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本该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年夜饭看着春晚度过，可是北京同仁医院眼外伤科主任卢海却连续七年放弃了在这样的夜晚与家人团聚的机会，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样的夜晚，伴随着窗外一浪高过一浪持续不断的爆竹声，卢海所要面对的却是一拨又一拨送来的炸伤病人。“很多人听到烟花爆竹声都觉得很喜庆、很有年味儿，但作为眼外伤科的医生，感受却完全不同，因为在劈里啪啦声音背后可能会有人被炸得血淋淋，会觉得很揪心。”卢海说。
没想到一坚持就七年
除夕，下午5点半，这个时间应该是全家团聚准备年夜饭的时间，而卢海这个时间却已经匆匆忙忙地吃完了自己的年夜饭赶到了医院。换上白大褂，6点不到，他已经提前“上岗”。从2006年当上眼外伤科的主任，他已经连续七年在医院里过除夕。
2006年，在禁放烟花爆竹之后第13个春节，北京市区再次被允许燃放花炮，那一年，卢海第一次在除夕夜值守在眼科急诊，没想到这一坚持就是七年。七年间，他也曾开玩笑地跟同事们说“明年我可不值班了啊”，但一到除夕，不用人提醒，下午6点他一准儿已经换好白大褂出现在眼科急诊。
对于不能陪家人过年，他表示家里人都能理解。“我父母和妻子都是医生，所以他们都能理解而且很支持我的工作。”说话间，卢海收到了妻子发来的短信：“记得抽空休息一下，注意血压，祝你今晚工作顺利！”看到短信内容，记者才知道卢主任患有血压高，每年值班他都得带着降压药。“今天吃药了吗？”“哎哟，光顾忙着往急诊赶，药落在东区办公室了。”卢海笑了。
上百惊心之照作警醒
从下午6点上班到深夜，记者跟随着卢海在二楼的眼科急诊室和三楼的重症室之间上上下下跑了20多趟。记者注意到，他的衣服口袋里一直揣着一台小数码相机。
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这台小数码相机，从2006年至今，已经跟随了他七年。每年除夕夜值班，他都不忘带上自己的这台小相机。插上存储卡，打开相机，里面记录的不是与亲朋欢聚的场景，一张一张的相片翻过，记者几乎不敢细看，每一张上面都是一双又一双相似的被炸伤的肉眼。
在除夕夜每接到一个被爆竹炸伤的患者，第一时间检查了伤情作出处置决定后，卢主任都会用这台小数码相机为患者拍一张照片，没有人硬性要求他这么做。“拍照片一方面是为日后留下一份资料，在做教学案例时也许会用到。另一方面，也是一份记录，看着这些触目惊心的照片，也是一份警醒。”卢主任告诉记者，从2006年至今，相机中记录的照片少说也有上百张了，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是一段令人痛心而又惋惜的故事。
呼吁限未成年人放爆竹
由于职业的关系，他亲眼见证了太多因燃放爆竹而造成的人间悲剧。因此，对于爆竹燃放，他有着一份超乎常人的感触。“我绝对不允许我的孩子燃放爆竹，同时我们也呼吁国家能够考虑通过立法规范和限制未成年人燃放爆竹”。
在这个除夕夜，除了接诊患者，卢海还要负责在工作间隙接待媒体记者。虽然除夕的夜班一直要忙到初一早上8点，但是下班了他仍然走不了，还要把急诊室、手术室、病房巡查一遍；汇报当天的接诊情况，上报病例等。每年初一，回到家里最早也得下午1点了。
在采访的最后，他再次呼吁，希望通过媒体提醒市民，一定要选择小规格、质量合格的烟花爆竹。他也呼吁，商家在制作烟花爆竹的时候，政府应要求其在外包装上写上“燃放烟花爆竹会造成严重伤害”等字样，同时注明燃放方式和注意事项，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心声
要摘破碎眼球
不忍心说出口
在除夕夜接诊的间隙，卢海给记者讲述了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接诊案例。2006年，他值守急诊的第一年，一名刚满19岁的青年被别人燃放的爆竹误伤，在爸妈的陪伴下来到医院。经检查，这个孩子的眼球已经严重破裂。“眼球就好像一个西瓜摔在地上，全碎了，已经没办法缝合，医生根本无从下手，最后只能摘除眼球”。听到这个消息，孩子的母亲身体一僵仰摔在地，孩子的父亲咕咚一声跪在了卢海的脚边，而那名19岁的青年则是一脸木然，完全呆住了。“当那种好像电视剧里的场景真实地发生在眼前时，那一刻，我比病人还难受。”时隔六年，讲到这一段，卢海仍是备感艰难。
虽然任职多年眼外伤科，但当每一次需要跟患者及家属讲出“摘除眼球”的时候，仍是卢海认为最艰难、最不愿面对的时刻。“在措辞上，我会尽量小心地避免说不行了、保不住了这样的话，而改用伤得的确很重，似乎、可能、不得不这样的字眼。作为一名医生，在那样的时刻，我感到自己很无能，很不甘心。”卢海动情地说。
晨报记者 徐晶晶/文
首席摄影记者 蔡代征/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