就能判下来了,她担心韩群凤有一天走向社会,如何正视自己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她建议说,除了对脑瘫儿给予关注之外,希望社会能够给像韩群凤这样的脑瘫儿母亲多一些关心,“给她多一些空间适应社会走向新的生活”。
广州脑瘫家庭妈妈:
为韩群凤发出《公开信》
在看守所备受良心煎熬的韩群凤,可能并不知道她已经成为脑瘫家庭的代名词,收到了很多个人和团体的支持。这些个人和团体纷纷自发组织起来,联名写求情信为她请求轻判。昨日,三名脑瘫家庭的妈妈代表一大早从广州赶到东莞,旁听庭审支持韩群凤。庭审后,讲到脑瘫家庭的不易,她们无不泪流满面。
她们所代表的群体向法院、残联、妇联、民政等部门递交了一封名为《为东莞韩群凤女士求助》的公开信。
这些家长在公开信中动情地写道,读到报道前,即便与韩群凤擦肩而过也无缘相识,而现在却让他们这些同样是脑瘫家庭的家长“心都为之震颤”。这些家长认为,韩群凤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而是“脑瘫家庭的一个缩影”。他们认为韩群凤在绝望、压抑的瞬间做出了法律无法宽恕的失去理智之举,相信法律会给她一个适当的处罚。
他们认为,韩群凤有判缓刑的可能,他们担心的是韩群凤将怎样面对以后的生活。为此,他们请求给韩群凤以适当的心理辅导,同时请社区组织脑瘫儿家长互相鼓励,不要再让韩群凤的悲剧重演。
为东莞韩群凤
女士求助公开信
(摘录)
当隔壁邻居家的孩子在匆匆忙忙中,逡巡在“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各种辅导班的时候,我们仍然在为孩子能够顺利地吞咽食物、能够坐直、能够站立、能够迈出人生的第一小步、能够开口叫声妈妈、能够看看多彩的世界、能够听听周边的声音而努力着。
我们的青春远逝了,我们的体力耗尽了,我们的积蓄花光了,但孩子情况并没有明显好转的迹象。我们时常感到绝望!我们也有像韩群凤那样曾经冲动的瞬间,我们想结束这种炼狱般的生活!但我们真的不能。我们为这瞬间的罪恶念头而深深自责!
做一个脑瘫孩子的妈妈,实在太辛苦了。请帮助我们这些有着相似经历,相同压抑的脑瘫孩子的家长,让我们有勇气面对未来的种种艰辛吧!
广州脑瘫家庭妈妈
公开信由来——
公开信中称,她们是一群脑瘫孩子的家长,在看到韩群凤溺子后自杀的报道后,“心情无法平静,彻夜难眠”,于是联系在一起写这封公开信“为这位艰辛、无助、绝望而又冲动的母亲求助”。
网络直播庭审司法公开?侵犯隐私?
东莞市第一法院首次网络直播韩群凤溺子案庭审过程引争议
统筹\记者唐红杰
文、图\记者代希奎、唐红杰、张晓嘉、黄江洁、周睿鸣、陈臣
通讯员廖蔚
昨日,东莞市第一法院审理韩群凤溺子案,首次通过网络方式对庭审过程进行了直播,关注此案的网友整整一个上午都守候在电脑前刷新页面。东莞第一法院网络直播庭审在东莞市法院系统是“破天荒”的事情,在全国法院系统也走在了前列。
网络直播庭审的方式引发了各方的争议,东莞市第一法院一时间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这种方式到底是司法公开、阳光审判还是侵犯隐私、舆论干扰?是不是网络直播审理案件就是司法公开公正,如果***集中反响强烈,这样会不会影响法官判决,当事人隐私如何保护?
昨日,东莞市第一法院院长陈斯回应称,该院利用网络新载体直播庭审,是出于实践司法公开理念的考虑,选择网络媒体是基于较强的互动性,可以及时得到市民的反馈,“如果能够为法院工作带个头,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庭审创新:东莞法院系统首次网络直播庭审
昨日,东莞市第一法院通过网络电视台和该院官方微博全程直播了韩群凤溺子案的庭审过程。这种利用新媒体直播庭审的方式在东莞法院系统尚属首次,在全国法院系统也走在了前列。
据了解,目前北京、上海、辽宁、云南等省市,都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网络直播庭审制度,网络直播庭审成为这些地方的法院常态化的工作形式,并有相应的硬件设备和制度要求。
广东、江苏、安徽、河南等几乎各省市都在尝试网络直播庭审。2009年12月,辽宁省称全省所有中级人民法院均已开始庭审互联网直播,庭审工作迈向互联网直播时代。
在当前,庭审网络直播越来越时髦,网络直播的案件种类也越来越多,不少法院开始用这种创新的形式彰显司法公开。
不过,网络直播庭审从第一个吃螃蟹者开始,就饱受争议。这种审判方式,在博得一些喝彩的同时也引来质疑:网络直播庭审是否可取?如何平衡司法公开与个人隐私的关系?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司法公开?
院长回应:借网络互动性获得反馈信息
东莞市第一法院直播庭审一时间引发各方争议,直播庭审是否有助于司法公开,满足公众知情权?是否又会影响到庭审过程,从而阻碍司法公正呢?
昨日,东莞市第一法院院长陈斯向本报回应称,第一法院所做的事情都是实践司法公开的理念,只是借用了网络新媒体这个载体,所以才显出了新意,引起争议。
陈斯说,第一法院直播庭审有着慎重的态度,依法对庭审进行直播,法律允许公开的才能公开,像涉及商业秘密、未成年人案件等法定不能公开的就不会直播。
陈斯称,直播庭审关键是一个“度”的问题,直播什么内容、如何协调直播过程中的各种情况都要慎重考虑,“我们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种形式”。
陈斯称,选择网络这种媒介,主要是考虑到网络的较强互动性,“我们希望听到大家及时反馈的信息”。另外,他认为新的事物出现引发争议是难免的,法院尝试网络直播庭审的方式是希望能给司法实践带个好头。
焦点热议:
如何平衡司法公开与隐私保护
正方:网络直播体现司法公开和透明
广东律人律师事务所律师管铁流:网络直播非常好,体现司法公开和透明,也解决了法庭容量有限和公众对程序公开的渴望之间的矛盾。
由于法庭空间的限制、路途遥远等多方面因素,很多人无法到庭参加公开审判,庭审网络直播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它把有限的法庭扩大到无限的网络空间,向大众揭开法庭审判过程的神秘面纱。
网络直播庭审是很好的普法尝试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郑延谱:对于这个情与理冲突剧烈的案件,网络直播庭审是很好的普法尝试,也是难得的普法机会。
但是即使是杀人犯也应该有最基本的隐私权,有权向法庭申请直播时不出镜,而法庭也应该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可以使用一些技术手段把网络直播对当事人可能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作为一种尝试是值得鼓励的,如果效果不好也可以取消。
网络直播利大于弊
东莞市政协常委何镜清:庭审直播其实是利大于弊的。具体到本案来说,庭审直播是能够对社会起到警示和教育作用。但是庭审直播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譬如直播镜头如何处理,怎样尽量不影响到法官判案,怎样保护好当事人的隐私等。
反方:网络直播并不等于司法公开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培峰:我对网络直播庭审持保留和怀疑态度。在谈司法公正公开的问题前,先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有必要对案件进行网络直播?案件公开审理是有必要的,但是公开审理不等于公开传播。
法院好像没有义务主动直播,那么反过来问下,法院有没有权利网络直播呢?这些都是问题。
媒体报道和主动直播不是一个概念,司法机构的第一职能是司法审判,网络直播是不是司法活动必要的一个环节呢?应该不是。网络直播是否有点走得太远,太超前了呢?
判决是司法机关对社会的唯一声音。司法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和社会大众保持一点距离,司法还是应该努力保持克制态度,更有利于公正、理性判断。
中立方:在司法公开和保护隐私方面找到平衡点
知名律师、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叶玉斌:网络直播庭审的形式很好,但是对于一些敏感性的案件,如涉及国家秘密、商业机密、个人隐私和未成年人的案件是不宜进行公开审理的,应该在司法公开和保护隐私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
此外,网络直播产生的社会舆论不应该影响司法,应该保证司法的独立性。
很多国家记者不允许拍照
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薛火根:这种网络直播庭审的形式在国内并不多见,采用这种形式的法院还是少数。
我国法律没有禁止这种形式,那就可以采用。但是审判应该是很严肃的事情,在很多国家,旁听庭审的记者都不允许拍照,只能用笔记录下来。
但是我们也看到社会在不断变化,随着网络的盛行,在庭审形式上确实出现了一些创新,比如现在网络直播的方式。
链接:部分城市网络直播庭审案件
●辽宁所有市中级法院均可网络直播庭审
2009年12月21日,辽阳中院王光伟故意杀人一案开庭审理,此次庭审通过互联网进行了同步直播。据介绍,辽宁全省所有市中级人民法院均已开始庭审互联网直播。
●湖南株洲网络直播庭审姚斌等11人贩毒案
湖南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5月5日开庭审理了姚斌等11人贩卖毒品案。株洲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0年8月,姚正国、齐勇通过姚斌购买毒品到株洲销售。
整个庭审过程在红网、湖南法院网、株洲法院网进行了现场图文直播,全面真实地再现了全过程。
●广州中院首次在网上直播庭审,杀人嫌犯供认不讳
2010年12月7日上午,广州中院在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故意杀人案,并首次采用网络直播方式,将案件审理全过程在广州审判网上公之于众。
广州中院研究室有关负责人称,网络将成法院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渠道,今后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案件将优先考虑通过网络方式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