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女自称在工作场所遭同事强*** 维权屡屡受挫

离开的路上充满了无奈何艰辛

　　9月9日，从西安去河南长葛时，19岁的陕西女孩蒋红并未料到，这趟打工之旅竟会以一种屈辱的方式结束。工作半个月后，她在工作场所被一同事“强***”，接下来她和工友们的维权却屡屡受挫。

　　为了生存，现在，蒋红和她的工友们已踏上了另一段打工之路，刚刚经历的一切，或许会被生活的惯性所掩埋。蒋红说，她突然明白了人世间的坎坷与艰难，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打工者的艰难。

　　■本报记者 薛振宇/文 赵雄韬/图

　　与一个月之前兴高采烈地从西安赴长葛相反，10月8日无奈离开时，蒋红(化名)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对于这个19岁的陕西女孩来说，这趟短暂的打工之旅收获的却只有痛苦和屈辱。

　　在一个足浴保健会馆工作了仅仅半个月，她就被同事“强***”了，随后对方却否认；接下来一帮工友“被打”，警方处理，他们又拿不出证据。

　　蒋红茫然了。“利益面前，人人都会说对自己有利的话。谁愿意把***说出来？”蒋红说，自己突然间明白了人世间的坎坷与艰难。

　　●工作场所意外受辱

　　受到侮辱的蒋红哭了一会儿，想起宿舍里有一把水果刀，就跑回去拿。至于拿到水果刀之后想干什么，蒋红说自己当时也不清楚。

　　事情发生在蒋红到长葛打工半个月之后。

　　9月初，正在西安打工的蒋红接到同村村民张青(化名)的电话，说河南长葛有一家新开的酒店，叫豫港商务酒店，酒店二层设有一家足浴保健会馆，即将开业，急招足浴技师，月工资是3000元至6000元。张青是足浴保健会馆的一名主管，问蒋红要不要过去。

　　这个工资待遇对蒋红来说，还是相当有吸引力的。9月9日，她和一个老乡从西安出发，前往长葛。9月10日凌晨3时到达长葛，当日上午10时便开始干活。在那里，她见到了几名陕西老乡，包括张青、赵娟(化名)等人。

　　悲剧发生在9月26日下午2时30分左右。那一天，会馆的技师培训点完名后，蒋红从一楼上来，手里拿着一支别人递过来的烟。碰上同在会馆打工的男同事马某，马某乐呵呵地一把从蒋红手里把烟抢了过去。蒋红便上去抢，两个年轻人嬉闹着，马某转身进了二楼一间房，蒋红也跟了进去。

　　蒋红说，在那个房间里，马某用一个沙发顶住房门，不顾她的反对，强行和她发生了性关系——整个过程中，她挣扎、反抗、呼救，甚至用烟灰缸砸了马某的头部，但都没能阻止自己受辱。

　　后来，蒋红的几位老乡听见了蒋红的呼喊，推开了房门……

　　最早进入案发现场的于某说：当时，蒋红衣衫不整，衣服被撕烂了，手里还拿着个烟灰缸。马某则迅速地逃离了现场。

　　受到侮辱的蒋红哭了一会儿，想起宿舍里有一把水果刀，就跑回去拿。至于拿到水果刀之后想干什么，蒋红说自己当时也不清楚。

　　●报警还是不报警？

　　蒋红承认，张青报警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她也承认，如果不是张青报警，她本人很可能就这样自认倒霉，吃个哑巴亏算了，也不会寻求法律的帮助。

　　不过，蒋红和工友们并未立即报警。

　　当时，足浴保健会馆经理牛宝钢正在店里，他打电话通知另一位经理钟某，钟某的另一个身份是马某的舅舅。

　　钟某说，当天他在郑州出差，事情是下午两点半左右发生的，大约下午6时，他接到牛宝钢的电话。当晚9时，他赶回长葛，找到蒋红进行了一次对话。

　　蒋红记得钟某好像告诉过她：女孩子的名誉很重要，这件事如果报警，大家肯定都会知道，对你没什么好处，反正这事已经发生了，你就跟马某处朋友算了，结婚，让马某对你负责，或者是赔偿你几千块钱。再不然，你也可以报警。

　　蒋红六神无主，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甚至记不清当时自己跟钟某说了些什么。不过，钟某说，蒋红当时告诉他“如果我想报警，就不会等六七个小时了。”还说一定要见到马某。

　　钟某判断蒋红是不想报警，就出去找马某。同时，他觉得蒋红要是还住在员工宿舍，可能会有伤自尊，就把酒店三楼一间房子的房卡交给蒋红，让她上去住。

　　而就在钟某出去寻找外甥的过程中，蒋红的老乡张青思前想后，还是觉得应该报警。

　　因为他听说过类似的案子，如果报警时间拖得久了会对受害者非常不利。张青报警了。这个时候，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9个小时。

　　蒋红承认，张青报警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她也承认，如果不是张青报警，她本人很可能就这样自认倒霉，吃个哑巴亏算了，也不会寻求法律的帮助。因为毕竟钟某所说的女孩子的名誉之类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接到报警后，长葛市公安局长兴派出所的***迅速赶到现场，把蒋红等人带到派出所做笔录。正在外边找外甥的钟某也接到电话，让他把外甥带到派出所。

　　钟某吃了一惊，他不明白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事还是闹到警察那儿去了。但他还是找到了外甥并将其送到了派出所。

　　同时，酒店的两位老板赵某和范某也被警方询问，他们的说法让蒋红非常悲愤和寒心——老板说店里不可能发生强***案，他们搞对象玩呢。钟某也说，自己此前就发现马某和蒋红有恋爱倾向。

　　蒋红则坚称自己和马某绝对没有恋爱，她和马某只是同事，相处得还可以，不算亲近，也不疏远。“以前马某也从来没有追过我。”

　　●静坐维权

　　足浴保健会馆老板高某直接告诉蒋红：不要找店方的麻烦，不要和店方谈赔偿，不要把事情闹大，即使闹大，他们也能把这件事压下去。

　　9月27日，足浴保健会馆内发生强***案的消息传了出去，蒋红的很多老乡、同事便闹了起来。不少人觉得这个地方的安全无法保障，便以足浴保健会馆经理牛宝钢为首，向店方提出辞职，要求结清工资，同时要求店方对蒋红所受到的伤害给出一个说法，就自己应担负什么样的责任给出说明。

　　对于店方来说，足浴保健会馆即将在10月1日正式开业，但当时人手还有些不足，如果再有十几个人辞职，将会造成不小的损失。就这样，双方僵持住了。

　　而对于蒋红所受到的伤害，店方坚持认为自己没有责任。足浴保健会馆老板高某直接告诉蒋红：不要找店方的麻烦，不要和店方谈赔偿，不要把事情闹大，即使闹大，他们也能把这件事压下去。

　　于是，打工者们的维权行动逐渐升级，他们在豫港商务酒店门前静坐，但也没起到多大效果。店方也进行了一些说服工作，其中一些人就又去上班了。一开始和蒋红等人一起提出辞职的同事有十四五人，最后只剩下了10人。

　　9月30日下午，足浴保健会馆几名保安、服务生进入蒋红所住的房间，要求她搬出去。一位保安队长打开了蒋红的包进行检查，然后提了出去。

　　这个房间是强***案发生后，钟某为了照顾蒋红的自尊开的。蒋红认为，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能就这样搬出去，便与来人发生了争吵。

　　争吵声惊动了和蒋红站在一边的老乡和同事，他们赶过来，与店方发生对峙。最后，店方让步，暂时撤退。

　　10月3日，双方的对峙进一步升级。蒋红的陕西老乡们将蒋红的遭遇写了一份材料，在社会上散发，控诉店方未能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而对于受伤害的员工又缺乏基本的同情。

　　当天下午，会馆老板高某与蒋红再次谈话，再次强调店方没有责任；如果再闹下去，店方将通知其父母，让他们来把蒋红带回去。

　　这些话刺激了蒋红，因为事情发生后，蒋红一直设法避免让家里人知道。蒋红再次情绪失控，跑到酒店楼顶企图跳楼。此举惊动了公安、消防部门，在众人的劝说下，蒋红才从楼上下来。

　　●半夜被赶出酒店

　　“我们身上都没什么钱了。花的是赵娟的钱，她爸爸给她卡里打了500元的路费，让她回家。”

　　蒋红被劝下来后，长兴派出所一位***做了很多工作，让她“先安心在这儿住着”。

　　然而，在警察离开20分钟后，又有20多人冲进她所住的房间，进门就往外搬东西。据几位当事人说，牛宝钢上前阻拦，被人揪着头发打倒在床上，鼻子也被打破。蒋红也被人架着胳膊往外拖，蒋红挣扎反抗，有人上来打她，蒋红的老乡赵娟冲上来抱住她，两巴掌扇到了赵娟头上、脸上。张青眼看着女友赵娟被打，冲上来试图还击，但根本不是对方那么多人的对手，混乱之中，挨了几拳。

　　这一场斗殴，店方后来极力否认，而蒋红等人也试图证明确实发生过，但最终也未能提供直接证据。

　　当天晚上，蒋红被赶出了酒店房间，行李被扔在楼道里。那一晚，一位至今还在会馆打工的当地女孩在三楼见到了被赶出来的蒋红等人：有人在哭，有人低着头，冰冷地沉默着，蒋红躺在楼道的地毯上，赵娟抱着她的头，低声啜泣。

　　这位当地女孩说，她心里很难受，出门在外真不容易，被人欺负成这个样子，到哪里说理去呀？

　　“警察来的时候冲突早已经结束，店方大获全胜，我们这边好几个人挨了打。”报警的田静这样告诉记者。当老乡们和店方发生冲突时，这个女孩没有参与，而是躲到了一边。

　　她说自己一个小女孩，身在外地，只想老老实实地打工，干干净净地赚钱，不想打架，也不敢打架。

　　后来，由店方出资，警察带这些与店方冲突的打工者离开了豫港商务酒店，到另一家酒店开了两间房，安顿10名打工者暂时住下。

　　10月4日上午，警察过来给蒋红等人做笔录。其中蒋红、牛宝钢、赵娟、张青、董某等5人提出在前一天晚上的冲突中被打了。警察要求他们做伤情鉴定，并为他们出具了鉴定委托书。但他们都没有做，理由是“没有钱”。

　　这也是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我们身上都没什么钱了。花的是赵娟的钱，她爸爸给她卡里打了500元的路费，让她回家。”田静说。

　　●她实在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长葛的遭遇让这个不怕吃苦的姑娘差点崩溃。她知道，在她仅仅工作了十来天的那个足浴保健会馆里，有很多人同情她，同时也流传着一些对她不利的言论。她实在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10月5日上午，他们到派出所要求主持公道。一直到晚上十点多，一位警官答应给协调，并给了他们100元钱，他们在派出所旁边的小旅店住下。

　　10月6日下午，长兴街道办社会法庭、长兴派出所等单位在长兴街道办召开协调会，希望能够让这场发生在足浴保健会馆的冲突画上一个句号。

　　这些来自异乡的打工维权者们，要求店方支付这一段时间以来的工资，并对10月3日晚的暴力冲突给予赔偿。

　　协调工作做得很艰难。直到10月7日下午，双方才在长兴街道办事处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蒋红等人拿到了工资，但他们反映的店方和他们之间的打架事件，店方不予认可，经调解，店方愿意给5名自称被打者赔偿300元精神安抚费，此事得以了结。

　　对于这个调解协议，办事处的解释是：蒋红等人虽然主张自己被打了，但没做伤情鉴定，也看不出伤痕。店方坚决不承认。作为调解者，只能是劝说店方拿点钱出来息事宁人。店方也觉得很冤，但因为还要在这个地界做生意，也就只好给办事处一个面子。

　　10月7日晚，蒋红等人领到了工资和精神安抚费，10个人找到一家小旅馆，花120元钱找了10张床，住了一晚。记者与豫港商务酒店老板赵某电话联系。对于蒋红等人反映被打一事，这位赵老板的答复是“打个屁”。他愤怒地给这些打工者们一个评价：“这些无赖，这些刁民！”

　　一位保安甚至质疑蒋红在10月3日的自杀行为是在上演跳楼秀：“为什么不直接跳下来，而是边喊着跳楼边让自己人报警？”

　　10月8日上午，蒋红被派出所***叫去两次，告知她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刑拘，报请批捕，并在证物单上签字。

　　事情暂时告一段落，而对于蒋红来说，心里还是满腹屈辱和怨恨。

　　19岁的蒋红来自一个八口之家，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前几年家境困难，随着几个孩子都出门打工赚钱，情况逐渐好转。蒋红很早就出门打工，两个弟弟初中毕业后也开始打工。

　　蒋红觉得自己的承受能力还可以，她虽然年纪小，却吃过很多苦。2007年3月份，她只带200块钱孤身前往杭州，到了后又参加培训班，培训费花去了110元，实在没有钱住店，晚上就睡在公共草坪上，白天去上课。完成培训后，应聘到一家工厂，厂里上班要办工卡，成本费15元，她连这个钱都拿不出来了，只好向家里开口求助，然后进厂挣钱。

　　但长葛的遭遇却让这个不怕吃苦的姑娘差点崩溃。

　　她知道，在她仅仅工作了十来天的那个足浴保健会馆里，有很多人同情她，同时也流传着一些对她不利的言论。她实在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收获了怨恨的奔波青春

　　10月7日晚上，张青曾经和另一个男孩商量，要不要就这样憋屈地离开长葛。他甚至想过不计任何代价，把那些欺负过他们的人全部撂倒，“弄个鱼死网破”。

　　10月8日中午12时，在旅店老板的催促下，蒋红等一行10人收拾行李离开了。其中7名陕西人，一名山西人，还有两个云南人。他们一起坐长途汽车到郑州火车站，然后分道扬镳。

　　两个云南女孩准备去四川打工，蒋红、张青等人准备先回西安。而田静准备去榆林，一位以前的同事正在那里打工，可以介绍她过去。

　　临行前，18岁的张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发誓，这个仇将来非报不可！”年轻的面孔上，有些被仇恨扭曲的表情。

　　这个18岁的小伙子，已经有三年多的打工经历。初中毕业，他就出来了，其实当时学习成绩还算可以，但家庭困难，“不想看着父母为学费发愁，所以只能无奈又悲壮地走上社会。”他说，以前的打工过程中，也遇到过受欺负的事，例如拖欠工资、被脾气不好的客人教训之类的，但大都忍气吞声了，因为出门打工，说到底就是想靠自己的劳动挣一碗饭吃，而不是争一口气。

　　但这一次蒋红的受辱，让他感觉忍无可忍。他简单地认为，既然挨打并报案了，警察就应该把打人者“抓起来”，这才能体现法律的威力，才能体现“恶有恶报”。而事实上，他们抗争了几天，打人者没负任何责任，而他们也只领到了屈辱的300元，即所谓的“精神安抚费”，而且还是“照顾弱势群体”。“好像还是我们在赖人。这还有天理吗？好像我们这顿打白挨了。”

　　而另一个让他愤懑的事情是，和他一块到长葛打工的于某，由于家里有事，先回了陕西。他们想替她把工资领出来，也遭到店方拒绝。店方要求于某自己领工资——为了几百块钱的工资，让于某从陕西跑一趟河南，显然不现实。而这就是这些背井离乡打工者有时候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环境。

　　10月7日晚上，张青曾经和另一个男孩商量，要不要就这样憋屈地离开长葛。他甚至想过不计任何代价，把那些欺负过他们的人全部撂倒，“弄个鱼死网破”。

　　虽然他们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但张青明显还是满腔怨恨。

　　回到西安后，蒋红和张青没在家呆几天，又踏上了打工之旅，他们又能怎么办呢？毕竟生活还得继续。

　　刚刚经历的一切——曾经的希望和后来的屈辱愤怒——并没有在他们年轻的心中彻底消失，只是暂时被生活的惯性掩埋了，谁也不知道未来他们还会遭遇什么，还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在心中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