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地震期间前往汶川救灾 诊所被***搬空

　　吴和平向记者倾诉两年来的遭遇，照片上就是他在汶川抗震救灾的情景。 本报记者 戴宇 摄

　　吴和平现在每天只做两件事情：卖药和回忆。他在距离主城60公里的綦江县城的一家药房做药品销售，无论天气冷热，贴身的口袋都随时揣着一本贴着他照片的行医资格证。

　　吴和平每天都在反复想，但怎么也想不通：5·12汶川大地震，自己去当志愿者救人，怎么就彻底颠覆了自己的生活？

　　心里有口气，憋得他心痛

　　“我想不通啊……”吴和平个子很瘦小，说话的时候语调不高。在本月7日庆祝记者节的晨报咨询台前，如果不集中精力认真听他的话，其声音很容易被嘈杂的人声给盖过去。

　　摊在桌子前的，是一大堆的材料。有吴和平的行医资格证、诊所许可证、身份证、成都市政府颁发的汶川大地震“志愿者”证书，甚至还有离婚证。

　　“真的……想不通，两年了我一直在想。”说到这里，吴和平皱着眉头伸出右手用力地抚了一下胸口，好像是有口气一直憋着，憋得他心痛。

　　这一大堆的材料，证明了两件事情：吴和平曾经是一个医生，并且拥有自己的私人诊所；吴和平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后，曾经深入什邡、绵竹灾区，抢救伤员。

　　我们用这两件事情，来重组吴和平2008年5月12日之后的人生。

　　行医20年，街坊还记得他

　　吴和平的诊所开在位于陈家坪原重庆针织总厂内，在农贸市场1号附8号。昨天上午，记者穿过了多个泥泞狭窄的小巷，来到了吴和平曾经生活和工作十多年的地方。

　　门牌号还是1号附8号，但物是人非，诊所已变成了仓库。附近的老街坊提起吴和平还能记得起他：“他这个人多不错的，对哪个都是客客气气的。”

　　农贸市场一位卖鱼的大姐说：“我们基本上有点小病，都在他诊所看，有时候钱带得不够，他也经常给我们抓点药，不要钱。”在人们的眼里，吴和平是一个与人为善，几乎很少与人有争执的人。大家想不起来他与谁红过脸：“人是个好人，在我们这里起码有快20年了。”

　　人们不了解吴和平为什么会在2008年5月离开这里，只是在平时有个头痛脑热的时候，会想起：“哎，要是吴医生在，打一针就好了。”

　　抗震救灾，诊所托付于人

　　吴和平不是医学院科班毕业的医生。46岁的他从小就把学医当成一门手艺，就像同龄伙伴学木匠一样学。之后随着国家的要求，他逐渐考取了行医资格证等资格。“治病救人、悬壶济世”是他的人生理想。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吴和平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到前线去救治伤员。临行前，他把诊所托付给了***刘英(化名)。四十多岁的刘英在吴和平的诊所上了两年班，吴和平信得过她。这个托付具体是怎样的，因为事隔两年，我们找不到当事人刘英，也无法考证；但至少，在吴和平心中是这样理解的：“我走了能不能回来说不清楚，这段时间诊所交给你自负盈亏；如果我死了，诊所给你；我活着回来，诊所还给我。”

　　就这样，小医生吴和平踏上了他的抗震救灾之路。时过境迁，我们只能从照片上寻找当时他在灾区的生活：吴和平在一片瓦砾废墟前，给伤员注射破伤风针；吴和平举着“治病救人 妙手回春”的锦旗，疲惫中透着笑容。

　　托错了人，诊所被搬空了

　　2008年7月，从灾区返回重庆的吴和平遭遇了重创：“我一回来，就发现诊所空了，里面输液的病床、药品，全部都不见了。”

　　吴和平拨通了刘英的电话。刘英说，吴和平离开的2个月时间里，诊所一点没有盈利，自己赔了时间精力，连工资都没有人结算。“她要求我拿1500块钱，赎回诊所的东西。”

　　吴和平当然不干，当即报警，但警察来了找不到东西也找不到刘英本人，事情只有搁了下来。从2008年7月开始，吴和平一直四处寻找刘英。当年冬天，他终于在九龙坡区某小医院找到了她。

　　“我假意说要出钱赎回东西，然后在那个小医院的库房，确实也看到了我的东西。”吴和平大怒，再次报警。但警察赶到现场后，由于吴和平无法举证库房的东西就是他的，警察当作经济纠纷，让他们自己协商解决，但很快刘英和东西一道再次失踪。

　　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吴和平一直无法联系上刘英。刘英为什么要搬走诊所的东西，为什么价值万元的财产她只要1500元的赎金？这些问题都伴随着刘英的手机换号而失去联系，成为了吴和平心中无法解开的谜。

　　按照规定，吴和平是由九龙坡区卫生局颁发的行医资格证，不能跨区行医。他现在被朋友请到了綦江一家药房做药品销售，看着有患者来买药，很想多嘴给对方开药，又不敢，心里实在是很憋屈。

　　每次药房要进药品，吴和平就能从綦江返回一次主城，借此机会寻找刘英就成了他这两年唯一的生活目的：“我当时是老板，她是丘二(雇员)，啷个我走了就把东西给我搬空了呢？”

　　吴和平想了两年，一直没有想通。

　　本报记者 柳姗姗 实习生 杨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