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成立公益组织支教终被哈佛录取

公益尝试也是志愿者成就自己的过程

对于很多孩子，帮一把或许改变他们的人生

　　“哈佛，录了。我想说，如果你敢坚持梦想，梦想就敢对你实现。”这是2011年3月31日，宁夏银川学生杨凌在人人网上对同学祝贺的回复。

　　哈佛这一世界名校，顺理成章成为他身上的标签。媒体也很快凑齐了他身上的另外几个符号，“落榜考生”“公益青年领袖”“哈佛有史以来录取成绩最低的考生”。

　　只是这样的多样符号，有些并不基于客观事实。杨凌，并不能被视作对抗中国教育制度功利主义的个体。杨凌，也不愿个人光环遮盖整个“传递童年”支教团队的公益努力。记者 孙珂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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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犹新他的大拳头。”杨凌的初中同桌符佳这样回忆老友。

　　身材壮实的杨凌进入银川一中读高中，进“13班”时也震了班主任蔡伟老师一下。

　　当时正在进行班干部的竞选，杨凌对蔡伟老师说，“我需要上台自荐让大家认识我，但我不参加班干部的竞选，我想去干学校的学生会主席。”

　　杨凌就是这么做的，的确震了全班人一下。

　　蔡伟还记得台上杨凌对同学说过的一句话，“我长得比较胖，但我做什么都很有毅力。”也就在这年夏天，杨凌为了减肥，让母亲开车走在前面，他在后面跑步追，一个暑假工夫，杨凌减了有10斤。

　　而高二时转到杨凌班里，任天文社社长的曹原，则对杨凌的一次举动佩服不已。“杨凌后来担任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同时兼文学社的社长。有一次，校内突然作废之前本已许诺给学生的假期，全校学生就往剪贴板上贴小纸条表达不满。学校里领导恼火此事，准备处理这件事，这期间曾经找过杨凌，后来的处理结果是假期恢复，所有贴纸条的同学既往不咎。”

　　“杨凌事后跟我说，当时进会议室一看，所有校长、副校长都在里面，他也有些紧张。”5月25日，已在中国人大就读的曹原对记者回忆道。

　　蔡伟老师对记者这样评价自己的学生，“具有天生的领导能力，同学关系处置相当好。”而在活跃思维的蔡伟老师的支持下，13班内的学生占了校内社团负责人的一半以上。

　　杨凌对于文学极为偏好，也是银川一中文学社的社长。曹原回忆，当时银川一中建校100周年时，杨凌出版了100页的特刊。

　　“校内都是同学做特刊，校方一般不会花钱。特刊市场化运作，都是同学自己花钱购买，以此支付印刷费用。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杨凌这次还拉来了赞助经费，最后结余还赚了一笔。”

　　高二这年，杨凌找到了蔡伟，明确向老师提出自己将不参加高三的高考。“他那时已经打算好了，想出国留学。”实际上，杨凌的文科成绩在银川一中年级部可以排到20余名。银川一中是宁夏最好的中学，杨凌的成绩考取一所国内重点大学应该是能保障的。高三，杨凌离校前往外地学习英语，参加托福以及SAT考试。

　　这样的事实，实际上与后来有媒体所称的“高考落榜生”“成绩较差”是不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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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伟老师向本报记者介绍说，杨凌在向他告知不准备参加高考时，实际已经在跟同学筹划公益支教组织的建立。

　　“你可能没见过一本字页毫无完整的书。孩子们不能在上面做笔记，因为他们用完了，下一级学生还要用。”作为另外身份——“传递童年教育促进会”副理事长的曹原回忆起2008年一起捐助的第一所学校场景。

　　篮球架除了篮圈后面的框外早已磨掉，孩子们上厕所要爬一个小坡，最触动人的，是孩子们上完厕所后，一个个顺着草坡往下溜，屁股将草皮磨出铮亮的两条轨道。

　　杨凌和曹原等8名同学，在银川一中校内发起的捐书活动，征集了数千本图书和一些学习用具。天文社、文学社的社团办公地，都被他们用来囤书。最后，三辆皮卡拉着他们的梦想走进村里，几乎所有村民都出来围看，因为他们没见过一次这么多的汽车。

　　支教的兴奋过后，他们开始思索，“我们不能来一次就结束了。”

　　“圆桌会谈”过后，他们决定成立一个支教的公益组织。

　　这中间由于多人都要忙于备战高三的高考，已经决定不参加高考的杨凌承担了注册、登记、审批的程序任务。

　　2009年3月底，挂靠在父母工作单位的“传递童年教育促进会”通过了银川民政部门核准，法人——杨凌。

　　募集款物、招募志愿者、组织志愿者、联系支教学校、前去蹲点支教，“传递童年教育促进会”以紧密的架构和组织程序，开始自己的公益之行。

　　阮子文曾撰文这样介绍自己的“宣传”工作，“我们曾在一、二中门口坐台；我们曾在宁大(高考英语口试考点)门口发传单；我们曾潜入各个大学贴小广告……我们曾被宁大保安赶出校门；我们曾受人无数白眼；我们曾亲眼看着别人拿着我们的传单垫屁股；我们曾顶着大太阳坐台却无人理会……”

　　据曹原介绍，如今的“传递童年”已经在山东、上海、湖南、广西、四川等建立了分支，大学生和高中生为志愿者的主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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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不会想到，我们现在最大的一笔款项，是一名煤老板捐的。”在志愿者眼中，煤老板对于支教的慷慨大方粉碎了外界对于他们奢华拜金的形象传递。

　　“传递童年”一名成员的朋友父亲是山西的一名煤老板。2010年他向这名有钱人寻求帮助时，这名煤老板当即带他来到银行，取出了2万元现金。

　　“传递童年”在招募志愿者时即已达成协议，组织只负责志愿者的制式衣服，其他的住宿、出行费用都要他们自理。

　　更多时候，支教花费资金则是依靠这些已经考入大学的志愿者，返回老家举办培训班创收。此时，志愿者们清华、北大、中科大的身份标签起了作用。

　　但前不久，银川当地的民政局来电告知，“传递童年”没有募集钱款的资质，让他们注意。

　　山东的志愿者“这只兔子身强力壮三头六臂”在师范类学校就读，这个女孩作为区域负责人就和其他的师范类志愿者，承担了制定培训教材的工作。“打个比方，城市里的英语教材根本不适合山区孩子，他们的底子差，对于很多流行产品没有印象，于是就需要重新做教材供支教用。”

　　公益梦想看起来美好，但在现实面前是细节和程序的繁琐，有时甚至需要“危机公关”。曹原经历过这么一次，有一位支教的志愿者晚上从山村私自回到县城，喝醉酒后第二天没去学校，山村校长打了多次电话都没法接通，最后情绪变成了恼怒。“我需要不停地跟对方说好话，同时又得教育志愿者。”

　　还有的校长担心支教之后会影响他们的教育水平。“比方山村的英语老师发音一般不准，支教的志愿者纠正后，校方的老师就难以再服众，他们会变得有意见。志愿者只是一时的，山村的教师是终生的，你说怎么办？”

　　这么几年下来，“传递童年”就想着做远程教育的支教试点，好不容易联系到了能够提供电脑的公司，但山村学校上网成了麻烦。志愿者们去找电信部门沟通，对方说拉网需要等待，半年过去了至今音信皆无。

　　公益行为

　　被哈佛看中

　　“传递童年”的确成就了杨凌留学之路。

　　据报道，单论杨凌的SAT考试成绩，并不足以使他迈入哈佛校门。而在面试时，是杨凌在公益组织上的实际工作，让哈佛最终录取了他。

　　有报道说，“杨凌成为哈佛有史以来，录取分数最低的华人学生。”

　　面试时杨凌遭遇了什么问题？哈佛看重了杨凌哪一方面？记者曾向哈佛大学发送采访邮件，截至记者发稿时尚未得到回复。

　　曹原这样解构公益和杨凌之间的关系，“是彼此成就了对方”。

　　“公益不是一腔热血的冲动就可以做好的，如果说喜悦和满足感是促使我们开启这样一件事的原因，那么责任感则是把它坚持下去的动力。”

　　“很多人没有经历过，当你坐车，在山路上颠簸四五个小时后，见到学校孩子那一刻心中的感受；很多人没有看到过，一个山村的校长为了迎接我们走了几个小时山路，在外面欢迎我们的感动。”

　　一名志愿者这样发表自己的感慨，“即使是从地上捡起一片废纸扔进垃圾桶，也是改变世界。”

　　有外界人士坦言，“杨凌们”的梦想更值得珍视，“成就”的结果并不能取代“去成就”的过程。(注：本版照片来自传递童年教育促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