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流浪人员无法提供家庭住址

“110寻人网”将失踪人员的照片都贴在网上（截屏照片）

　　7年前，有精神分裂症病史的孙万清在长江孤岛工作地“失踪”，在家人和单位苦苦寻觅未果后，法院宣告其死亡。就在孙的家人已经慢慢接受了孙万清死亡的“事实”时，2011年6月24日，又传来他还活着的消息。这7年，因为说不清家庭住址，他在外流浪2年，在救助站和福利院待了5年多。

　　其实，说不清家庭住址已经成为很多救助站为流浪人员寻找家人的最大障碍。或许，构建政府救助的网络渠道，可能会让更多的流浪人员和家人团聚。

　　“我的病好了。”

　　低矮的平房内，坐在卧室里的孙万清透过大门怯怯地看着外面的记者，突然冒出一句话。

　　7年前，有精神分裂症病史的孙万清在湖北省宜昌市长江中间的一个孤岛上看守仓库期间突然失踪，7年间杳无音信，家人无奈申请宣告其死亡。可谁知，孙万清又活着回来了。

　　孙万清的小妹孙晓燕(化名)说，失踪7年的哥哥变了，不愿出门，不愿和包括亲人在内的所有人交谈。别人和他说话，他半天没有反应，过了一会才赶紧附和或者“嗯”一声。

　　孙万清的归来，让整个家庭又忙碌起来，给他到派出所恢复户籍、恢复单位的职工身份等等。让人纠结的是，单位曾经为他的死亡给其父母补偿的10万元钱的去留，也在考验着这个贫困的家庭。

　　已宣告死亡 又活着回来

　　孙全礼至今不敢相信，儿子还能活着回来。

　　71岁的孙全礼是位于陕西汉中市的中国水电三局陕西分局的退休工人。2011年6月24日那天，湖南省长沙市救助站的电话打到汉中市救助站，汉中市救助站又打给中国水电三局。

　　孙全礼一家这才知道，失踪7年的孙万清还活着；此时，他已经被宣告死亡两年多。

　　孙晓燕赶紧拨通长沙市救助站的电话，得知哥哥在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后，立即打了过去，“我当时就听出来了，电话那头就是我哥哥”。

　　孙晓燕刚考上了西安一所高校，由于父母年纪已大，姐姐远嫁到了成都，她说话办事俨然一副家中管事人的口气，“判断我哥哥找到后，我们家人非常高兴，但是如果将他接回来，病没好我们又怎么能管得了他呢”。到底是接回来还是不接呢？

　　她再次拨通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的电话，和哥哥聊了一会儿，“发现他的病情有所好转”，一家人才决定将人接回来。

　　很快，孙万清的大妹妹从成都直飞长沙，小妹妹坐火车从汉中赶赴长沙。“瘦了，头发少了，但是精神头比以前好多了”，7月5日，孙万清69岁的母亲张兰玉告诉记者，看到儿子精神比以前好多了，他们很高兴。

　　来自4个家庭的五口之家

　　71岁的孙全礼和比自己小两岁的妻子张兰玉一直未生育。1970年的一天，有人给他们抱过来一个男孩，“这个小孩子出生40多天，身体非常单薄，孩子的父母是汉中的干部，因为孩子上面有3个哥哥4个姐姐，实在没有能力养他，于是决定送人”，这个男孩就是孙万清。

　　后来，夫妇俩又陆续收养了两个女孩。大女儿1974年来到这个家里，当时刚出生不久，生母因病辞世。于是，有人将这个小女孩送到了孙家。三女儿孙晓燕是个弃婴，是1992年张兰玉在离家不远处捡来的。至此，孙全礼夫妇俩有了三个孩子。

　　1986年，孙全礼退休了，按照当时的政策，年满16岁的孙万清辍学顶替了父亲的岗位。这个5口之家虽然来自4个家庭，但是清贫远远没有影响到这个家庭的和睦，“一家5口笑声不断，谁能知道这些孩子都是收养的”，采访中孙家的邻居告诉记者。

　　但不幸的是，1991年，孙万清突然精神失常，经过检查是精神分裂症，于是回家休养。1992年，孙万清病情好转到单位上班，直到1993年又因病下岗。1999年，孙万清再次回到单位上班，被安排到三峡分水岛看守场地，岗位是门卫。

　　分水岛位于湖北宜昌市，是长江中的一个小岛，三面环水。孙万清在分水岛上的工作主要是看守岛上单位的建筑材料，防止小偷盗窃。

　　儿子又上班了，张兰玉老两口稍感安慰。从1999年到2002年9月24日，孙万清一共给家里寄了11600元钱，虽然每次是300元、500元、1000元不等，但是儿子的汇款单就如一张张报平安的书信，拂去了老两口心头的担忧和牵挂。

　　孤岛看守仓库突然失踪

　　但是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张兰玉发现儿子寄来的工资数量和次数越来越少，2003年上半年甚至都没有给家里寄过钱。

　　“我给儿子打电话，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晚上值班时单位的东西丢了，工资被扣了”，张兰玉回忆道，她想去看儿子，被儿子回绝了，担心儿子钱不够用，她又给寄了一些。

　　2003年7月2日，孙万清突然不见了。根据中国水电三局第三分局写给上级劳人处的报告称，“该同志2003年7月2日正常上下午四点半的班，中午饭后离开居住地(湖北分水岛)，下午上班时未见人来接班，该班负责人杨祥安带上人到处寻找，未见踪影……”

　　孙万清所在单位在报警后又在《三峡晚报》等媒体上刊登寻人启事，但是一直没有结果。张兰玉和几个家人立即赶到分水岛，找人打听儿子失踪前的情况。有人说在孙万清失踪前一天晚上，夜色中传来孙万清恐惧的哭喊声，也有人看到孙的脸上有伤痕。

　　由于大女儿出嫁到外地，小女儿还在上学，老伴又身患疾病，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张兰玉独自一人四处寻找失踪的儿子。她曾4次前往西安，同时托人前往湖北等地寻找，仍然音信全无。同时，孙万清所在的中国水电三局陕西分局也一直在找人，“这个事情一定要给老人家办好，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该单位一位信访室的负责人此前告诉记者。虽然一直没有消息，但张兰玉始终认为，儿子总有一天会回家的。

　　寻找未果宣告死亡

　　关于孙万清的失踪，老两口给出了许多猜测，“他为了保护国家财产，牺牲成为了烈士”，“他被人杀害后扔到了长江里”等等，但是这些一直没有任何证据。孙万清所在的单位——中国水电三局，也一直在强调孙万清是在自己清醒的情况下自愿离开工地出走的，但也没有佐证。

　　2009年，孙万清失踪快六年了，孙全礼和张兰玉不得不接受儿子再也不会回来的事实。2009年3月24日，他们向安康市汉滨区法院提起申请，法院宣告孙万清死亡。

　　2010年，本报记者对孙万清失踪事件进行调查时，曾在其所在单位值班记录上看到，很长一段时间内，孙万清一人在人烟稀少的孤岛工地上值夜班。由于当地盗窃猖獗经常失窃，使得孙万清在接受警方调查时，经常“吓得嘴唇发青，全身发抖”，水电三局陕西分局一位领导后来回忆。孙万清的一位同事曾经告诉本报记者：“为了能在半夜不瞌睡，他只有不断地吸烟。”就在领导宣布他再不用值夜班后，孙万清却失踪了。

　　2010年10月13日，记者来到中国水电三局在安康张岭的分支机构，当初和孙万清值班的其他5人都常住此地。曾和孙万清一起在孤岛上值班的胡某说，他记得孙万清失踪前嘴唇处有伤痕，伤势很惨，虽然不知道这个伤痕是怎样来的，但是他多次看到一位同事殴打孙万清，“有一次打他耳光，还有一次因为嫌孙吸烟，就用手掐他的嘴唇”。

　　2010年12月3日，“国际残疾人日”，本报对孙万清失踪事件进行了报道。

　　当时，陕西省残联一位负责人和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相关人员都有一种共识：在省委和省政府的不懈努力下，残疾人就业率不断提升，但是一个问题仍被忽视，我们在关注残疾人就业率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岗位的质量。对于质量的忽视，无疑是残疾人就业中的一种“残疾”。“看来，有孙万清这样病史的人确实不应该派往这样偏僻的孤岛上班。”中国水电三局职工培训和劳务管理中心一位负责人说。

　　2010年12月20日，中国水电三局陕西分局和孙万清的父母签订了《补偿协议》，一次性补偿十万五千元。协议同时要求，孙万清以后若出现，补偿金应该全额退回。

　　寄身救助站5年有家难归

　　可谁又能想到，孙万清又回来了。这7年，孙万清到底去了哪里呢？他为何要离开工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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