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哭笑不得。哄也不是（他那时道行还浅，脸皮还薄），抢也不是（估计他是觉得哪怕是要回自己的东西，用这种手段也太野蛮）。
最后还是我比较识大体，比较有同情心，从莲手中帮他拿回了皮夹。事后他承认，那天他是从我们的房间里“逃”出去的。至于晚上有没做恶梦，他说那属于他的“隐私”范围，我们无从得知。
后来，莲与我慢慢疏远，反而翔因为我的电脑不断出现新的故障而从不曾断了联系。有阵子他一直比较忙，在爱情的水深火热中，高温与严寒交替，让他的身体一直不甚健康。每次濒临倒下之际，他就给我打电话，请我吃饭，想大肆诉苦，倾倒怨气。
我从没让他如愿过。一顿饭，上冷菜时我还能装腔作势地给予一些同情；炒菜接着上，我就开始信口雌黄，大发谬论；等到上汤时，他就只能两眼呆滞地坐着，听我演讲关于世界观人生观的“专业学术性”论文了。米饭当然是在晕头转向中塞进肚里的，因为那时我已在用历尽沦桑的口吻向他讲述我的坎坷人生经历了。越说越沉重，越说越深刻，直到他一边买单，一边安慰我应该看到生活还是阳光灿烂的。
他晕晕乎乎送我，我轻轻松松到家。当然，也许在晚上他突然清醒，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打电话来向我讨个公道。但是没关系，因为那时我已经睡得迷迷糊糊了。
他和他的“至爱”（他自己的形容方式）恋爱了二年。我前前后后总共骗取了五六顿这样的美餐。直到他们分手，我才意识到，这样的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两年中，他一直无怨无悔帮我修着电脑，WIN95、98重装不下几十次，此项工作不断地为我们的革命友谊添砖加瓦。（此句话在整篇文章中如画蛇添足，但如果不加上去的话，翔看到后是要生气的。）
我基本上算是那种无所事事的人，而他在一段轰轰烈烈的世纪之恋后也开始游手好闲起来。
我们相互约着看电影，吃肯德基，或是换季时陪他去买衣服（这事只发生过一次，那天逛完整条科甲巷和伊藤洋华堂后，当他发现他只花了一百元钱买了一件T恤，但手中却拎满我的大包小包后，他发誓以后再也不要我陪他买东西了）。当然，每次见面前，必须要先在电话中明确的是如果有公共费用（如吃饭）产生，是谁掏钱。
偶尔他来我家看VCD，晚了便睡在我这里。甚至换上我那件比较宽大的睡衣。冬天我在外面的房间上网，他在里面睡觉。我越坐越冷，就进去钻进被窝。他被我吵醒睡不着，就会开始埋怨我的睡衣怎么这么小？空调的声音怎么这么响？嫌我家的台灯光线太亮，嫌我动得太多，把本来很暖的被窝弄得冷冰冰的。最后还会要求我出去帮他泡杯咖啡进来。我不肯，让他自己去。他就说，这是你家啊！我是客人，怎么能自己去泡咖啡呢？
我只好说，听你嫌这嫌那，我都快把这里当成是你家了。
他为之气结，说不出话来。然后使出惯用的一招——掐我。我只好闭嘴，出去泡咖啡。——识时务者为俊杰。谁让我生来就如此聪明智慧？想笨一点顶着干都难！